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焱��

我偶然得知哈尔滨日报社在招聘，就去凑了份热闹，不想无心插柳，做上了记者，开始了新闻生涯。

在我不满两年的记者生涯中，同其它记者一样，在荣戴着“无冕之王”桂冠的同时，也常听到人们对记者的一些微辞。今天我却很感谢在“1号行动”中需要我帮助的这些打工者，经过帮助他们，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职业。

(一)

1月19日，我同往常一样，拿着前一天贪黑整理出来的“讨钱明细表”，来到市劳动局。在走廊里，我先后三次被打工者拦住，他们都是来举报“香保海鲜楼”的。一个女孩子哭着说：“老板借口装修，让我们先回家。我们向他要工钱，他不给。今天早上，他把我们的行李都扔到大街上了。”事不宜迟，我和监察人员立即赶到“香保”。海鲜楼已经关门大吉，门口散落着花花绿绿的一堆行李、包裹，在萧索的冬日里，格外抢眼。我们立足未稳，一张张满是焦灼与期盼的面孔便汇聚过来，这些打工者从早上就站在寒风中了。在他们的指点下，我们绕到与海鲜楼毗邻的塑料厂，几经周折，才找到海鲜楼老板刘某的藏身所在。

八层高的楼里，这位“刘总”暂住在第五层，房门外，被加焊了一道大铁门，紧闭的铁门挡在我们面前，任凭我们怎样高喊、砸门，铁门内都是死一般的沉寂。

漫长的一段时间后，远远地响起了脚步声，一男一女出现在铁门那边，我的心一跳，有人就有希望。对我们一再盘查后，他们竟然提出要“隔门对话”。同去的摄影记者见此情形，便拿出相机拍照。这一招果然见效，大铁门“吱吱呀呀”地打开了。

三十多岁的刘浑身透出富贵气，高档笔挺的西裤，名贵的貂皮上衣，熠熠生辉的劳力士名表……。但一听我们是来帮那些打工仔要工钱的，他大摇其头，满脸无奈：企业困难，实在拿不出一分钱，“要是手头能有个百八千的，也不至于躲在这儿啊!”我们磨破了嘴皮子，刘才勉强同意给每个员工打欠条。

这个好消息却引起了楼下70多个打工者的骚动；我们没饭吃，没地方住，我们要钱!我们又一次来到五楼，两个小时后，刘终于许诺，当天还清打工者的抵押金，每人300元，拖欠的工资打欠条。可是，我们出去的唯一通道被两个女人堵死了。这两个女人一高一矮，面相凶蛮。后来才知道她们是向刘要贷款的生意人。

楼下的打工者等得不耐烦了!大铁门打开了，两个女生意人不顾一切往里冲，与海鲜楼的人发生冲突。混乱中，我们成了双方的替罪羊，我被人推来搡去，不知身上挨了多少拳打脚踢……我们一边把滞留的打工者疏散开，一边劝阻斗兴正浓的女生意人。离开海鲜楼时，我们整整被困了9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的传呼骤然响起，“香保”员工集体闹事!顾不上其它，我只身赶到出事地点。70余个打工者见我来了，纷纷痛斥刘不守信用，打的欠条既无法人签字也无所欠金额。到了五楼，我又开始了同19日一样的“囚禁”生活，只不过这一次先是要“一眼不眨”地监督海鲜楼工作人员给每个打工者做工资、打欠条。这天晚上，我们又是踏着月光离开海鲜楼。

(二)

“1号行动”推出不久，邻家的17岁小女孩就跑来问我：“什么是1号行动?”我解释说，是帮那些打工仔要回工钱。她恍然大悟，忽然说，那些打工仔肯定有挺多是“乔野”的。小女孩说对了。乔野二十一世纪娱乐有限公司是哈市一个赫赫有名的娱乐城，是一个极有背景的中日合资企业，也是行动中接到投诉最多的企业。

一个60多岁的盲婆婆走了一上午才颤巍巍地找到报社。她的女儿一年前去“乔野”打工，没干多久就被迫出走，至今未归。一个曾在“乔野”打工的小伙子亲手交给我一本“书”，封面上惊心动魄地写着“乔野罪行录”几个大字。“书”的内容是40多个曾在“乔野”打工的人在公安医院的验伤报告和他们的血泪控诉书。

对“乔野”我也是早闻大名。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经常看到一些青少年身着奇装异服出入“乔野”的的士高舞厅，便有要写一个关于这方面思考文章的冲动。可这冲动最终被人阻止了，行内的老大哥们劝我说，你知不知道“乔野”是谁开的，有很多记者想给“乔野”曝光，结果都打了退堂鼓，你刚干记者，千万别去捅马蜂窝。

真正了解“乔野”还是通过曾在“乔野”任总经理的张柄龙，身居高位的他去年毅然绝然地离开了“乔野”。他说：“‘乔野董事长小林敬语当时不同意我走，但我说，如果我再呆下去，就是‘汉奸，就不够人字两笔了!”张还向我透露了“乔野”黑幕：从1994年起，“乔野”便在广告上大作文章，以每月700－1000元的诱人高薪聘请服务员。这近似天价的薪金使打工者趋之若鹜，入选者更是小心翼翼，生怕砸了这饭碗。所以当他们上班时被告知“试用期工资为正式期的50％”，没有人敢提出任何异议，可他们不知道，“乔野”严明的制度中，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领班每月必须从其它打工者身上罚出4000元钱，如果领班完不成罚款任务，部门经理就要从领班身上罚出4000元。所以在“乔野”，员工打个小勺要赔70元钱也就见怪不怪了。

这种罚款机制使“乔野”的服务员更换频繁，而每个干不下去的打工者因“违反了店规”，非但工钱拿不到，500元至5000元不等的抵押金要不回来，反而要拿很多钱来“赔偿损失”……。更可怕的是，“乔野”制订了种种体罚制度，“不听话”的员工轻则从傍晚罚站到天明，重则要受皮肉之苦，难怪仅验伤报告就那么厚厚一叠!听着这些让人惊悚的“内幕”，我愤怒不已，在第二次曝光的50个企业中，我把“乔野”排在第一位，这几乎有些幼稚的举动却是我愤怒表达的唯一渠道。我和监察人员多次去找“乔野”负责人，谈其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让其制订还款计划。

一天，“乔野”负责人找到我，说是返还押金出现难题，很多打工者没有票据，所以不能返还。我坚持“乔野”应有底案可查，不能不还。后来，他们又称底案找不到了，我一再做工作，认为那些没有票据的也应按一半返还。“乔野”对我工作的认真程度非常不解，总希望能“通融”过去，但最后他们接到的却是由市法院强制执行的12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

很多次我被问到的同一个问题是：怕不怕?说实话，我怕，后怕。现在我眼前还不时会浮现出那只不停挥动的手———那只因拇指、食指、中指全部被砍去而萎缩成一个肉疙瘩的手。这手的主人是哈市火车站附近某豪华饭店的老板。同我说话时，他将那只健全的手插在兜中，而始终用这只手同我们周旋。带给我强烈震憾的还不只是那只手，我记得当时去找他时，他从一间极为隐藏幽暗的小屋中走出来，身上只穿着线衣线裤，特别是那双只有久闯“江湖”才有的异样眼神更让人不寒而栗。

这些老板大多有来头，和他们打交道将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风险，这在“1号行动”之前我就常有所闻。但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见到这样一位生活在我想象中的“黑道”人物，重要的是还要从他手中讨回钱来，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但既然来了，一切都只能随机应变了。

在他很是勉强的笑容中，我们被让进了一间因空气不流通而散发异味的屋子。屋里没有开灯，光线很弱，他那双眼睛愈发逼人。在我时间不长的记者生涯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当时用上的一条就是避其锋芒。我低头找出投诉材料，同他核实情况。劳动监察人员和我指出了他拖欠员工工资等问题，违反了劳动法。他极其不屑地斜瞪着我说：“跟我讲法没用!你愿意曝光我奉陪!笆篱子都蹲过了还怕这个?!”尽管我们费尽口舌，却对牛弹琴毫无收敛。晓之以理不行，我又试着“动之以情”———您做生意也得讲个仁义生财，和气生财，农村孩子千里迢迢到这儿干活也不容易……话没说完，他却勃然大怒：“这小子他妈的敢投诉我，我找到他就立刻让他在哈尔滨永远消失!我说这话你们信不信!”随后，他又挥了挥那仅剩两个手指的手，下了逐客令。这次遭遇使我多少理解了为什么有些打工者那样地胆小怕事，在维护权益与维护生命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并不是单靠一时激愤那么简单。

第二天，根据投诉材料我找到了那个打工仔。这个瘦弱的小伙子看样子不满20岁，因缺乏营养而蜡黄的脸上，一双不大的眼睛中燃烧着期盼与信赖。当我注视他的时候，我忽然做出决定：不管老板多“黑”，我都要和他较量一番。这决定似乎夹杂着点大无畏精神，但对它却不需仰视，因为它出自记者的职责，出自做人的良心。

我真的给这个不怕曝光的老板曝了光。他愤怒地对我咆哮，说我让他在朋友中没了面子，还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俩可得有好戏瞧了。”从他的反应上我知道他其实很在乎被曝光。威胁也罢，恐吓也罢，我已把自己逼到这个境地，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了。经过一通“斗争”，甚至还走了曲线救国的路子———做他老婆的工作，才从他手里拿到少得可怜的拖欠打工者的200元钱。虽然很少，却给打工者和我以希望，这个社会正义和公理不是不存在。无论邪恶有多猖狂，却往往是色厉内荏的。

李丹的故事是她年近六旬的妈妈告诉我的。李丹有二个姐姐一个弟弟。懂事的她知道家里困难，中专没毕业，就拿着向别人借来的500元钱做为抵押金交给了一家酒店老板。这500元钱却给她带来了厄运。干了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这个酒店徒有富丽堂皇的外表，内部管理十分混乱，她决定不干了。老板把李丹关在一间小黑屋里，以此作为对她未干满一个月的惩罚。初涉世事的李丹受不了这样的惊吓，从此整日精神恍惚，还离家出走过两次，一个幸福的家庭从此不再安宁。

在《新晚报》开展的“1号行动”中，李丹幸运地成为众多受益者中的一员。不久，李丹和妈妈来到报社穿着用要回来的500元钱买的新衣服。李丹的妈妈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可积了大德了。钱刚一要回来，李丹的病就好了，原来我领她看了几家医院都看不好，你可是做了善事了。”从李丹灿烂的笑容中我难以想象这500元钱对她和这个家庭的伤害，但我却意识到，只要新闻工作者多付出一分辛苦，就有可能改变别人一生的命运，收获一生的幸福。

（摄影/于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