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怀兴

我所说的戏外功夫，主要是指读书。读书，并不仅仅为了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人，从书中可以学到许多立身处世的道理。在回乡种田的岁月里，家中一贫如洗，我何以能有顽强的毅力坚持读书呢？就是因为我非常钦佩颜回的好学精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因为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句名言在激励着我，因此身处困境而求知不倦，自强不息。如今商品大潮汹涌而来，但并不影响我的读书心态。跟当年比起来，我读书的条件不知优裕了多少倍，已经拥有一个书房，近千册藏书，不愁吃，不愁穿，物质上还奢求什么？一个人的精神充实比物质富有重要得多。“学然后而知不足”，年纪大了，书读多了，更觉得学无止境，自己所知的，不过是书海中的一滴罢了。于是，除了写作之外，我就常常独坐书房里，沏一壶清茶，读一本好书，与哲人对话，向先贤请教，偶有心得，便自乐欣欣！

我书读得很杂，我以为，在学识广博的基础上专攻一业，其业才能有大气象。我写的是戏曲，但戏曲剧本并没有读多少，六十种曲还没有通读一遍。去年偶然翻阅了无名氏的《鸣凤记》，为其第十四出《灯前修本》的奇妙构思而拍案叫绝，觉得今后一定要挤出时间好好读一读六十种曲，但又一年多过去了，还是忙得很，读不了，真遗憾！我过去喜欢的剧本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民间小戏，一类是外国戏剧。我觉得民间小戏有一股清新的野趣，外国戏剧却能引起灵魂的震颤。读小说的兴趣比读剧本浓，对外国小说的喜爱也胜过中国小说。文艺理论涉足很少，偶尔看看而已。对诗，则一般只喜欢中国古代的诗词曲，尤其是元朝散曲、小令，但读读而已，背诵不了。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我倒览了一些，《四书》看过两遍，《易经》也从头到尾啃过一遍。

刚开始看《易经》，如坠五里云雾里，十几天都只在第一页徘徊。读不进去，怎么办呢？后来先学卜卦，边卜边读，慢慢就从头到尾读下去了。一年中，也替一些朋友卜了不少卦，他们都说我卜得灵验。但读罢《易经》，我就坚决洗手不卜了。为什么呢？我以为天生各人各有所用，我今生的命运安排，大概就是写成，卜卦自有别人，我不能越俎代庖。因为我卜卦，悟性差，都是按朱子所授之法慢慢卜，卜一卦得花很长时间，卦象摆出来后，又只能照《易经》一字一句地解析。而有的人，文化水平比我低得多，卦却卜得很快，解得很神。从中我悟到老天没有赋我通《易》卜卦的天份，不得勉强去闯，知个皮毛就行了。

但读《易经》也有好处，从中让我想起了一个文艺功能问题。国人爱把中华民族比作是一条巨龙，自称是龙的传人。中华民族这条巨龙，一个多世纪以来睁眼看世界，被外面的繁荣强盛所震惊，为自己的落后贫困所害怕，就急于想腾飞，但一急就容易为眼前的利益所迷惑，饥不择食，往往闯祸，好的意愿却带来恶的后果。可以说这条巨龙常常处于亢奋状态，“亢而为害”、“亢龙有悔”，古老的哲学早就这么告诫我们。如何教这条巨龙少一点亢奋，多一点清醒，不要把江山乱折腾呢？只能花一些力气来牵制它。文艺或许应该具备这种功能。但牵制巨龙腾飞，岂不是阻碍历史进步吗？不是推动，就是阻碍；不是革命，就是反动。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变得如此简单了，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上去，而忘记了“承乃制，制则生”的古训，忘记了相生相克的道理，只许相生，不许相克，如此违背自然规律，怎能不受自然的惩罚，历史的嘲弄？

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也影响着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王安石是改革派，那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就是保守派；太平天国是革命的，那么镇压太平大国的曾国藩就是十恶不赦的反动头子了；根据严复晚年一反戊戌变法时期那种反孔姿势而推崇孔子，就断定他是由进步坠落成反动顽固……书读得一多，我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王安石那些本要富国强兵的新法，贯彻到基层往往都走样了，变成扰民的举措，司马光的反对，也不无道理；曾国藩是镇压了太平天国，但他发起了洋务运动；严复对东西文化的冲突，结合中国的问题探索了一生，晚年的思想可以说更成熟了……渐渐地，我悟出了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对问题应当全面观察分析。这样，对人、对事，我都有了独立见解，不会人云亦云，随大流、赶时髦。

我在中学时期，有一段时间痴迷于《孙子兵法》，看了好多遍，后来又从史书上翻阅了些古代战例，进行分析，觉得很有意思。当兵的时候以为我将来可以当上一名军事参谋什么的，让过去读的兵法有所应用，谁知两年之后退伍回乡种田了，当军事家的幻想破灭了。但三十年后老天爷竟然让我“纸上谈兵”，写电视剧《林则徐》、《左宗棠》、《郑成功》非具备一点古代军事思想不可。读《左》、《郑》两部剧本的朋友都称赞我战争场面写得好，却不知我早就对兵法下了一番功夫！不知曾从哪一本古代笔记中看到一则记载，说罗贯中年轻时有图王之想，后来图王不成，使舞文弄墨写起《三国演义》来了。我以为，这则笔记所说的是可信的。罗贯中若非早年胸怀大志，只如腐儒一般，哪能写出《三国演义》这种具有大气象的作品来？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我读高中时，由于父亲的政历问题而受到老师的歧视，逼得我不得不去读许多有关政治、历史的书籍，这就养成了我好读政史的习惯，也为我后来从事历史剧的创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我对王夫之的那一部《读通鉴论》很感兴趣，１９７６年社会乱惶惶的时候，我就躲在乡下老家，认真地读这部史论，并做了笔记。我的史识就是从这部书里得到的。十年浩劫，几乎买不到、借不到好书，难得弄到一本，就会如饥如渴地读，《古文观止》也是那个时候读的，因为书要还给人家，就不得不认认真真地抄了一百来篇，这为我后来的戏曲、电视剧创作打下了古典文学的基础。八十年代以来，书店可以买到好多书了，我买了不少，刚开始也认真地读一些，后来创作任务一重，来不及读了，有一部分只好当作摆设了。现在我读史书，是为写戏而读了。如要写《乾佑山天书》，就去翻宋史；要写《林则徐》、《左宗棠》、《郑成功》，更要翻阅大量的史料。为用而学，倒钻得进去，而且集中时间和精力专攻某一段历史，某一个人物，比漫无目的地走马看花要好，能让你增长很多历史知识，也会使你对历史、对现实、对社会、对人生有更深的认识，明白更多的道理。

我除了嗜好小说、历史的书籍外，还非常喜欢古代笔记，一则则奇闻逸事，谈玄说怪，常常使我入迷。也读些道家、佛家的书，努力想弄明白宇宙和人生的奥秘，然而天意高深莫测，岂容凡夫俗子参透？我不过体悟了一些为人处世的简单道理。如对无与有、空与色，我多少有点领悟。就读书来说，总是从无知到有知，但到了有知这个层次还不够，还必须继续努力，由小知变成大知，大知，便是大智，大智却又若愚；若愚与无知，貌似而实异。做人，要么无知，要么若愚。无知，老天不会亏待你，庸人多厚福；若愚，是悟了，悟了福多也无用，他会知足常乐。最可怕的是停留在中间层次的小知，也就是小聪明。处在这个层次头不着天，足不着地，悬在半空，却自以为高明，常常要弄小聪明，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处在这个层次也只知道怨天尤人，从不知道求诸于己，因为这个时候自我最容易膨胀。由此，我又想到写戏的机巧、手法之类。不错，刚学写戏要学点机巧、手法，但学多了，千万不要为之所束缚，还要能从中脱化出来，达到无机巧的境界。由此我又联想到对史料或素材的掌握，你要按集素材，搜集史料，你要钻进去，但钻到一定程度，又要跳出来，要让素材史料为你所用，当你的奴仆，而不是你为素材史料所束缚，当它的奴仆。佛不让我做佛家弟子，却敲了一下我的脑袋，只让我懂得这么一点儿佛法，用在尘世上，用在写戏上。谈到佛法，不能不谈到《目连戏》。

我是在１９９０年底才看到莆仙戏的《目连戏》。当时鲤声剧团排《目连戏》选场，是为了参加国际南戏暨目连戏学术研讨会的。看了戏之后，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这不仅是指《目连戏》有许多精彩的东西值得我借鉴，而且使我想起戏曲的教育功能问题。不敢说千把年以来，起码也是数百年以来，中国各个地方剧种大概都搬演过《目连戏》，向一代又一代的老百姓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你可以说，这是在愚弄麻醉百姓。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具有难以估量的震慑和教化力量，曾起过防止人作恶、劝导人行善，起着维系中国底层社会道德伦理的巨大作用。如今科技发展了，天堂的神话破灭了，地狱也被砸烂了，因果报应的思想当作封建迷信彻底批判了，《目连戏》也禁止公演几十年了（就莆仙戏来说，五十年来只为学术研讨会内部演出过两次）。人的精神归宿在哪里了？把人类从神权统治中解放出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如果人类丧失了敬畏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无数的黑暗和罪恶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近些年来，剧团又为各个宫庙演出了，这从艺术的发展来看，是件悲哀的事。但从戏曲的本体看来，它又恢复到原来的位置——配合神道，实行“高台教化”。

那么，作为一个县剧团的编剧来说，应当写一些什么内容的剧目，让剧团在宫庙的草台上演出呢？现在的农村观众，恐怕也接受不了《目连戏》这类宣扬因果报应的剧目了。我也不会去写这样的内容，但我也不能为人欲横流的社会推波助澜，而应该把对人的生存境遇，对人类、对人性、对人生予以深厚博大的现实关怀和超现实关怀，简单地说，是把我所理解的在举头三尺已经没有神明的天地里，该如何把个人的思考溶入通俗易懂的内容中，让普通观众去观赏。所以我写了《阿桂相亲记》、《借新娘》这类通俗的喜剧。我不反对那些宣扬人性解放的戏，我的《晋宫寒月》就带有这种意味。《神马赋》表层是李芳娘的性意识的觉醒，深层意义却是对古老文化如何获得新生的问题的思考。这个观点，也暗含了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论述：“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因为我的《神马赋》写于１９９８年，而这段文字是１９９７年才读到的，所以只说暗合。虽然我不是一个道学家，但我总是在想，人性解放有没有一条底线？潘金莲的身世固然令人同情，如果她与西门庆的通奸还可以原谅的话，但她合谋毒害武大，难道还应该替她寻找情理解脱吗？

我看过明朝的一些白话小说，对男女偷情作者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可是一旦触及到人命，作者的态度就变了。如《欢喜冤家》中的“李月仙割爱救亲夫”。李月仙虽然十分爱情夫，但一旦知道情夫是谋害她亲夫的凶手，就立即去向官府报案。人命就是一条底线，不能为了贪图自己的欢乐而残害别的生命。武大再卑贱，再委琐，也是一个人呀！要是思想解放到连这条底线都不再放在眼里，那还算有人性吗？做人，总该有点敬畏；写戏总该有点禁忌。前些年有个人对我说，二十四孝中有不少是假孝子，你应该写戏去揭穿、讽刺他们。是的，二十四孝的故事我也觉得有的很虚伪矫情，但我不敢去触动。因为多年以来一直批判孝道，孝的观念在中国已经十分淡薄了，我亲眼目睹不少老人晚景的凄惨，怎么能再去揭穿二十四孝呢？现在戏曲剧本不少是把人的非理性的一面强调到极点，以产生强烈的戏剧性，让观众激动、叫好，沉浸在一片狂欢中，谁还管它是不是在导致对人性的放纵，认同人性的腐化，瓦解维系人类文明的必要原则和道德——就是我所说的底线。我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困惑。椧

当然，文明也不是那么脆弱，几出放纵人性的戏摧毁不了它。我完全不必杞人忧天，也不该为此而义愤。我只是一个县剧团的编剧，只管自己写戏就行了。如今是多元化的世界，谁也不会求你写什么、怎么写，只有时尚会诱惑你，因为追随时尚，就会有名利。我有时也禁不住心跳手痒，跃跃欲试，但正如１９９６年底一位藏传佛教的活佛说我：“你有时也会产生坏的念头，但始终不敢付诸行动，因为你胆子太小。”迎合时尚，虽然不是做坏事，但总觉得那样有失厚道，胆小的我就不敢动手仿效。再说我写不好男欢女爱的戏。《晋宫寒月》、《戏巫记》、《叶李娘》中的爱情描写，都一本正经，许多朋友都批评我不识男女之情，写不了爱情戏。画虎不成反类犬，既然写不好纵情愉情的戏，还是老老实实走自己的路吧！看到别人的戏在媒体上出风头，我也会倍感寂寞。这时，我便以一个外国作家的一段话来自我安慰：“写作需要的是全副心灵，而不是趋附时尚，不应该在文字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寻找自我。”于是，我的心又慢慢平静下来了。

当前正是中西文化不断冲突、扭结、交错的阶段，社会变革日益深刻，观念冲突日益复杂，纵横交错的多元思潮，变幻无穷的生活海洋，常常会使我们苦恼和彷惶，灵魂充满着矛盾和痛苦。我们要努力从历史、民族、文化、哲学、人生这些大背景里去沉思，去理解、去发现今天的生活。但是，我虽关心政治，却不是一个政治家；我虽钟情历史，却不是一个史学家；我虽探索哲理，却不是一个哲学家；我虽叩问上苍，却不是一个宗教家。我还是我，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戏曲编剧，没有先知先觉，没有大智大勇，许多人生之谜我解析不了。我惶惑，我痛苦，我沉思，历史和现实的生活浪潮在我胸中汹涌，逼得我不得不写，一吐为快，于是一个个剧本就写了出来，是非得失都由他人去评说。

１９９３年春天，我独自站在乌鲁木齐郊外，望着茫茫无际的戈壁滩，心情格外苍凉，觉得与茫茫的宇宙比起来，个人生命何其短暂，能力何等渺小！应该心不旁骛，只专注于最符自己兴趣的事业，如《周易》中所说的那样：“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精神专一，奋苦数十年，那么，或许会像郑板桥所说的那样：“神将相之，鬼将告之，人将启之，物将发之！”滴水穿石，或有所成！就我来说，此生已安身立命于戏曲，“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甘为戏曲作吐丝的蚕，燃血的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