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进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沈阳人首先听到的是一个相当令人振奋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十大环境污染城市中，沈阳曾连续多年榜上有名。而今经过努力治理，终究脱颖而出，撇掉了“污染大户”的帽子。这是造福于千千万万沈阳人的事情。

沈阳人也有他们的幽默。企业不景气是眼见的现实，“那么多烟囱不冒烟了，城市当然干净了”。

沈阳的城市人口已达到670多万，相当于长春和哈尔滨两市的总和。作为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被逼上市场经济之路，当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有些事就是整不明白”

■曹刚

（沈阳瑞安出租汽车公司总经理）

曹刚的公司在沈阳200多家出租公司中算是小的，不到30台车，但都是比较好的。可以说，1998年是他比较用心做事的一年，但钱没赚到——准确地说是不如往年。

“是自己不努力？是大的环境不行？”曹刚整不明白。

按理说，在沈阳干出租车是个不赖的行当。关键是起步难点儿，投入资金大，回收慢，但利润有保障。沈阳市现有出租车17000多辆，竞争相当激烈，“大家”吃“小家”。“大家”可以对承包者让利，曹刚不敢，好在他的车况不错。另外，再把司机购车的利息都算在公司身上，对承包者有一定的吸引力。

细细想起来，去年没有什么让曹刚得意的一笔生意，“可腻歪人的事始终没个头”。

曹刚被卷入一起并不复杂的合同纠纷案子当中，是被告。法院审理长达20个月，至今没有了结。曹刚工作特别忙，但几次开庭都没什么实质性结果。而每次去询问审结时间，法院的答复都是“再等等，快了，再过几天”，实在拖得曹刚有些筋疲力尽。

无论谁胜谁败，总得有个结果。曹刚跟法院办案人说：“快点判吧，判我输也行。可就这么拖，真烦。”

曹刚说，其实原告——是家国企——当初没有认真看签订的承包合同，就把曹刚给告了。可一开庭他们才发现自己告错了。“我一个私企，哪有那么多时间跟这案子绕圈子，只想快了结，好静下心来干自己想干的事。”

“现在是本世纪的最后一年了吧。”曹刚说，“作为咱这样的小老板，还真担心人民币贬不贬值，经济形势能不能好。现在百姓购买力太差了，商品都打折，可还是没人买。那么多下岗的，谁打你的车？照此说来，出租车这行可能越来越难干。”

不过，曹刚今年还想增加几十台车。“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赶。钱多有多花，少有少花，我不会没钱花。”曹刚说。■

“生物肥料应当有钱赚”

■王勇

（沈阳永大集团公司总裁）

王勇闲下来时，喜欢同有理想、有文化的哥们坐在一起，一杯咖啡说上半天。或者自己开个吉普车，带上摄影器材，去各地游览。他特别喜欢去西藏。但是在根上，他是把企业放在第一位的，可以说是个理想主义人物，企业的事就是他个人的事。

王勇曾被评为辽宁省的十大杰出青年，这在民营企业是屈指可数的；“永大”品牌在社会上也赢得过较大的声誉。但是当企业飞快进入上升时期后，仿佛又有些不会玩了。

“现在回想，当初我们的很多做法是头脑发热，不断地扩大，战线拉得太长，最后搞得企业到底要做什么，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王勇说。

坐下来反思，王勇知道了该怎样保持清醒的头脑。眼下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永大集团基本上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定位。王勇已经决定退出部分领域，今后的主攻方向是生态农业技术，主体产品要覆盖清晰，适应多种市场机会，具备规模发展的条件。

1999年王勇最想干成的一件事，就是使集团全面进入国家“二高一优”农业发展中，将绿色生物有机复合肥料作为主要增长点项目，确保肥料业的快速发展和利润增长。

在过去的一年，王勇最关注的依然是国有企业改革及其职工的地位变化等问题，因为这其实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潜在的影响。“而新的一年里，我会更加关心国家宏观经济的走势，关心国家投资的主要方向和力度。”

“尴尬，尴尬地活着”

■徐杰

（民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徐杰刚刚40岁，但给人的感觉好象是满脸的“苦大仇深”。长相归长相，有一点朋友们都清楚，徐杰能干事，而且干得很好。

徐杰春风得意过——受过高等教育，做过两年国企的副厂长、四年国企的正厂长。当时在沈阳北方啤酒厂也有过辉煌，1996年以后不行了。“市场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左右得了的。”回想当年，徐杰觉得，沈阳许多国有企业最后存在不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国企的领导者不想干好，也不是不能干好，那种非经营状态下的诸多非正常因素，真是一言难尽。”

虽然人已经到了民企，徐杰仍然关注着国企。上面不是定下来几年搞好国企吗？面对本世纪的最后一年，徐杰认为很难。“难在哪儿？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的事，其实还是体制的问题，是运转中那种让你无奈让你处处显得尴尬的体制。”

“让我表述清楚，我很难，可每一个国企一把手都能有非常切身的体会。”徐杰说。

但民营企业在体制上就顺畅了？可以说同样生存在一个“大酱缸”里。机制上好像比国企灵活，但又存在另一种尴尬。徐杰现在算是一个民企高级管理人员的角色，月薪比国企时还高，可是感到很难和老板合拍。不少民企老板不会用人，尤其是不能很好地用高级经营管理者。徐杰觉得国企领导者是经历过几十年培养的人才，如果民企能够把他们用起来，那将是一个飞跃。

去年11月，在沈阳人才市场高级管理人才公开招聘大会上，徐杰给自己定了个价——年薪10万元。当时哈磁股份决定聘他，但他不想离开沈阳，没有去。可沈阳的企业又不愿出10万元的价。在徐杰看来，民企老板还没有把管理者作为一种资产来看待。“想聘管理人才，但还害怕；急需管理人才，又不肯出高价。”

徐杰说不想自己做老板，还是愿意在经营管理方面做些事情，但至今还没有和老板对接上。可以说，目前的生存状态不怎么好。

“怎么说呢？尴尬，尴尬得很。”

“吃螃蟹反而被扎了嘴”

■程文

（原国有企业厂长）

程文是原沈阳微电机厂的厂长。在国企干了一辈子，临了快退休了，没想到经历了一场复杂剧。

1997年，沈阳市决定公开出售一批中小企业。事前，市机械局领导找了他三次，希望他购买“沈微”。程文应了下来。于是，那年的11月20日，全市公开出售192户中小企业，程文成了沈阳市第一个以个人名义购买国企的人。“有新闻媒体说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没想到，这‘螃蟹太难吃了，而且扎了嘴。”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程只与政府签了转让协议书，许多手续还没有进一步履行。然而事态的发展比预想的复杂得多。厂子内外，职工闹个不停，客观地说还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在矛盾不好解决的情况下，已经转制到大东区的“沈微”只好拿到沈阳市产权交易中心重新进行竞买。结果几轮下来，程文再次成为最终受买人，并由辽宁省公证处进行了公证。那天是1998年6月4日。

6月12日，“沈微”投入生产，当月生产电机800多台，实现产值20多万元。职工情绪很好，认为生产能很快恢复到“沈微”最好的时候，力争年底实现月产量5000台。同时，程文筹来120万元资金投入企业，还与中科院签订了高科技项目的生产协议。

但“沈微”出售后各界说法不一，尤其是厂外的一些原“沈微”的工人和干部，不停上访。去年9月16日，沈阳市大东区政府工作组进驻“沈微”，说是对工厂进行“接管”，并宣布企业“接管”后变为“国有”。

“沈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被‘接管，职工不理解，我更不理解。这本是我买下的企业，怎么一句话就收走了？”程文说，“更令人不解的是11月9日，区政府到厂里宣布，免去我厂长职务，免去我法人代表资格，任命原‘沈微的一名副厂长主持工作。我就此‘下课，靠边站。这一切好像场梦，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

目前“沈微”仍然停摆，据说最近要兼并。但作为购买企业的第一人，程文感到：“有时我们的管理还是太主观意识，行政手段用的不是地方。而该硬的时候不硬，职工一闹，改革就走不下去了。再说，出售国企不能一卖了之，政府哪能只管卖，其余什么也不管？”

“过好每一天太重要了”

■刘毅

（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毅去年初从中共辽宁省委一个处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在省委大院里工作了22年，做了15年的处长，刘毅自认为是兢兢业业，问心无愧。然而，正是在面临着解决副厅级这样一个关口的时候，刘毅自己要求退下来。

刚过50岁，另一种活法和事业又刚刚开始。“我的精力、我所积累的才能，都面临着一个新的起点。下海，到了一家在全国都有些影响的民营企业，这是许多人都想像不出来的。”刘毅说。

就在去年刘毅干得正起劲的时候，发现身上一个部位长了一个东西，在沈阳怀疑是不治之症。正努力要做点事的时候，竟要不行了，刘毅只觉得心里真是惋惜。年底11月份，妻子陪他一起去北京做病理检查。查了五天，医生最后说了一句“快请客吧”，刘毅顿时感到那天的太阳比以往都亮。

“在省委工作多年，计划性很强，养成规范、认真、敬业的习惯。到了民企，有时显得随意性比较大，但这就得跟上步伐，这也同民企的灵活性有关。”

刘毅有个想法，“就是想用自己的工作为民企正正名。民营经济的发展，当然是与它们适应国家的政策环境、遵守法律法规分不开的，一些民企老板的身上，也有不少优点。”

在病床上，刘毅有过一个感悟：“人这一辈子要得到的很多，目标是无限的，没有终结。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目标，而在于过程，关键在于如何认真地过好每一天，这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