关　雎

刚刚收到领取养老金的银行折子，就拿起杨文颖兄新近出版的《秦腔清谈》来读。但这绝不表示，在阔别舞台十年之后，又生了重为冯妇的念头。在岗攘攘多士，如花开千树，均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以逃亡之身，荒疏既久，何所能为？难道大半辈子还没有折腾够？我之所以读这本书，实在是因为不得不读，而且一路读来，颇见多处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笔墨。尤其令人怦然心动的是，他的许多回忆也勾起了我的一重重、一段段、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远的许多回忆。回忆是什么？是一种寄托？另一类的搜寻？远眺前尘时泛起的思索以及品味？在他，当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我，则仅仅是怀旧，野人垂老，怀旧而已。但无论是壮心不已的有所为和怀旧而已的无所谓，却同样生于不能忘情这条根（只不过枝叶走向不同罢了）。不能忘情，便难免频生涟漪，便不能心如止水。

比如他用昆曲艺术家俞根飞在《太白醉写》中的表演和秦腔表演艺术家刘毓中在《三滴血·路遇》中的表演进行比较时的那一段表述：

这使我联想到８０年代初，昆剧名家俞振飞来西安献演《李白醉写》，其中几个颇为独到的细节处理。

一是“反戴乌纱帽”。这与“路遇”的“歪戴”有异曲同工之妙。此种应属“丑角”的技法，竟破格用于诗人李白，一下子突出了李白的“醉”意，并顺势点出李白对于这顶乌纱帽的极不在乎，果然“狂放”。

一是“屁股对皇上”。因为醉了，上殿参驾时，竟不辨方位朝着殿外一揖。这就使所谓“面圣”适成其反，把李白对皇帝老儿的不敬表现得异常大胆，却又十分巧妙自然。

一是“醉卧金銮殿”。在金殿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王公大臣无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唯独李白，竟敢乘“醉”横躺于地，这比之一般的“醉坐”，不知要鲜明泼辣多少倍，真是神来之笔，令人叫绝。

这几个细节都紧紧连着“醉”，但又似醉非醉，借酒抒怀，既合理而又见性格，飘飘诗仙的傲岸之气无处不在。

可见，精当真切的表演艺术细节，不但能够赋予剧中人物丰满的血肉，还能起到以一当十、深化思想内涵的重要作用，给人以美感享受和启迪联想，珍贵之极，这也是作为成熟的表演艺术家，所惯常使用的精妙技法，刘、俞皆然。（引自《秦腔清谈》第７—８页）

这是一段相当精到、密致的评论，而当时同样在台下的我就没有他看得这般仔细。为什么呢？这当然和我一贯的“好读书不求甚解”的疏懒以及他作为专业导演的舞台积累与职业眼光有关。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者是也。何况恰逢其时，我正处于另一个强烈的兴奋的控制之中。因为在这一出戏之前，刚刚看罢梁谷音的一折“思凡”，陶醉之余，真有一股像当今疯狂的球迷高呼“××不败”那样当场大呼“戏曲永远不会消亡”的冲动，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人道主义光华四射而又使不可替代的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得以充分展示的经典之作呀！它所要冲决的，所能完成的岂可以千百年间的人事感知为限。不用说，那一声到底还是没有能，也没有敢喊出来，我一凡庸之辈，一向的木讷和怯懦，而呐喊是需要一些勇气，是需要适当的场合和方法的。于是，憋在心口上的那种感觉，既不自在又干扰灵智，也就不能顾及其它了。

没有看清《李白醉写》，在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困扰了我一生的“杜甫情结”。我始终认为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绵长而巍峨的山脉（如列·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马尔克斯之于拉丁美洲），他对人生和诗歌的追求，自然就成了我生命中奉为圭臬的信条。什么“穷年忧黎元，叹息肠中热”呀，什么“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呀，自从读书伊始，弄得我颠颠倒倒了几十年，至今不知悔改。其实想来当真可笑，忧不忧黎元原本是当道者的事，不当其道，忧之何益？而自古以来，倒有几个真正想知道又愿意让人说及“生民病”的天子？顶多不过，或者作为“政治清明”的点缀，或者为了争权夺利的急需，才会摘三发五，彰示于人。他们最需要的仍是用以证明其奉天承运的《大明英烈传》，用以描画其太平盛世的《清明上河图》，《兵车行》自然远远不及《清平调词》来得悦耳动听。于是较之于拘泥不通的杜甫，我对一生洒脱得紧的诗仙李白，于崇敬之余，总含着嘟嘟囔囔的一些不以为然的“腹非”之词。兼之前些年出过的那本惊世骇俗的扬李抑杜的奇绝妙绝的煌煌论著，更加激起我的“逆反”情绪，所以，但凡读着有关谪仙人的故事，总时不时地惶惑或走神。《李白醉写》一出，于当日疏于领教，倒也好像顺理成章，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了。不过时隔二十年，经文颖兄这么一点，这才悟出当初的马虎与麻木。其实像他那样把俞老先生的表演仔细品咂一下，当能品出李白个性中那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清冲之气的味道的。而且歌颂女性之美原本是古往今来诗人们的天职，明眸皓齿与清词丽句相得益彰，尽管对象是天子宫中的贵妃娘娘，但只要真地写出了她的绰约与秾丽，至多判他个风流过失，普希金笔下的少女与美妇，又有几个是劳动妇女呢？后来专门哀唱秦中苦吟的白乐天不是也重蹈过“清平调”的“覆辙”，却偏偏给文学史留下了一曲千古绝唱《长恨歌》吗？可见我过苛的责求，是有些冬烘迂腐的了。

那么“醉写”一折的品格到底应该怎么定级呢？关键要看李白的酒疯主要是撒向作为权臣势要的符号高力士；还是连同他的背景力量唐明皇一鞭子吆过去。如果仅仅是前者，大诗人李白其实不过也只是一个借酒盖脸，撒娇使性，邀宠争幸的弄臣；如果捎带上后者，做作一番，戏耍一回，以自己无敌的诗才与灵气，搞得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老儿怒也不是，气也不是，只得呵呵傻笑，倒也能使天下怀才不遇者吐积年之闷郁，逞一时之快意，台下的看客中，有人报之以莞尔，似乎亦未为不可。

追寻原作的思路，好像也没个定位。因为我尚看到过另外版本的演出，调侃多止于高力士，而俞老的表演，就记忆所及和文颖兄的回述看，好像更趋于后者。虽然都是想伸展一下在权势压抑下世人们扭曲了的人格，但这一前一后，或者伸展得更加丑陋，或者伸展得颇见洒脱，便显得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了。记得当时，我虽然看得并不经心，但不由得仍是笑了一笑，长长地吁出一口气，还暗暗地叫了一声好，大概终于还是感到了一点什么吧。

可见演员扮演角色，对于人物性格的诠释和美学意义的阐发，关键在揣摩得透和拿得准这两个环节上。刘新民君曾经给我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说的是“文革”时侯宝林在西安逗留期间，日长无事，便和曲艺团的小青年们打扑克，打来打去，结果总是他赢，小青年们怎么打都得输。侯氏觉得兴味索然，不由停牌罢打，进而喟然兴叹：你们就是弄不明白这个道理，其实打扑克和说相声是一样的，出牌叫牌，虚虚实实，哪个时候该停顿，哪个时候该张扬，逗哏甩包袱，都要恰到好处，才能说出好段子来（大意如此）。这一段表述，虽由生活小节中引出，用来参照一下本文谈的要点，好像还不是百分之百的风马牛不相及，也许能让人产生出点联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