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其桢

中国的碑从其产生、发育到繁衍、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那末,在我国历史上,碑究竟始于何时?通过对古代典籍的考溯证实,我国的碑早在春秋时代即已产生。

汇编了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仪礼》(简称《礼》,亦称《礼经》或《士礼》),是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这部典籍,一说是周公制作,一说是孔子订定,历来受到各代学者的高度重视。汉代著名学者郑玄对该书作了较为详细的注释,著有《仪礼注》,唐代贾公彦著有《仪礼义疏》,清代胡培羽军著有《仪礼正义》等。在这部专家考订为战国初期至中叶间成书的儒家经典中,就有关于碑的记载。《仪礼·聘礼》曰:“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礼记》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相传为西汉学者戴圣编纂,全书共有49篇,为儒家经典之一,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东汉郑玄著有《礼记注》,唐代孔颖达著有《礼记正义》,清代朱彬著有《礼记训纂》等。在这部大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所记的儒家经典中,也有不少关于碑的记载。这些记载及后人的疏都清楚地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碑了。当时的碑共有三种:一种竖在宫廷院内,用以测量日影计时;一种竖在宗庙里,用以拴系用作祭祀用品的牲口;一种竖在墓穴四角,“碑”石上有穿孔,用以安装辘轳,牵引绳索,在下葬时将棺材放入墓穴中。

汉代著名学者许慎,在其我国最早的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中,对“碑”作了这样的解释:“碑,竖石也。”汉代著名训诂家刘熙,在他仿《尔雅》体例所著的《释名》一书的《释典艺》中,对“碑”及“碑”的名称的由来作了这样的解释:“碑者,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他们的这些解释,与《仪礼》、《礼记》的记载及郑玄的注、孔颖达的疏是相一致的,是对《仪礼》、《礼记》的记载和郑注、孔疏的有力印证。对于上述三种最早的碑,清代嘉道间著名学者王筠,在其《说文释例》中,作有更为明确的阐述:“古碑有三用:宫中之碑,识日景也;庙中之碑,以丽牲也;墓所之碑,以下棺也。”综上所述,儒家经典《仪礼》、《礼记》的记述和历代有关权威学者所作的解释,都清楚地表明,碑并不是从秦代才开始有的,更不是始于汉代,在春秋战国之前即已有之。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深究,则可以发现,其实这个问题,明代学者徐师曾早在四百多年前就已阐明。他在《文体明辨·碑文》中清楚地指明:周穆王和秦始皇刻石并不是碑的开始,在此之前,宫室和宗庙“皆有碑”,“碑之所以来远矣”,而周穆王和秦始皇只是开始在石上“刻铭”,至于“后汉以来”只是刻铭“渐盛”,更不是碑的开始。我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其所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中也认为东汉只是碑上刻字的开始,并不是碑的开始,指出:“碑,用以刻辞,果始自何时?曰,始于东汉之初,盛于桓、灵之际,观宋以来之所著录者可知矣。”很显然,尽管《仪礼》、《礼记》中所说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碑,不论是石碑还是木碑均很粗拙,其形制和用途也均与后世的碑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认其是最初的原始的碑,它是后世的碑的始祖。后世的碑不论其有刻字,有图案,有一定的形制,如何的绚丽精美,都是由春秋、战国时没有刻字、图案的简单的“竖石”进化、演变而来的。把开始在碑上刻字即产生碑刻,与碑的产生混为一谈,将刻有·25·

字的碑的产生视为碑的起始,而无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有之的无字“竖石”是碑的始祖,显然是不妥的。那种只把后来经历史演变才在无字“竖石”原始碑的基础上发展产生的有文字的碑刻,视为碑的起源的看法,显然是忽略了事物起始的源头,犯了以“流”代“源”的错误,似不足取。

刻有文字的碑的兴起是在汉代,但这并不是说汉代以前没有石刻文字,只是在汉代以前石刻文字不称为碑,而是称为“刻石”。关于这一点,清代著名学者王筠在《说文释例》中亦曾作过明确的阐述,指出:“秦之记功德也,曰立石,曰刻石。其言碑者汉以后之语也。”从春秋时产生的无字、无一定形制的“竖石”原始碑,发展为汉代有“刻辞”、有一定形制的碑,这期间经历了一千多年漫长的演化过渡时期,而“刻石”即是这一演化过渡时期中碑的主要表现形态。

所谓“刻石”就是将文字刻在石头上,换言之,也即刻有文字的石头,故人们也往往称之为“石刻文字”,简称刻石,亦称石刻。

关于刻石记事,在我国先秦时代和秦汉时代的文献古籍中均有确切记载,诸如,《墨子》中就有“古者圣王……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的记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有“古之帝者……犹刻金石以自为纪”的记载。而这一时期之所以会出现“刻石”,考其原因,大约主要,一是因为随着人们社会活动的日益增多和社会事业的日益发展,所需要记载下来的事情越来越多;二是因为随着封建礼制、观念的日益发展和人们对名誉地位的日益看重,希望将功德记载下来以夸耀昭示于世的人越来越多。诚如东汉著名学者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所说的那样:“臣子追述君父子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原先,人们用以记事、纪颂功德的是甲骨和青铜器,其数量颇为有限,且较为昂贵,这时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相比之下,石头的来源却非常丰富,取材方便,价格低廉,且质地坚硬,与甲骨、青铜器一样,同样能垂之久远,因而在石头上刻字以记事、纪功、颂德、纪念便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碑文》中作过论述,指出:“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则碑之所以来远矣,而仿效刻铭,则自周、秦始耳……皆因庸器渐阙,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也。”经过漫长的“刻石时期”,碑从最初的没有文字的“竖石”原始碑,演进为刻有文字、有一定形制的碑。而刻有文字、有一定形制的碑经过长期的演进和发展,又逐渐繁衍成为一个成员繁多、规模庞大的碑家族。今日我们所说的“碑”,包含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内涵。从狭义来讲,它只是许多石刻文字种类中的一种,是指那种刻有文字、经过精细磨制加工、有一定规格尺寸和形制的长方形立石;而从广义来讲,就如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所说的,“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也就是说,泛指各种种类、形制的石刻文字,即凡石刻文字统称之为碑。而将石刻文字统称为碑,《语石》中又指出:“当是汉以后始。”这也就是说,自“汉以后”演进发展到清代,碑的含义已引伸、扩展为刻石、碑、碣、摩崖、墓志、刻经、造像记、塔铭、石阙铭、题名、桥栏桥柱题记、井栏题记、食堂(享祠)纪事、墓艹别(刻于石上、埋在墓中的买墓地的契约)、界石、画像题字、石刻字帖等等一切有文字的石刻和线刻图画碑的总称。

在上述广义的“碑”的各类石刻文字中,“碣”是“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品种和阶段。关于“碣”的名称的由来及碑、碣的区别和联系,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作过不少解释和阐述。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碣,特立之石。”可见他对碣的看法和对碑的看法“竖石也”并没有多大差别,根据他的研究考察和理解,碣和碑基本上是同一类东西。唐代封演在《封氏闻见记·碑碣》中说:“碣亦碑之类也。《周礼》:‘凡金玉锡石木曷而玺之。注云:‘木曷,如今题署物。《汉书》云:‘瘗寺前木曷著其姓名。注云:‘木曷,木弋也。蒼,木弋也。蒼木弋于瘗处,而书死者之姓名。木曷音揭。然则物有标榜,皆谓之木曷。郭景纯《江赋》云:‘峨嵋为泉阳之木曷,玉垒作东别之标是也。其字本从木,后人以石为墓碣,因变为碣。《说文》云:‘碣,特立石也。据此则从木从石,两体皆通。”在《后汉书·窦宪传》里,班固的《登燕然山铭》中有“封神丘兮建隆碣”句,李贤注云:“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辞海》对此解释说,碣即是“圆顶的碑石”,并进一步说明:“古人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圜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后世碑碣名称往往混用。”摩崖是广义“碑”中数量最多的一·35·历史教学2000年第7期

种,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对摩崖所作的解释是:“摩崖者,刻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辞海》的解释是:“在山崖石壁上镌刻文字叫‘摩崖。”上述这些论述和解释,阐明了碑与刻石、石碣、摩崖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刻石、石碣、摩崖从广义上来讲都属于碑的范畴,是无一定形制的碑,它们既是无字、无一定形制的原始碑向后世有刻字、有一定形制的碑进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它们又是碑的两个分支。尽管自后世有一定形制的碑盛行后,刻石、石碣的形制渐衰,摩崖也相形见绌,但它们依然以自身的特有功能和价值,作为碑的特殊的独立形态被保存和延续了下来,与有一定形制的碑一起混用。很显然,将刻石、石碣、摩崖排除于碑之外,是不符合碑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客观事实的。所以,研究碑文化必须从广义的视角来研究整个碑的大家族,只有这样,才能对碑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碑源于人们的社会实际生活,又应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际。适应人们社会实际生活需要而产生的碑,必然又会随着人们社会实际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由于碑具有记事、纪功、颂德、褒奖、警策、训谕、惩戒、昭示、纪念、禁约、抒怀、寄情、标识等多种多样的作用和功能及其多方面的独特价值,因此,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人们对碑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人们立碑的动因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碑的用途越来越广泛,碑的数量和种类也越来越多。经过三千年的繁衍发展,碑在中国社会中的应用已拓展到十分广泛的领域,碑文化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刻载的内容,包含政治、军事、法制、吏治、宗教、文字、语言、书法、文学、教育、科举、历史、经济、科技、地理、天文、城池、建筑、水文、水利、民族关系、中外交往、宗族世系、津渡道桥、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神仙鬼怪、灾祸祥瑞、人民革命等等各个方面,几乎是无所不有。而碑所记载的人物,上至中华民族先祖、先哲圣贤、帝王将相、英贤豪杰、革命领袖,下至寒儒布衣、山野白丁、江湖隐客、市井小民、乡间老妪,几乎涉及到每一个社会阶层。总之,经过三千年历史的积淀,碑已经成为一部记载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包罗万象的石质百科全书,具有极其丰富而深厚的内涵,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备加重视和珍惜。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历史文学研究所)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