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张衍

有位哲人说过：偏见比无知更愚蠢。无论我们生前有过怎样的辉煌，当死亡降临的时候，无论你愿还是不愿，都将遵从摆布，然后从这里出发，走向通往天国的旅程。

我们所爱

所珍视的一切

都必定凋零毁灭

像我们自己一样

这就是我们有生者的无情命运———

如果这些不死

爱的本身也将死亡

———雪莱

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与生俱来。这种内心深处的战栗，贯穿于整个进化的每一个嬗变过程，死亡是什么?贤哲伧夫各种形而上或形而下未竟的探寻，反过来更为死亡覆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其实生和死不过是生命存在的两种极端形态，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内心自觉和不自觉地放大我们的恐惧。

1999年4月15日早晨7点56分，上海龙华殡仪馆副主任吴子殿，拿起一件深蓝色并佩有红色标志牌的半旧工作服，抖了抖披在我的身上，若无其事地说：“具体的活你就别干了，到处看看吧。真的，没什么可怕的。”8点整，我站在一长排白色的灵车间，开始了一天的体验性采访。

1.接尸工———灵魂的庄严收容

我坐上了13班金秋荣和周荣勇驾驶的面包车，这是一辆国产尼桑车。原来，和其他服务业一样，殡葬服务也有个面向市场的问题，也有不同“消费层”的要求。龙华殡仪馆近年来购置了国产尼桑、日本尼桑佳奔和美国凯迪拉克等多款车型，170～1000元的出车费满足了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在调度室领了单子后，我们驱车前往某区中心医院，接取一具80多岁的癌症患者的遗体。37岁的金师傅已做了15年的接尸工，是第一批通过社会公开招聘进馆的“老”职工，52岁的周师傅几乎做遍了殡仪馆内的所有工种：大厅服务员、化妆工、焚尸工、接尸员。两人对自己的工作都挺满意。9点19分，车到目的地，倒车进入医院太平间门口，两人跳下车，拿上一条崭新的装尸袋，在医院护工的带领下，先核对好冰箱上的死者姓名、性别和住址，再拉开冰格，仔细对照尸体手臂上和大腿上捆扎的识别条，准确无误后，方将白布缠裹的尸体装入袋内，从脚到头拉上拉链，最后抬上担架送回殡仪车上。

回程路上，两位师傅告诉我，到医院接尸相对还算简单，比较麻烦的是去居民家。有些居民一见殡仪车，往往会做出掩鼻、吐口水等举动，甚至故意堵在弄堂口不让车进。不同的丧家有不同的习俗，比如进屋不准接尸工触碰门窗和家具，抬尸出门一定要头先脚后等。有一次大热天，丧家停尸三天后才通知去抬，尸体早已发臭，内脏腐烂，体液溢漏，又是6楼，两人只有靠肩扛手抬把尸体弄上车。最头痛的是碰到那些“坏死人”(殡葬业的俗语)，如惨遭车祸的、跳楼的、高度腐烂的等等，但不论多么脏污可怕，接尸工都要把现场清理干净：脑浆、肠子、残肢碎骨一件件捡拾到尸袋里……

说话间，车子已驶回殡仪馆，在调度室交清单子后，又去化妆间的停尸房交接尸体，9点40分两位师傅笑着向我挥挥手，又驶向下一个目的地。

2.调度室———天使大本营

9点50分，在殡仪馆的指挥中心———调度室内，值班经理沈兴定接待了我。他说，调度室对工作人员有明确和强硬的规定，要求标志明显，服装整洁，尊重习俗；尸体轻抬轻放，必须一车一尸，绝不许混装或男女迭放；不收小费，违者处以10～15倍罚款。正说着，接尸组交上了4张小费单，金额从10元～100元不等。沈经理说，单位职工99.9％的人都遵守着这一规定。

1998年，龙华殡仪馆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招聘，11个岗位居然吸引了四五百人报名，沈兴定感慨地说：“那场面真是蔚为壮观。”经过严格的文化考试，最后录取了8个高中生和3个大专生。今年，龙殡计划在同济和交大等高校再招收一批高素质的人才，为殡仪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反馈回来的信息很令人振奋。

1978年，沈兴定决定到殡仪馆工作时，兄嫂曾极力反对，甚至在侄女的婚礼上逼他答应不表露身份。沈兴定说，做这一行难啊。1997年市区某居民楼失火，瓦砾中留下16具尸体，每一具都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分清谁是谁。市政府、市公安局和民政局给龙殡馆下了死命令，一定要逐具清理清楚。面对压力，龙殡馆上下全体动员，在无名姓、无照片等背景资料的前提下，根据余渣、遗物(如局部特征、首饰、内衣裤、鞋的残片等)慢慢整理，及时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再根据这些资料通知家属认领，每具尸体至少都要翻箱10次以上。有一天，一位家属左看不像，右看不是，遂与公安人员发生争执，沈兴定好心上前相劝，不料却被一拳击倒在地。沈兴定说，当时挺火，后来一想丧家的心情，也就算了。在龙殡馆，这种委屈几乎每一个职工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

去年的七八月间，上海遭遇罕见的持续高温天气，调度室———应该说是整个龙华殡仪馆经受了建馆以来的最大一次考验。连续20多天，日接尸都在200具左右，最多几天高达220具，远远超过日接尸100具的承受能力；正常情况下接尸车一天最多出车8趟，而那些天所有的车辆几乎都跑满15趟；化妆间冰箱的最大容量是137具，超量的尸体只能放在过道上、走廊上，靠打针防腐。全馆几乎所有人都调动了起来，停尸间尸体一具接一具，连转个身都困难，许多职工吃喝全在里面，实在挺不住了就在停尸房内找个地方打个盹。

叔本华说：“出生和死亡只是一种不间断的摆动。”除却其中的哲学意味，我以为，殡仪工人无疑是生和死之间那一个不停摇动的摆。能够面对死亡当然不失为一种勇，但能淡漠生和死的界定，并坦然地生活于生者和死者之间，则更是一种超常的境界。在无数个哀乐低回，悲语呼号的日子里，那些肃穆而亲切的表情，才是悲伤的心灵最贴切的慰藉。

3.化妆间———留给怀念的美容

11点08分，我的双脚踏入了殡仪馆的工作重地———停尸房。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股浓烈的恶臭扑鼻而来，呼吸为之一窒，面对10多个迎上来的工友们的笑脸，我知道我必须尽快地习惯和适应。稍事寒暄后，我怀着极度的忐忑走了进去，即使早有心理准备，可甫一看见宽宽的大厅几十具挤挤挨挨的尸体，仍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胃翻腾得难受，我知道这一刻我无法开口，于是赶忙不停地按动快门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最初的惊骇过去之后，站在尸堆中四望，恍悟其实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就像落叶，无论以一种怎样的姿态飘坠，其实仍是本相。

37岁的小组长张宏伟虽不善言谈，但丝毫不影响他在化妆间中的“龙头老大”地位，这些年来，国家的、市里的、局里的、馆里的荣誉证书拿了一大摞，凡是技术难度大的、复杂的、要求高的几乎都压在他的头上。我特别留意过他那一双粗大的手，带有一种突兀的红，他说这是长期接触药水的缘故。伸出右手食指，拿左手指甲用力抠了几下，张宏伟笑笑说，指肚子的肉全死了。有次给一具尸体整容，缝合伤口时不小心扎了一下，当时不出血就没留意，不曾想就被细菌感染了。

几年前，火车出轨造成许多日本少年罹难的不幸事故人们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天，龙殡的职工是在近下班时才接到的待命通知，晚上8点多钟，尸体陆续运到，立即被送往房间进行化妆和整容。由于大部分遗体将被要求运回日本，因此时间紧，任务重，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张宏伟领命对三具在中国火化的少年尸体进行整容，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全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细心地为少年修正严重变形的五官，全然不顾刺鼻呛人的血腥气。望着这些充满稚气的年轻面孔，张宏伟好几次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死者家属的肯定，此后不久，日方即发函邀请馆领导赴日考察，第二年，三位在中国火化的少年亲属来沪祭奠时，还特地向龙殡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27岁的吴天恩倒是快人快语：这些活苦点累点脏点倒没什么，关键的是许多人对我们不理解。比如说给尸体穿衣吧，其实我们馆里有很明确的规定和一套程序：先给死者脱下装，然后穿袜子和裤子，再穿上鞋子，接着才能脱上衣，从里到外一件件地穿，碰到肢体弯曲变形的尸体，一般都小心地顺着方向来。外边的猜测多了，有说我们把骨头卸脱臼穿衣的，把套衫剪开弄上去的，甚至说我们把尸体像吊死猪一样吊起来洗澡的。常常在死者的衣服里或身上会收到丧家夹进来的条子，打招呼说不要再给死者洗澡了，弄得我们啼笑皆非。

曾做过宾馆、酒店服务员和DJ师的吴天恩摊了摊手：说实话，人，做是做不死的；气，肯定会气死，不如多想想开心事。

化妆间是全馆工作条件最差、任务却最重的一个部门。去年发生的轰动全国的沪上某知名女作家被杀案，当时还是化妆间组长的沈兴定接到整形任务后一看，吓了一跳。他说这是他经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刀伤案，脸部、后脑、脖颈处数十道伤口纵横，真不知凶手如何下得了手。那时天气很热，沈兴定用针一处处地缝合，身上的汗一串串往下掉，由于整容一般都是在鲜尸状态下进行，绽裂外翻的皮肉遇冷遇风极易硬化，因此，化妆间都不设风扇或空调。天冷时还相对好受些，可一到夏天，工作起来简直就像打仗，只好几个小组轮流着替换上场。但遇到这种高难度的“手术”，其他人就插不上手了，沈兴定经过一整天的忙碌，才算完成任务。死者亲属和单位同事瞻仰遗容后无不感到满意。

虽说是死人，但化妆间也遵从活人世界的基本规则，比如冰箱就分男女，南边小一点的为女尸部，北边大一点的为男尸部，男女绝不能混放和迭放。化妆师的工具是戏剧颜料，有多种颜色，无论怎样的肤色，肝癌患者的腊黄也好，长久停放发黑、发青的也好，都要求做到栩栩如生。

今年刚满20岁的欧庆，是个长相清秀、性格开朗活泼的女孩，她和男朋友李忠玉以及19岁的王红梅同是民政部长沙民政学校殡仪服务专业的首批毕业生，业余爱吹黑管，虽是初学，可兴致极高。第一次到上海来实习时，看到那么多尸体的时候，欧庆忍不住憋着一口气赶快逃了出来，整天都感到恶心，胸口堵得慌。有时看到丧家哭得厉害，她也会躲在一边陪着流泪。可没多久工作就很快上了手，由于表现出色毕业后被馆里留了下来。我问她女孩子做这行怕不怕，她眼珠子转了转说：怕，有一次还闹“鬼”呢！去年七八月间，工作最高峰的时候，我和红梅中午吃过饭后回化妆间，几个老大哥指着一具用装尸袋盖着的尸体让我们搬出去，没想到才搬了几步尸体就动了起来，吓得我俩大叫一声撒手就逃。原来，有个师傅睡午觉，同事们故意跟我们开玩笑。

被吓过的还不止是她，吴天恩告诉我说，有一次他给一具尸体穿衣，不料才扶起来，那死者就头一扭，一口气吹在了他的脸上，吓得他忙不迭地松手，原来是死者肚内的积气，一摆动便冲了出来，让他虚惊了一场。

化妆工们还有许多不成文的默契，比如平时开玩笑推来搡去不分你我，但工作时互不碰触，互不递烟。

殡仪馆内很多小青年都是在业内找的对象，倒不是他们的社交圈狭小，而是社会上对他们的工作有很多偏见和歧视。职工张向东以前曾谈过几个女朋友，都是城市姑娘，有银行职员、有商场服务员、有工厂的工人，可一旦知道他的工作，无不落荒而逃，最后有个女孩倒是同意了，可家长却死活不干。现在的妻子虽是附近农村的，但贤惠、善良，张向东感到挺合适的。

当我走出化妆间，挥手作别那一群身着白色大褂的青年人时，我知道，这一个群体其实已在我的心中留下沉甸甸的份量。短短的几个小时，我已见得太多，听得太多，我游走的笔没有过多触及他们从事工作的具体细节，不仅仅是对亡灵的不忍和回避，也是试图从一个侧面写出他们的真实。那种在我心里流动的感觉，可以称之为尊敬。

4.焚尸工———十字架下的舞者

16点12分，最后一个追悼会终于结束了，开往火葬场的殡仪车已是“棺无虚位”。经过20多分钟的行程，我来到了这次采访的最后一站———益善殡仪馆。

随着上海城区的进一步扩展，城市环保日受重视，被居民区、商业区包围的龙华殡仪馆和宝兴殡仪馆的焚尸炉先后被封停工。国家拔专款在较为偏远的梅陇和曹行交界的农村建立了一个新的专业火葬场———益善殡仪馆，内设两个先进的焚化车间，共有14个焚尸炉，龙华和宝兴两个殡仪馆承接的所有尸体都被运往此地火化。卸下尸体后，驾驶员开车离开了。穿着龙殡工作服的我抓紧时间忙着对火化炉和操作台摄影，看到边上站着一位戴眼镜的年轻职工，没多想，我就向他提出了采访要求。他不动声色地听完了我的介绍，把我领到了休息室，打电话向经理汇报，在得到指示后竟将我“押”到了馆部办公室。郑佩玲经理在查验了我的记者证，又与龙殡馆的吴子殿副主任通话后才确定了我的身份的真实性，然后一边致歉一边告诉我说，前段时间就有两个号称某中央大报记者身份的女青年，来这儿转了一圈后，又到宝兴殡仪馆谎称益善已赞助了1万元，要求宝兴也出同样的一笔钱。当然她们没有得逞，但由此两家殡仪馆却提高了警惕。我自然表示理解。

郑经理其实是个极热心的人，特别吩咐一位姓金的老师傅陪我采访，这样我们又来到了焚化车间。

高大的焚尸炉8台相连，顶天立地居于车间最中央。“押送”我的焚尸工周险峰告诉我说，每天一早上班首先要把电源打开、点火，死尸进来后，一定要核对无误，才放上行架尸车，然后上操作台指挥行车进入规定的炉门。火化后出炉也是有标准的：尸灰净、酥、白。对时间则没有要求，因为肝炎、癌症病人的遗体较难烧透，所以焚化时间就可能有长有短。一般尸体的火化约费时1小时，出炉时打开前面相应的约2尺见方的炉门，将骨灰装入专用铁箱内，再送入后厅捡骨。

43岁的张美凤一边用两根长长的筷子认真地捡着骸骨，一边详细地向丧家介绍部位。她说别看捡骨是个轻松活，可你必须对人体的骨骼结构也要有所了解，丧家并不要求每块骨头都有，但必须每个部位的骸骨都齐全，比如牙齿，火化后就只有一点点大，而且极易跟其他碎骨混淆，“这么多年下来，有了经验，再耐心点，倒也不难了。”18点20分，当我走出龙华殡仪馆的大门，回望那一条白天喧闹而此时寂静的甬道，我知道我将永远记住这里和在这里忙碌着的普通而平凡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