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　松

延安会谈使张学良动摇拥蒋立场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初次见面不是很顺利。这是因为，张学良要李克农与毛泽东、彭德怀约定会谈日期时，恰逢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在山西石楼开重要会议。李克农打电报时，周恩来已在赶往山西的路上了。因此，直到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山西开过会之后，双方才能够再约会谈日期。这样一来，会谈就拖到4月上旬去了。4月5日，王以哲再电毛泽东、彭德怀，转达张学良提议，请周恩来于8日晚赴延安城外川口，等候专人接引入城会谈。

接到毛泽东、彭德怀转来的电报后，周恩来和李克农于4月7日一早即由瓦窑堡动身。因路不好走，整整走了一天多，才于次日下午到达延安城外的川口歇下脚来，等候张学良派人接引入城。谁知道，这一天正赶上阴天，天空中还飘着细细的雨雪，周恩来带的行军电台因空气湿度大，收发报受到干扰，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络，结果一直等到当晚10时仍未见延安来人接引。而张学良虽已飞至洛川，也因联络不上，与王以哲停在洛川未动，等待消息。直到9日早上，天气转好，双方电台再度接通，张、王二人于上午由洛川飞抵延安。等到晚上8时街上静下来，才悄悄派人出城将周思来、李克农等接入延安城内的天主堂秘密会面。

双方由4月9日晚9时一直谈至次日凌晨3时，整整进行了将近6个小时的谈判。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据张学良将近20年后由人捉刀写下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说，其实主要只是他告诉周恩来“蒋公”如何“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周思来则表白自己乃“蒋公旧属”，愿意“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双方并且讨论了中共向南京“输诚”的具体条件，包括“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共党停止一切斗争”，“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等。

依据张学良这里的说法，蒋介石在一年之后试图做的，张学良这时早已替他做了，而且做得比蒋自己还要圆满得多。这显然难以令人相信。

其实，关于这次会谈，周恩来有长篇报告保存下来，它的记述应该远比张学良几十年后的所谓《忏悔录)要详实得多。据周恩来说，他在会谈中所谈的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东征，以及派代表赴苏和保证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几个问题。周恩来还特别对张学良解释了实行抗日反蒋的必要性，确信日本人压力一大，蒋介石最后必定会走到降日的道路上去。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对于这些问题，张学良基本同意，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他甚至认为：“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他过去是相信法西斯的办法可以救中国的，在国民党里只佩服蒋介石有能力，有民族情绪，相信帮蒋能抗日，但他也不能担保蒋不会降日，因为他清楚蒋介石周围亲日派太多，下不了抗日决心，十分动摇与矛盾。所以他也在做两手准备，一面拥蒋抗日，一面也做另立局面的准备。当然，要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他保证，一旦蒋降日，他定离开蒋。

张学良向周恩来解释说，在公开揭旗抗日之前，他还不能拒绝接受蒋介石进兵苏区的命令。他衷心希望红军能开上抗日前线，因为红军与日军一接触，共同抗日的运动便会兴起，那时对红军的进攻自然不难停止下来。只是，他个人认为，红军不应东去河北，而应经山西北上绥远，争取以绥远为根据地，靠近外蒙古，因为这样才容易接通苏联，取得援助，对日作战才有把握。他特别强调取得苏联、蒙古援助的意义，非常希望早日接通苏联，主张双方同时派代表到苏联去，并愿意协助送中共的代表经新疆到苏联去。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是否为利己?”

周恩来出来之前，中共中央早就有指示，不要与张学良就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进行争论，首先争取与张学良就一般合作问题达成谅解。因此，能够与张学良在对蒋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妥协，周恩来已经相当满意了。在会谈结束从延安出来后发给后方的电报中，他特别就此予以说明，称：“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

这次会谈是成功的；这从他们彼此的印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周思来称此次“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张学良几十年后还兴奋地表示：“我俩见面感情极好”，“初次见面”他就“非常佩服”周恩来了。显然，双方的这种好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张学良开始接受周思来影响的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刚一回到瓦窑堡，就写信给张学良，劝告他要当机立断，做抗日反蒋准备。信称：蒋介石受日本挟持，屈服难免，“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张学良扬言：“我要干就彻底干。”

周恩来的信是托刘鼎带给张学良的。

刘鼎是何许人?刘鼎原来叫阔阚尊民，早年曾留学德国，后来与朱德等一起从德国前往苏联。朱德因年龄较大，只参加了短期学习就回国工作了，刘鼎则留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中国班学习，并在那里入了党。经过几年学习之后，刘鼎回到国内，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被派到苏区工作。1934年苏区被国民党军队攻破，刘鼎也落到了国民党人的手里，进了九江反省院，直到一年以后才得到保释，重新回到上海。恰好张学良此前用的几个留苏学生过去也是共产党员，被捕后脱离了共产党，但能力都相当强，对苏联以及共产党的情况都十分熟悉，他们给张学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时候张学良又要联苏，又要联共，正需要这样的人来做参谋。因此，他特地托李杜代为寻找。李杜几经周折，终于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找到了刚回到上海不久的刘鼎。一切办妥之后，张学良于3月下旬专门派人到上海将刘鼎接到西安来。正好赶上参加延安会谈。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思来去了瓦窑堡，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后，于4月26又回到洛川向张学良报到。

刘鼎风尘仆仆赶回洛川，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继续劝说张学良参加抗日反蒋。但让刘鼎意想不到的是，他回到洛川的当晚，张学良就找他谈话，了解中共中央的态度。当刘鼎转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扼要讲述了周恩来等人的劝告之后，张学良当即拿出一本小册子交给刘鼎说，这是我让他们搞的，没有让我看一遍就印出来了。

这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题头上印着两个大字：“活路”。据刘鼎说：里面分四个部分，鲜明地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苏联共的主张，宣称每个士兵打回东北后都可以分得50亩土地，断言红军是彻底抗战的主力，以后山西、陕西、绥远、宁夏、甘肃、新疆以及河北、河南的一部分

将实现抗日的大联合，在苏联的帮助下，成为抗日的根据地。连刘鼎都觉得“太左”了些，张学良却笑着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

张学良并且告诉刘鼎说，他已经在准备一个对付“大老板”蒋介石的秘密行动计划。他的计划是，对内加紧训练干部，对外向杨虎城、阎锡山、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宣传爱国抗日，时机成熟即揭旗抗日；如蒋介石不干，则预备着和蒋介石“打一架”，拉出东北军，以西安至兰州公路两侧地区为根据地，自成局面。当然，为准备充分起见，目前还要装得老实些。

与刘鼎谈过后，张学良即飞往太原了解红军在山西作战的情况和国民党人的动向，得知中央军进攻得手，红军正在回撤陕北，张匆匆于30日飞回洛川。当晚再约刘鼎谈话，有些不安地告诉刘鼎说，他一方面还缺少干部，另一方面又不能用中共的人员，因此还要些时间与蒋介石“周旋”，趁机做最低限度的准备。但他仍表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外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

有些人怀疑张学良的这番谈话是否代表他的真实想法。在他们看来，张学良对蒋介石之“忠”，已经到了“愚”的地步，直到西安事变时都宣称拥护蒋、服从蒋，最后甚至不惜抛下东北军，冒生命危险护送蒋回南京，他怎么可能反蒋呢?但这样看问题似乎有点倒果为因了。

刘鼎记述的张学良4月26日晚谈话内容可信与否，其实只要看一看在此之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延安会谈时讨论什么问题，双方此后的合作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就一清二楚了。如果刘鼎记述不确，则必定造成中共中央的误解，如此则只要与张学良一接触即会发现事情“满拧”，于是自然又要回到原先的起点上来。但事实上，后来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况。

其实，说张学良不会反蒋只是一种推测。还在延安会谈时，张就已经谈到过考虑在西北“自成局面”的问题。什么叫“自成局面”？凡是了解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那多半就是反蒋的同义语。至于说，张学良延安会谈时还相信蒋有民族情绪，认为帮蒋能抗日，他不可能两周之后毫无原因地就否定蒋有抗日可能，转向反蒋，这多半是没有搞清楚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政见分歧之所在。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分歧是什么?是他要抗日，蒋不抗日吗?并不是。张学良后来自己讲得明白，他与蒋之争，其实只是先“安内”还是先“攘外”的问题。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张则看出，东北军如果要想抗日，就绝对无法继续按照蒋介石的先“安内”部署打下去。接连两个多师的覆灭，以及南京方面取消这两师番号的作法，使他不仅对蒋介石的这一所谓“国策”彻底发生动摇，甚至对蒋介石的居心也颇多怀疑。这样打下去，他拿什么去面对那无数死去的和活着的东北父老乡亲?！又拿什么去抗日，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对刘鼎说“大老板”已越来越在他面前“现恶”，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显然就是为此。他赞成《活路)作者的看法，也由此而起。至于说，张与蒋之间的这种矛盾会不会使张学良走上反蒋道路，只要看一看张学良后来在蒋介石去世时所作“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的挽联，就应该明白了。何谓“仇雠”?不就是敌人么！

那么，为什么直到延安会谈时他在对蒋态度上还是犹豫不决呢?这里的原因其实也简单，因为他还不清楚，苏联人究竟会不会帮助他?当然，有一点应当说明，即还在会谈前夕他就已经注意到3月底苏联和外蒙古宣布的那个互助协定了。外蒙古，那个时候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中国的领土。苏联肯与毗邻的外蒙古建立互助同盟关系，自然也有可能与抗日的西北数省联合的政治实体建立同样的关系。无论《活路》作者还是张学良，这时显然都看到了这种前景，这也就是张学良在会谈中大胆表示他有把握“打通西北，自成局面”的背景。这话在某种程度上多半也是说给苏联人听的。这个时候他所以仍旧有些犹豫不决，恐怕是因为他拿不准，苏联人会不会原谅他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当时他不仅抄了苏联的领事馆，而且还和苏联红军打了一仗。尽管现在有中共在中间说和，他对1933年欧洲之行时苏联拒绝与他接触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况且，他很清楚苏联与南京之间几个月来在频频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冒险去参加什么反蒋运动。

促使张学良有心开始“自成局面”的，是延安会谈结束后发生的情况。

会谈结束后不几天，张学良得知南京政府外交部于4月7日和11日接连向苏联政府提交抗议照会，抗议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紧接着，南京方面更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苏蒙议定书的合法性。自1932年底中苏复交后，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双方的交流与商谈才开始日渐密切和深入，南京的抗议不可免地损害了莫斯科与蒋介石的关系。苏联方面很快就中止了与南京政府的一切外交谈判。如果蒋介石抗日，如果莫斯科重视与蒋介石的关系，那么，他张学良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帮蒋抗日”。然而，现在蒋介石不惜得罪俄国人，不管蒋介石怎么打算，苏联方面决不会再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了。面对这一形势变化，一心希望得到苏联承认和支持来发动抗日的张学良，没有理由不感到振奋。26日晚张学良突然“很兴奋，很热心”地把他的惊人计划和盘托出，显而易见是这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逻辑结果。

二次延安会谈暗约西北大联合

张学良决心反蒋的消息，陆续传出，在共产党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5月5日，负责中央联络局电台的曾希圣报告说，张学良已有抗日反蒋决心，并提出要进一步与周恩来相商。电称：“近因蒋愈恶，张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言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但如何处理各内系统问题，盼有所商定。示张能否见面，定好地点。”

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突然决定参加革命，这不能不让中共中央感到惊喜。毛泽东等这时刚刚率红军从山西撤回陕北，正在为应付东、南两面迅速推进的国民党军，确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而焦虑，如果张学良和东北军真的能够加入反蒋运动，日趋不利的军事形势就会迅速转为对红军有利。

5月8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张学良态度转变的消息，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联合东北军，接通外蒙、苏联，为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的行动方案。他指出：时至今日，中间阶级的态度终于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一天地觉醒了。“其中最明显的是张学良的态度，这是大革命到来的标志”。“现张由反日的决心开始进到决心反蒋的程度”，这说明民族资产阶

级是应该争取也可能争取的。考虑到现在的有利形势，中共中央总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统一战线，战胜蒋日”，但具体到西北地区，现在的任务应当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中国革命首先在西北胜利。他强调说：为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是可能的，因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环，并且有特殊条件，即中央和红军都在此，同时还有东北军，又接近苏联。而这后一点尤其重要。我们不要“光荣的孤立”，我们可以和宁夏、新疆、外蒙联系起来，与苏联结成联盟，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指出：“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显然，东征山西作战的受挫，使他清楚地意识到，红军要想真正在西北站稳脚跟，接通苏联，取得援助是关键的一环。据此，中共中央又开始提出西征作战的战役计划。

一方面红军决定实施西征作战，需要张学良的东北军给予配合，另一方面由于红军回师东渡，国民党中央军尾随入陕，“剿共”大战一触即发，张学良急需与红军协商下一步行动步骤，避免深入苏区的东北军成为红军打击对象而再受损失，因此，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再次会谈实属必要。特别是在张学良一方面，与中共酝酿反蒋问题虽非一时冲动之举，但到底关系其自身和整个东北军利益甚大，一步走错，满盘皆输，用刘鼎报告张学良的话来说，若“在自动标扬之先而被人察觉，则我暗彼明，常常会遭受一些意外的损失”。可以看出，张学良这时心理上已颇具压力。故在与刘鼎三次密谈之后，张学良就要求刘鼎代为转电周恩来，急谋见面，以商讨中央军入陕后两军所能采取的具体对策。刘鼎在5月4日的电报中称：此间得知红军西渡，汤恩伯之二师于后跟进。如确，则张求见周，面商对策，见面地点在甘泉旧县。

这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恰巧派周建屏前来陕北。路经洛川时，张学良特别约见了周建屏，要求他立即向周思来说明，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由宜川经延长向延安推进，而杨虎城以张部未能前进至临真镇，其左侧缺乏掩护为借口不进，使张陷入被动。故张学良要求红军为东北军让开通路，让他开两团人到临真镇，他答应十天内不建碉堡，即行退回。与此同时，张学良要周建屏告诉周思来，红军所要子弹一事，他可以供给一部分，接取的方法或由东北军派人经甘泉到延安的大道上运子弹，红军去夺取，或他派一师进攻瓦窑堡，红军预先避开，留一些废枪，他取走废枪留下子弹。他意后一种方法较为安全。张学良最后再次“要求与思来见面”。

接到刘鼎报告，并与张学良频繁通电之后，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已相当信任了。既然张学良已经决心反蒋，两军如何协调以应付蒋军，帮助张学良渡过眼前关节，在中共中央看来，不成为严重问题。中共中央这时最为关心的，还是张学良决定参加反蒋后，红军当如何与东北军实现大规模的战略配合，也就是如何在西北建立抗日反蒋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彭德怀与周恩来于5月7日明确复电刘鼎转张学良与王以哲，表示同意再度会谈。电报称：再度会谈极为必要，请张学良先生决定时间，愈快愈好，地点以川口或延安为宜，弟等三人中可来二人。电报明确认为，双方会谈应当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具体协商，即一、张学良先生准备大举之实际具体步骤，即政治军事经济之问题；二、杨虎城、阎锡山、马占山、邓宝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之联合战线问题；三、东北军与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电报同时提醒已有反蒋之心的张学良：非有确实可靠之政治环境条件作保证，万不可轻易离开部队，以防意外。

接到毛泽东等的电报，张学良当即通过王以哲复电表示同意，并建议10日晚仍在延安见面。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军委这时正在延川开会，而延川距离延安又有250余里之遥，一时赶不及，故周恩来9日电告王以哲、张学良，说明自己将于12日下午赶到川口，当晚入城会谈。于是，周恩来于11日凌晨动身，12日晚赶到延安城外，当晚再度秘密进入延安城，与张学良进行了第二次延安会谈。

在这第二次延安会谈中，双方首先就允许东北军进入苏区筑堡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其次商定了允许一部红军前往陕南转进河南发展的具体办法。而最重要的，会谈中还就东北军与红军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计划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双方决定，为着在西北建立抗日反蒋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计划，红军和东北军将首先致力于：“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当然，会谈最后还就双方最关心的联络苏联的办法交换了意见。决定中共中央的代表邓发由张学良安排护送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安排援助事宜。张学良的代表随后也走新疆去苏联。

张学良希望加入中共，共谋义举

5月下旬，两广(广东、广西)当局打着“请缨抗日”的旗号，兴兵北上湖南，公开向南京政府发难，引发了著名的两广事变。这对于正在周密部署西北大联合计划的中共中央来说，不啻天赐良机。6月初，中共中央迅速着手筹划和部署西北发动的实施步骤，准备“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与配合这一发动”。

6月12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时不我待，应当推动张学良的行动步骤，提前实现西北国防政府计划，因为两广独立支持反蒋战争恐难持久，“西南若恶化，对西北发动有困难”。毛泽东也明确提出：两广事变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大推动力，已经成为目前中心的一环，对西北发动确有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发动可提早时间”。据此，中共中央作出提前发动的决定，并将前此与张学良商定和进一步向张学良提交的计划书内容，于6月16日详细上报共产国际请求批准。电报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

在上述报告中，中共中央特别提到了经费和装备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中共中央担心的问题，也是历次谈判中张学良最关心的问题。一旦西北发动成为事实，如果得不到苏联方面的有效援助，不仅几十万大军的粮草弹药将无以为继，而且也难以号召全国其他地方实力派加入到抗日反蒋的行列中来。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事变发动后，红军和东北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300万元的资助，并需要苏联提供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的援助。

这时，张学良因去南京、上海

了解情况，并暗中联络两广方面，不在西安。因此，周恩来特地致电王以哲，要求王以哲务必加紧准备，并约张学良回来后立即前来协商，以便提早完成西北发动的一切准备工作。电报明确讲：目前大局，两广已经发动，华北宋哲元也有加入说，云贵川湘都在酝酿，大有造成全国抗日反蒋之可能，东北军发动时机业已成熟，一俟张学良先生回来，即须协商具体办法。西北国防政府之成立，此其时矣。吾兄乃东北军之柱石，务望对内部组织方面十分加紧。时局亦要求我们提早时间，大约一个月内即须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张学良归后，务清将此意转告之。

6月20日，张学良兴冲冲从南京回到西安。由于对两广事变前途看好，张学良的思想显然又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他回到西安后的第三天，就前往刚刚在长安县王曲镇开办的长安军官训练团，大谈“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巳不容我们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要求他们以抗日求统一，以抗日求生存，把抗日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几天之后，张学良用电话召刘鼎前去。据刘鼎回忆称，张学良当时明确提出要“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姑且不论刘鼎几十年后的回忆是否可靠，他所说到的情况却有踪迹可寻。只不过，事情似乎比刘鼎的回忆更加令人吃惊。因为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张学良这次与刘鼎谈了将近二个通宵。除了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提前西北发动的时间大体上表示同意外，他最多谈的竟是有关共产党本身的各种问题。他希望了解有关共产党的各种知识。谈来谈去，直到谈话的最后，刘鼎才搞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突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问题，说是想请中共中央予以考虑，并派专人前来训练他。

回到住处，刘鼎顾不上休息，就急忙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张学良的这一要求。

张学良要求入党，这个消息在中共中央领导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是，在经过了几个月的接触和工作后，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中共领导人都倾向于接受张学良的要求。因为，他们相信，张学良固然未必对共产主义有多少认识，但正如刘鼎来信所说，他本质上是好的，不仅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而且期待社会有极良好之制度。经过细致的工作，他有可能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当然，此事关系重大，并且没有先例，他们在小范围内研究后，仍决定上报共产国际征求意见。据此，这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亲自起草了一封密电，于7月2日发往莫斯科。电报说：张学良虽然做过军阀，但东北军现在已经成为一支被日本帝国主义驱逐，亡国亡家的军队，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支持，与一般军阀军队有很大的不同。张学良本人现在也十分信赖苏联，并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联络。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目前更是在积极进行当中。为了便利于西北发动，张学良已明确要求我们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且要求加入我们的党。经过研究，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西安，并准备在将来允许他人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电报还进一步提到西北发动问题，明确认为：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已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我们客观与主观的条件虽都好过蒋介石，但还要用一把很大的力量，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两广发动已20余天，华北地方实力派代表也来西安约张学良共同举事。东北军在西北的发动决不容缓，我们计划至迟到8月应该发动。因为8月上旬二、四方面军可到甘南，那时实是最好时机。你们意见如何，即行见告。

从6月16日到7月2日，前后不过两周左右的时间，中共中央的西北发动计划再度提前，可见张学良在政治上的突飞猛进，使得中共中央心情更加急迫。他们更加确信，加速西北发动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到了这个份儿上，爆发西安事变，似乎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