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民雄

读罢许纪霖先生《出山不比在山清》(载《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十期)一文，有启发，同时引起我一些感想。

如果说，丁文江鼓吹“新式的独裁”源于他对中国古老的“圣王精神”的信念，归结于思想文化承传的逻辑。那么，只要“圣王精神”不进入博物馆——毫无任何价值可言，就依然会成为一些人的政治资源，它不出现在丁文江身上，就会出现在其他人身上，比如当代新儒家身上，区别只在于：各人的解释不尽相同。

七、八十年前中国这块土地上各种主义、学说、救国方略纷至沓来，相互颉颃，许多风云人物的政治态度千变万化，就是这种摸索的证明。这其中，当然有高有低，价值与荒谬并存，因为这是各张其说的必然结果。因此，从发展的观点看，什么样的思想并不重要，该淘汰的只会被淘汰——风靡一时最终也会死亡；重要的是自由的空气，是思想的交流与冲闯。

丁文江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又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他的纯粹性，源于他的科学探索精神；他的政治抱负，植于他对中国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的认同。在二、三十年代，这种纯粹的理想往往代表天真幼稚。但是，纯正的政治参与意识是一种启示：它只是在那些寡廉鲜耻的军阀、政客眼中才是可笑幼稚的。不要以为一搞政治，就必权术；无权术，必失败。确实，军阀、政客往往成功，正是这种成功加深了人们有根据的误解：阴谋是政治运作的不二法门。其实，这种无节操的把戏，是庸人们政治短见的恶果，它导致黑幕政治的恶性循环，使任何清明与健康成为泡影。而丁文江的纯正性，才是真正的希望与楷模，纵然通向纯正的道路坎坷，可能被轻蔑一百次，失败一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