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培南 张博

陈凯歌作为中国电影第5代导演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创造过的辉煌自不必说。去年人们满怀期待的新片《荆轲剌秦王》一经试映，即遭国内媒体的一致批评，因此有人认为陈凯歌已“江郎才尽”。几乎与此同时该片在日本却大受欢迎，票房突破15亿日元。

今年8月陈凯歌再一次把他重新剪辑后的《荆轲剌秦王》带回到国内观众面前，在京城8家有立体声设备的影院公映。再次面对的媒体审视的《荆轲剌秦王》是赢得的一片倒彩还是热烈的掌声呢?导演陈凯歌对此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呢?日前陈凯歌在妻子陈红的陪同下于香格里拉大酒店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

去年的公映是投资方的意思

没有什么外部因素促使我修剪这部片子

现在大家看电影的习惯跟过去不一样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陈导演，您好!去年《荆轲剌秦王》在人民大会堂试映后反响并不很好，您是不是在这种压力下才重新剪辑这部片子。

陈凯歌(以下简称陈)：我想不是，没有什么外部因素促使我修剪这部片子，只是觉得有些方面还不满意。去年做首映是日本投资方的意思，因为他们的发行商本身是一个出版商，这个出版商准备同期出一本漫画书，为了这个才做了首映，以为这样做效果会很好，不然的话我也不能有这个想法在人民大会堂做首映。当时，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讲，用这样的场地比较好。

记：您认为在人民大会堂放映影片和在一般的电影厅放映有什么不同?

陈：人民大会堂的场地太大了，许多人在后面根本听不见前面的电影在说些什么。当时有些这样那样的说法，我没有申辩，我认为没有必要解释什么。我也希望把这部片子改到自己认为比较好的方面去。

记：您认为剪辑后的片子就是您比较满意的?

陈：一部片子总有它不足的地方。总体来讲，我所面对的题材比较复杂，需要有一定的篇幅来介绍人物的关系，还需要介绍时代背景，我这次做得只是结构上的调整，让大家知道，在这段故事中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及主要跟哪个人物有关。现在大家看电影的习惯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港台方面注重商业，非常简单，美国电影也是如此，主题非常简单，白就是白，黑就是黑，这样的电影就能够满足观众或市场方面商业价值的需要。但事实上不是美国最好的电影都来到中国，《荆轲剌秦王》在中国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中国电影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导演不可避免要考虑很多问题，我们中国还能不能拍出制作精良的、动作规模比较大的、真正文化角度的、比较有意义的影片?还是说全部跟着商业市场走?电影究竟是应该表现什么东西?这是一些80年代讨论过的问题。

拍电影不考虑商业票房也是不现实的

帝王不一定象大家印象中的那样要高大威猛

我对历史上的荆轲不甚满意

记：您拍电影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票房?

陈：你要说完全没有考虑到票房也是不现实的，毕竟这部影片投资比较大，而且是国外的投资。这部影片是采取预售的方式，开拍之前在欧美几个国家包托日本都已经卖出去了，现在专心要做的是国内的市场。

记：在国外放映的《荆轲剌秦王》是剪辑后的还是剪辑前的?

陈：在日本上映的是剪辑前的，但在其他欧美国家用的都是现在这个版本。

记：影片中一些主要人物的形象与平时大家印象不太一样，您能够谈一谈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尝试或者说改变吗?

陈：许多人认为帝王应该看上去高大威猛，有杀伐决断之权，其实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实际上正好相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举例来说，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你要见皇上就难了，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去，入阁拜相的时候，你才能见到皇上。但是过去就不同，不管是苏秦还是张仪，背个破口袋就能直接上来。一个苏秦就能把六国全拿了，我觉得那个时期人比较质朴，处在中国文明的初始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有言论自由，所以才能出诸子百家。所以在我拍这部片子的时候不管对秦王还是其他人物的表现跟一般那种正襟危坐的帝王不一样。另外我觉得有些事情也很有趣，比如说赵本山，赵本山是谁，赵本山就是演员，不一定非得加个定冠词说此人是小品演员。再比如美国的汤姆·汉克斯，他原来就是专门拍喜剧的，拍完《阿甘正传》之后，没有人问他是喜剧演员怎么演这种角色?喜剧演员不能演正剧，这似乎都是一些很奇怪的认识，但这并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应该逐渐让观众明白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做。

记：您对荆轲这个人物怎么看?

陈：对一般公众来说，荆轲是个模糊的印象，认为他是个义士，大家都知道“风潇潇兮易水寒”，但他为什么去剌杀秦王，大家说他被正义所驱使，其实看历史并非如此，他是待价而沽，‘你以国礼待之，我以身相许。所以我对历史上的荆轲就不甚满意。他去做所谓“挽狂潮于即倒”这样事儿，实际上他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荆轲这个人物，如果说他有某种现实意义，实际上他就在追求个人的成份，他在绝无胜利希望的时候舍身取义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整个天下都听到他的声音。这种事我觉得是中国特色的，一个有继承关系的精神力量，否则司马迁就不会写《剌客列传》了，公然地把这种贩夫走卒与帝王并列写入正史。

日本人看东西能静下来，而我们好象都有一种焦虑

我的拍摄方式跟黑泽明是不一样的

是我父亲教会了我那种宽大的态度

记：《荆轲剌秦王》在日本很受欢迎，甚至李雪健饰演的秦王扮相也成为一种时尚在日本青年人中间竟相模仿，您认为中日两国的观众在欣赏这部影片时他们的状态各是什么样子?

陈：日本现代人的一些待人接物方式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虽然日本有着曾经对中国的侵略，大家认为武士道精神肯定是它侵略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如果从一个学术角度去看，其实日本的许多文化精神是从中国传入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我觉得他们那种好勇斗狠、打死不服软的劲儿，都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在我们这儿没有留下，在他们那儿倒很明显，这是一原因；另外我觉得日本整个社会同我国的发展史不太一样，就是大家都能够静下来看一样东西，而咱们这个社会里大家好像都挺着急的，有一种无以言说的焦虑感，你要是具体问某个人这种焦虑是什么他却不一定说清楚，这种普遍的焦虑感使得大家心情不甚稳定，不一定能够好好坐下来去看一个东西。

记：您认为是怎么原因使得我们大家静不下来，是经济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吗?

陈：应该算是吧。

记：从这部影片的战争场景和人群运动让人联想到了黑泽明，在拍摄方法上您调用了哪些方式?

陈：其实我的方式跟黑泽明很不一样，因为我对电影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就是怎么面对观众，所以有时的拍摄就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在动，比如当我拍战车的时候，是把摄影机放在吉普车的车头上，一直在追着战车、追着马匹，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好象一直不间断的“线”，不停顿地一直到最后，用我们的术语讲这就叫做“一口气走到底”。拍摄古代战争场面时必须有一个构想，甚至要有一个诗意的构想，因为我觉得拍摄战争场面刀刀见血的方法未必是最聪明的办法，因为古代战争是冷兵器时代，战场上有一种辽阔、幽远的意境，很特别，你得有一个诗意，因为你不是拍一个战役，而是用一种特定的方法说整个时代的气氛。虽然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倾向于非暴力，但是我觉得战争自有它的残酷美。虽然我的片子没有什么见血的场面，但是也有人说听上去挺残酷的，因为音响做得很逼真。

记：您在影片中饰演了吕不韦这个角色，这与您当年经历有些相关，您认为是机缘巧合，还是有意来纪念您的父亲?

陈：演吕不韦与我父亲有一点关系，是我开始扮演以后才突然意识到的，倒不是说一开始有设计，因为影片使用了吕不韦和秦王是父子关系的版本，这有点儿让我想起我和我父亲的关系，文革中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压力，虽然我那时候是少年，造反派要求我揭发我父亲，我当时知道他们说的是不对的，可是我还是按着他们的愿望做了。这对我的伤害特别大，是我对自己的伤害，如果做的是对的还无话说，但我明知道不对。可是我父亲对我有一个极大的宽容，他很能够把大事看清，看到你是一个小孩子，不得不做这件事，后来在我的心念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宽容。这在我所有的电影作品中一再出现，这些东西就是从我父亲那里得来的。他不计前嫌，谆谆教诲，使我受到很大很大的感动。是我父亲教会了我那种宽容的态度。

记：这次您的这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一项技术奖，那么它的含金量有多大?

陈：这个奖有人称它为技术奖，也有人说它是最佳艺术成就奖，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质量奖项，也是戛纳电影节的八大奖项之一。因为我得过“金棕榈”，比较“金棕榈”而言这个奖显得有些小，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个奖其实也满重的。

记：希望您的影片能得到观众的理解和赞扬。

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