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伦

一

我从师报道组回到步兵四一八团时，已经是第三年兵了。回想当初当兵时还曾雄心勃勃，心里萌发过有一天当上军官屁股后面跟着一溜儿兵的野心，可三年来干也干了，苦也吃了，所谓的才华也显山露水的展示过了，但是，却处处受到挫折，军装上的口袋没有增加，坎坷不平的脸上倒是多了许多沟沟岔岔，下巴上也旺盛地冒出了一片胡茬子，然而兵还是个兵。昔日的辉煌梦想早已化为一缕青烟，随风而飘散。

从发白的军装上，我已看到了复员告别军旅的日子不远了。

那是初冬的一个下午，大西北的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雪，那雪为粉状，在寒风中如虫子般的飞舞，使雄浑苍莽的黄土荒塬一下变得模糊起来。我坐在团部政治处的值班室里，缩着脖子等着分配，望着窗外灰白寒冷的景象，心里一片空荡和潦乱。团部设在塬上的沟壑里，沿着沟壁是一排排用砖和土砌成的窑洞式建筑，墙上刷了一层石灰，在冬天光秃秃裸露的塬上，显得十分的醒目和苍白。

门开了，宣传股长王开走进来，他小个，瘦脸，尖尖的鼻子上戴副黑边眼镜，斯文而有些神秘。可是嘴却有些大，一笑脸上两括号，说话一口河南腔，声音就像豫剧的道白，抑扬顿挫很有乐感。

股长先向我笑出两括号，然后朝我脚下歪着的简单行李斜了一眼，抖了抖手上的一张纸——那是我当兵三年的简历，用一种揶揄的口气说：“唔，不错啊，当了三年兵干了不少行当，宣传队，国防施工，师新闻报道组，最高职务副班长，混得不错啊。”

我低下头不吭声，任他挖苦。

“这次想干哪一行?”股长的语气故意一挑。

我还是不吭声，让他嘲笑够。

“是想留在团机关，还是回连队?”他的目光在我头上晃动。“无所谓。”我说。我抬起头来把目光顶在他的鼻子上。

股长下意识地用手扶了一下黑边眼镜，又笑出两括号说：“没想到你小子还有点性格啊，我要把你留在团机关愿不愿意?”

“干什么?”我问。我再也不想搞宣传和报道什么的了。

“放电影，怎么样?这可是个技术活，好多兵打破头都想钻进来啊。”股长用一种诱惑的眼光看着我。

我想了想，站了起来，“行，我坚决服从命令。”我想，反正服役期也满了，再干一年，学个技术复员回家，以后也好混口饭吃。

股长高兴地笑了，说：“你小子很聪明，也很狡猾。不过，咱们事先把话说明白，你要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来，一个星期要学会放电影，三个月内拿到合格证书，要不然你就给我开路。”他的话里好像埋伏着什么目的。

我咽了一下嗓子，说：“好吧。”

股长又指着我的头发和下巴上的胡子说：“另外，你赶快把这些地方收拾了，作为军人不修边幅，成何体统!”

“是。”我的脸一下红了。

接着，股长王开就给电影组打了个电话，要他们马上来人接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师里宣传科事先给他打了电话，介绍了我的情况，要他一定把我安排好。他以前也是从师政治部下来的，知道我有点“多才多艺”的小名气，也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自由散漫不大好管，但上面打了招呼，他当然不能马虎了。在他的权力之下能安排兵的地方只有电影组，于是股长王开就把我安排在了电影组。

就这样，我这个服役期满的三年兵，又当上了放映员……

来接我的兵一个叫安红军，一个叫范小杰。安红军跟我是同年兵，看上去很老练，有些清高，见面时只是礼节性地跟我握了握手，不冷不热地说了声“欢迎”，就叫范小杰替我拿上行李，自己却先走出政治处值班室，把我们甩在屁股后面。范小杰是当年的新兵，家在河南郑州市。小伙子性格活泼，见面就熟，一口一个老同志，叫得我怪不好意思。我说你在电影组时间比我长，你才是老同志呢，希望以后要多多关照。范小杰高兴地揉着鼻子说，关照不敢说，但要我跑个腿干个活儿什么的，老同志吭一声就行了。

说到这里，安红军回过头来瞥了范小杰一眼，范小杰立即像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缩了脖子露出一种恭敬从命又讨好卑微的一笑。

我心想，安红军挺牛气的呢。

安红军背着手走在前面。

范小杰小声跟我说，安红军的父亲是高于，在甘肃省委工作，经常有印着甘肃省委大红字样的公用信封寄到政治处，连股长主任和团里的首长们都对他客客气气敬几分，更不用说兵们了。听说电影组长不久就要调到政治处当干事，以后就由安红军负责电影组工作。电影组长属于干部，可以从排职一直干到正连级。安红军是老放映员了，因此安红军提干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个迟早问题。现在兵们中已经有暗地里“组长组长”的喊他了，他开始还谦虚一下，后来就觉得理所当然，听之任之了。

怪不得。我看了一眼昂首挺胸走在前面的安红军。

我们穿过团首长办公的“漏斗小院”，来到沟壁下的一个地道前。范小杰说，这条地道原来是备战用的，它是一条捷径，穿出去就是团后勤的沟，离电影组住的礼堂不远。以后到机关来办事要经常走这条地道的。

黑洞洞的地道里没有灯，只能看到远远的出口外有一线光亮。安红军钻了进去。我犹豫了一下没动。范小杰说你跟在我后面，要直走，不然会碰到洞壁上，一会儿眼睛适应了，就可以看到路了。我听到前面的安红军鼻子里发出了两声笑，笑声在黑洞里夸张地嗡嗡回响。我一咬牙，一头钻进了地道里，眼前顿时一片漆黑。我知道自己的眼睛对光敏感，对黑暗的适应能力差，所以一直到走完这条地道，我的眼睛也没有适应过来。我只好听着前面的脚步声，用手摸着洞壁，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好几次头碰到了坚硬的洞壁上，碰得眼睛直冒金星，我咬着牙没吭一声。

从地道里出来，眼前豁然一亮，有一种从坟墓中钻出来的感觉。我的头上被碰得青一块紫一块。范小杰惊叫起来，说：“怎么没听见你喊一声。”我淡淡一笑说：“这算不了什么。”安红军回过头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自个往前走了。

团后勤的沟里有汽车队修理所、军械服装仓库、军人服务社等等，还有一座红砖砌的大礼堂，电影组就在那里面。兵来兵往的热闹多啦。范小杰给我指吃饭的地方，说电影组的兵都在后勤机关灶上搭伙，后勤机关的伙食不错，油水多，沾他们的光。又指着沟口的一片平房说，那是家属区，团里干部的随军家属都住在那儿，有的在军人服务社上班，有的在塬下的镇上工厂或学校工作。翻过沟再往前走二三里，就是团卫生队，那里有许多女兵，有医生护士还有卫生员，那些女兵是很爱看电影的，一到星期六就打电话来问演什么电影，声音甜甜的。

范小杰说着就嘻嘻地笑了。

安红军回过头来，喊了一声，你们快点!

我们赶紧加快了步子。

电影组长吴水生在礼堂门口等着我，他长得很英俊，眼睛亮亮的很有神，一张脸微笑着，给人一种亲切和蔼的感觉。他上下打量我一番后，笑着说：“欢迎啊，我们这里又多了一

个秀才。”又说，“好好学，放电影是个好工作。”我点点头。

这时从卫生队的方向跑来一个女兵，丰满的身材，秀气的脸庞，一双黑亮的眼睛，一头齐耳的短发，显得又漂亮又精神。她老远就挥着手喊电影组长，看样子是要跟他到什么地方去。电影组长一看见那女兵，眼睛一下就变成了弯豆角，笑着对我说：“对不起，我有点事，失陪了。”说着交代安红军和范小杰帮我收拾好住处，晚上通知后勤炊事班加两个菜，表示一下欢迎。然后就朝站在礼堂前面操场上的女兵兴奋地跑去了。

我问范小杰那漂亮的女兵是谁?

范小杰说：“她是团长的女儿，叫沈雅丽，是组长的女朋友。”

我笑道：“组长艳福不浅啊。”

安红军“咚”地一声踢了门一脚，闷头独自走了进去。

我感到愕然。

二

第二天早饭后，我去军人服务社理了发，刮干净了胡子。然后，组长吴水生就让安红军开始教我如何放电影，主要是学具体操作，上午他要到政治处去开会。组长一走，安红军就把我和范小杰叫到了放映室。

放映室在礼堂的楼上，里面放着放映机发电机和大大小小的材料箱工具箱，还有横幅标语灯笼，以及文艺演出的锣鼓乐器什么的堆放在一角，整个就像一个堆满了货物的仓库。放映室左侧是放映员的宿合，临窗的地方是安红军的地盘，靠里是我和范小杰的小天地，两个铺位相对着。右侧是广播室，广播室旁边就是楼梯口了。而组长吴水生住在一楼的一间小屋里，单独一人住一间屋子是只有干部才能享受的待遇。

我们的礼堂是很简陋的，楼梯用木板搭成，走在上面发出很响的声音，而且扶手已经断了一截，潜伏着一定的危险。所以，一般情况下首长和机关的干部是不会上楼来的，有事大都是在楼下找组长，看看电影海报，在大厅打打乒乓球什么的，就算是关怀过我们了。

安红军叫范小杰把电影机从箱子里取出来，一件一件的架好，告诉我，我们使用的电影机叫130一放映机，也叫“皮包机”，意思是提起来就可以走，适合部队野战放映。不像电影院里的座机，只能在室内放映。当然刮风下雨落雪天，我们也在礼堂里放，但除此之外大都把银幕挂在礼堂外的大操场上，而且还要到各营驻地的沟里去巡回放映，也是露天场子。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而且看的电影不少，但对于放电影却是一窍不通，因此感到很新鲜。

安红军俨然一副老师的派头，平板着黑脸，拿腔拿调地给我介绍放电影的“几大块”构造——三脚架、主机、扩音机、银幕、喇叭……他只讲一遍，决不重复。我一边认真地看着一边仔细地听着一边不停记着，就像一个刚进学堂的胆怯的小学生。虽然是同年兵，但安红军在我面前有意显得比我高一筷子，而且露出一副高干子弟的盛气凌人的样子。

安红军问我：“你上过高中吗?”

我说：“上过。”

“这么说你学过物理啦?”

“学过，但基本都忘光了。”

安红军皱起眉头：“放电影不懂物理怎么行，它涉及到光学声学和电学。对了，你安过灯泡没有?”

我老实地说：“没有。”

安红军终于发了脾气：“你连一点电的知识都没有，你来干什么?”

我一下愣住了。他在伤我的自尊心，有意挑我的刺儿。我发现，我一来到电影组他就对我不感冒，好像我要跟他争什么东西似的。真是莫明其妙!但我压住了火，说：“你的意思是我不适合放电影?”

安红军不置可否地从鼻子里冷笑了一声，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有些活儿不是什么人都干得了的。”

我忍不住反唇相讥：“这么说你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会放电影了?”

范小杰捂着嘴吃吃地笑了。

安红军脸一下就红了，朝范小杰吼道：“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虽然我从娘肚子里出来不会放电影，但至少我比你们早几年吃这碗饭。”

范小杰立马不吭声了。

我换了个口气说：“老安，你不用发这么大的火，咱们都是当兵的何必呢。我来学放电影是领导的安排，我个人的目的嘛也是为了学个技术，复员回去好有个工作。再说股长跟我有个约定，一个星期学会放电影，三个月考到合格放映员证书，如果我做不到就让我马上开路。我总得试一试吧?你放心，我虽然基础差，但一定虚心向你学习。”

安红军表情好了一些，说：“好吧，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就看你自己的了。”

安红军教我练习的第一个科目是装片，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简单的。

安红军先给我做了一遍装片的示范，说装片的关键，一是要准确，二是要速度快，必须在一分钟内完成，否则就会影响放映，停机三分钟就算事故。安红军示范完就把片子从机器上取了下来。我照着他的样子开始装片，片道里曲里拐弯，又是齿轮滑轮什么的，位置又狭小，要把长长的电影胶片准确无误地装进里面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时我才感到我的手是那么的笨拙，一点不听使唤。好不容易把片子装完，一看差点没把自己吓一跳，整个放映机里就像塞了猪肠子，一圈一圈的嘟噜着。一直看着手表的安红军说，整整用了十分钟时间。十分钟观众早就吹口哨骂娘了。寒冷的冬天，我的脸上居然冒出了一层热汗。

“这碗饭不好吃吧?”安红军嘴角露出一种嘲讽的笑。

安红军叫范小杰看着我继续练，自己却背着手回卧室去了。

练了一上午，我还是没有多少长进。范小杰笑笑说：“比先前快了两分钟。”我说：“这个水平啥时候才学会放电影呀?”范小杰说：“别着急嘛，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我第一次练习装片用了足足半个小时呢。”我说：“咱俩不一样，你是新兵，我是老兵，老兵不能落在新兵后面，再说，我是判了‘有期徒刑的哩。范小杰露出牙齿笑了。

吃午饭的时候，我满脑子里还在想着装片子的事。下午又练习了一下午。

晚上，我身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雪没有下成气候，只在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细粉。窗外一片漆黑，寒风在塬上呜呜地徘徊，将地上的雪粉卷起来，拍打在礼堂的门窗和玻璃上，发出唰唰的声音。我在想，如果一个简单的装片都学不会，看样子的确就不是干这个的料子。又一想，干嘛要认输呢，这才是第一天啊，离股长的期限还有六天哩。我的耳边响起一句古话，叫做笨鸟先飞。于是，我悄悄从床上爬了起来，穿好衣服，蹑手蹑脚走进了放映室。身后被窝里的安红军和范小杰睡得正香，呼噜声此起彼伏。

北国的冬夜真冷啊。我站在放映机跟前一连打了好几个寒颤，才稳住神，当手接触到机器上的金属，就像冻在了冰块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我把电影组的一只小闹钟放在了放映机旁边，对着时间开始一次次装片练习。不一会，手就冻僵了，放在嘴边哈哈热气，又接着装。装着装着，一不小心，手指被锋利的齿轮划破了，鲜红的血顿时就流了出来。我赶紧撕了片纸缠在手指上，一会儿血就凝固了。

我咬着牙，继续练习。

小闹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就像一个老人在一步一步的艰难爬行。

我的手渐渐麻木失去了知觉……

三

第二天吃早饭时，组长吴水生发现我的双手又红又肿，问是怎么回事?我只好说了实话，把半夜起来练习装片的事告诉了他。吴水生首先肯定了我的精神是好的，然后用责备的口气说，以后再别这么做了，什么事情都不能一锄挖个金娃娃，一口吃个大胖子。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组长吴水生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背后有一双眼睛不时向我射来一种嘲讽的目光，那是安红军，他和几个爱咋咋呼呼的老兵坐在一起。

组长忽然问我：“安红军昨天教你怎么样?”

范小杰想说什么，我暗示他别说。

我笑笑说：“挺好。”

组长说：“他这个人比较牛气，干部子弟嘛，他没有为难你?”

我说：“没有，只是我太笨了。”

组长鼓励说：“头回生，二回熟，熟能生巧嘛。”

饭后，组长吴水生按惯例安排当天的工作，说部队的复员工作刚完，日子接近年头岁尾，很快就要搞总结，机关也开始忙起来了，又是材料又是通知又是表格的，宣传股忙不过来，白天要从电影组抽一个人去帮忙，晚上有放映任务还要照样工作，看谁愿意去。说罢，目光在我们三个兵的身上扫了一圈，最后停在我的脸上，我想这事肯定落在我的头上了，股长王开是知道我会爬格子的，他少不了要拉我去帮忙。组长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笑对我说：“你不用去了，你刚来还是抓紧时间学习放映技术吧。不过，一会先到卫生队去把手包一下，不然手会肿烂的。”我不以为然地说：“这点小毛病，没事。”组长说：“什么没事，影响到工作就有事了，这是命令。”我再不好说什么了。

安红军看看我，又看看范小杰，满脸的不高兴，极不情愿地说：“那我去吧。”

从安红军的脸上，我看出他跟组长之间好像有一道无形的阴影。

去卫生队前，组长吴水生给我一包东西，要我到卫生队后交给军医沈雅丽，我笑笑说，保证完成任务。范小杰也要跟我去，说是给我带路，其实心里是想到卫生队去看看那些女兵。

我和范小杰向卫生队的方向走去。范小杰带着我出了沟口，路过军人服务社和团干部家属院，然后翻过一个斜坡，就看见了在一个凹地里被一片树木遮掩住的卫生所。从远处看去，可以看见一排排雪白的平房，以及在铁丝上晾着的女兵的衣服，那些穿在里面的小东西，花花绿绿的在风中翻飞，让人产生许多的联想。

我们谈起团长的女儿。

范小杰告诉我，团长的女儿沈雅丽是今年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她最先认识的是安红军而不是组长吴水生。秋天的时候，安红军在卫生队住过一次院，就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军医沈雅丽。出院后，开始两人没事就经常打电话聊天，一聊就是半天，又说又笑。后来安红军有空就往卫生队跑，有时夜里出去很晚才回来，组长问他上哪儿去了，他撒谎说找老乡玩去了。兵们暗地里都说安红军在追团长的女儿，只不过他还不是干部，不能公开。

有一天，团长女儿第一次到电影组来找安红军，没想到安红军不在。组长吴水生就请团长女儿进他的小屋坐等一会。两人在屋里呆了半天，谈得很是热火。据说她走的时候，眼睛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彩。这样，组长吴水生就认识了团长女儿沈雅丽，后来她就经常来礼堂，却不去找安红军，而是直奔组长吴水生的小屋。每次从小屋出来时，一张漂亮的脸颊就红红的，一双黑黑的眼睛就亮亮的，像煤块一样燃着火，燃出许多的内容。

我说：“那安红军怎么办?”

范小杰说：“怎办，凉办。人家团长女儿只是跟他认识，又没有跟他谈恋爱，再说他又不是干部，追人家还不够格呢。当然，安红军心里很难受，表面上跟组长装成没事的样子，但私下却恨恨地说组长抢了他的女朋友，总有一天他要清算。”

“真这样?”我心里不由打了一个惊叹号。

范小杰笑道：“你不用担心，现在组长跟沈军医好得像沾了胶似的，安红军这辈子——没门。”

范小杰要我打开手里的那包东西，说看看组长送什么珍贵的礼物。东西有些分量，鼓鼓囊囊，用白纸裹着，外面再包了一个塑料袋，封得严严实实的。我想一定是很贵重的东西，否则不会这么精心包装。我说不能打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家个人的秘密怎么能随便偷看呢?范小杰不好意思的揉揉鼻子，嘿嘿地笑了。

我们到了卫生队，找到团长的女儿，她正在给一个兵看病。她戴着白口罩，露出两只黑亮而好看的眼睛，用一只听诊器在兵的胸部仔细地听着，一副自信的样子。直到给兵看完病，她才转过头来问我们哪点不舒服。范小杰忍不住一下就笑了。团长女儿认出了小范，也笑了，说你这个小家伙什么时候来的，进来也不喊声报告。说着就将水亮的目光转向我，微笑地问道：“你就是电影组新来的?”

我点点头。

团长女儿好像很熟识似的看着我，高兴地说：“我读过你写的文章，漂亮而有才气，果然是文如其人啊——”

我的脸一下红了。

“你到团里来可是有些屈才了。”

“无所谓，当兵的那儿都一样。”

“不要没信心，我看你会有出息的。”

“何以见得?

“感觉呗。”

“是吗?”

团长女儿伸出手来：“我们交个朋友好吗?我喜欢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

我犹豫着，不知该如何是好。

范小杰在我背后拽了一把。

我说：“好吧，以后请多关照。”

范小杰附和道：“对对对，还有我，我们也是朋友。”

军医沈雅丽忍不住笑了。

这时，我才想起来手里的一包东西，赶紧交给她。我说这是我们组长叫带给你的，她脸微微一红，接过包在手里掂了掂，笑笑说，蛮有分量的嘛，看看你们组长给我送什么好东西。说着就用一把剪刀剪开塑料袋，然后撕开纸一看——原来是几个又大又胖香味扑鼻的烤红薯。

我和范小杰一下傻眼了。组长就给她送这玩意儿?

然而，没想到她见了烤红薯，竟高兴得尖叫一声，捧着烤红薯高兴得大笑起来。

我们越发懵了。

团长女儿拿着烤红薯迫不及待的撕去一个薯皮，咬了一口，然后递给我们两个，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来来来，好东西朋友一起分享。”

我和范小杰连忙摆着手说：“谢谢……沈医生你还是自己享用吧。”

团长女儿当着我们的面，就大口地吃了起来。

我们赶紧退出屋去。没想到团长女儿居然喜欢吃烤红薯。

四

我到电影组的第三天晚上碰上了放电影。

上午，组长叫安红军到塬下的火车站去取回了片子，我和范小杰在家里擦拭机器。我们放映的电影片子是计划片，由军区电影发行站发行，然后在各电影队组传片放映。部队与部队之间住得都比较分散偏远，离铁路近的就用火车托运，公路方便的就用汽车传送。

还有一种叫快传片，一天晚上同时几家放映，演上两本就得取走，然后又来取两本，如此往返得不断片，必须用小车来回的跑。

安红军是用电影组的一辆破自行车把电影片子取回来的，骑到礼堂门口时，脸上已经出了汗，嘴里直吐白气，眉毛上也挂了一层如霜样的东西，双手却紧紧的捂着耳朵。我和范小杰赶紧下楼帮着搬铁盒子影片箱。组长对我说，以后取片的事，轮着来，一人一次。我说我不会骑自行车。安红军斜了我一眼，冷笑一声，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贵族呢。我正要发作，组长用眼睛制止了我，说不会就学嘛，他原先也不会，后来照样学会了骑自行车。我看了看那辆破自行车，感到浑身也要散架了似的。

电影是在礼堂旁的大操场放映。吃过晚饭，我们就架好了机器，在两根固定的木杆上挂好了银幕和喇叭，然后对光调焦距，试声音效果，之后开始装片。两天来，我学习装片渐渐开始熟练了，不但不会有错，而且速度也有了提高，装上训练用的片子还可以放上一阵子，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但正式放映还只能站在一边稍息。

组长和安红军一人负责一台放映机，装片的时候，组长就让我来装，安红军叫范小杰装。我们装好了片子，安红军检查范小杰的，组长吴水生检查我的，我们都合格了。吴水生满意地看看我，说很好，要我放映时站在他的身边，看他如何放，等下一次放电影就要我正式放了。

最后一抹阳光从塬上滑落下去。

这时候，部队开始入场了，喊着口令跑着步子到值班参谋指定划分的位置坐好。在放映机的前面留上一小块空位置，放了一排电镀椅，那是专门为团首长准备的。然后大门放进家属和塬上的老百姓，大人小孩潮水般的涌向银幕。平日宁静的部队山沟顿时热闹起来，就像逢了什么喜事。

离放映还有点时间，团首长也还没有到，兵们就拉起了歌子，连队与连队互相比赛较劲，看谁唱的歌多，看谁唱的声音响，粗犷豪放的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一浪，在夜幕降临的塬上回荡。

提前一分钟，团首长们来了，为首的是身材魁梧的团长，后面跟着政委副团长副政委参谋长主任一大溜，左右是几个警卫员一手抱着大衣，一手小翼翼地端着开水保温杯，忙得跑前跑后的。

部队全体起立。值班参谋向团长敬礼报告。

报告完毕，团首长们在电影机前的那排电镀椅上坐下来。部队全体才听口令坐下。这时股长王开不知啥时钻到了放映机前，问我们准备好没有，组长说准备好了，只等团长指示了。正说着，团长回过头来，笑着问道：“今晚演什么电影啊?”团长的声音很洪亮，跟铜钟似的嗡嗡作响。组长笑着回答：“《庐山恋》。”团长有些不高兴地说：“我操，怎么老是恋啊恋的，没劲。”组长立即解释说：“这是排片。”团长说：“下次就别排这种片了，排一个战斗片，我看上甘岭英雄儿女三大战役都不错嘛，壮军威啊——”团长是在朝鲜战场打过仗的，因此特别喜欢看战斗故事片，百看不厌。团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问：“有幻灯没有?”组长有些紧张了，说：“没有。”团长说：“幻灯可以表扬好人好事嘛，对不对，下次一定要有。”其他团首长也赞同地点头。组长声音有些发哑地说：“是，不过……”团长说：“不过什么，你有一个新兵可以画画，听说最近又从师里来了一个秀才，是个笔杆子，是哪位啊?”团长的目光在电影机左右搜寻。股长王开赶紧把我向前一推，说，就是他。团长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下，高兴地笑起来：“小伙子长得很精神嘛，好好干，前途无量。”我赶紧立正道：“是。”我突然想起团长的女儿似乎对我说过同样的话，父女俩竟是这样的相像。

接着，团长手一挥，说：“放吧——”

于是，组长吴水生按下了电钮，一道雪白的光柱投向银幕。电影开始了。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银幕上刚出现画面，黑暗中有人拽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沈雅丽，我问她是不是找组长有事?她笑着示意我别吭声，意思是别惊动了前面坐着的团长。我就把电影箱搬过来，让她坐下，这时正在放电影的组长回过头来看见了团长女儿，便笑着朝她点点头，忙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瓜子递过去，她就幸福地一笑，打开袋子嗑起来，一边嗑一边看电影，一边看电影一边看组长吴水生。看来她是经常这样来看电影的，与其说是看电影，还不如说是看组长吴水生。

片子交接，安红军探过头来给信号，一眼看见沈雅丽，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尴尬地咳了一声，装着没看见，把头转到了一边。

电影故事情节变得复杂而有意思了。

团长在前面看得入了神，忽然大笑起来，声音嗡嗡的响，其他团首长也跟着笑。

片子放到一半时，沈雅丽要走，在组长耳边说了句什么，组长就赶紧从腰上摘下钥匙，塞到她的手里，她就悄悄地从电影机跟前离开了。团长女儿一走，过了一会，组长就叫我来放映，说他要出去上厕所。我一下紧张起来，说怕不行。组长说你能行，这三天你学得不错，你就这么照着放就行了，我一会就回来。说着便鼓励地拍拍我的肩膀，一闪身就钻了出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赶鸭子上了架。

第一次亲手放电影，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仿佛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中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我。胸膛里不由咚咚的像在敲鼓。毕竟才学三天啊，哪有学三天就开始放电影的?我迫使自己镇静下来，与其被动，不如主动。我站在电影机跟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机器，仔细观察和认真掌握好每一个环节。大大小小的齿轮和滑轮在飞快地旋转，电影片子在弯弯曲曲的片道里流水般的向前运动，一道炽亮的光束投射到一张雪白的银幕上，于是便有了无数变幻无穷的画面，构成一个或幸福或欢乐或愤怒或悲伤的故事，让人们笑逐颜开和泪流满面……

这是多么的神奇啊!

我渐渐的操作自如了，不知不觉就放完了一本。

天哪，我会放电影啦!

股长王开从黑暗中钻了出来，惊讶地看着我，不相信地说，怎么是你在放啊，吴组长到哪儿去了?我说组长上厕所了，我暂时顶替一下。股长王开高兴地笑道，你真行啊，才来三天就可以放电影了。我不好意思地说，只是刚刚入门而已。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很得意，到底在领导面前露了一壶。安红军闻声从机器后面探出头来不屑一顾地斜我一眼。

股长王开是来广播找人的，广播后又钻进黑暗中去了。股长一离开，安红军便走了过来，不知是恭维还是嘲讽地说，不错啊，刚来三天组长就让你单独放片，看来组长很器重你，连股长也表扬你，我得向你好好学习啊。我说不敢不敢，组长和股长是领导，他们是鼓励我的，老安你是我的老师，我该向你好好学习。安红军眼睛眨巴一下，手一背后，看我装好一本片子，然后要为我检查一下。我只好站到一边，他在机器里这里摸一摸，那里按一按，最后朝我笑笑说，可以了，放吧。

可是，当我放了不到两分钟，突然出现了故障，银幕上只有画面而没有声音，男女主人公正在谈恋爱谈到关键的时候，场上的人们

急得喊叫起来。我一下慌了，愣着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坐在前面的团首长们也都回过头来问是怎么回事?我赶紧检查机器里的情况，一切运转正常，可是怎么会没有声音呢，刚才还是好好的嘛。我的手紧张得抖了起来。团长在问组长到哪儿去了，我说上……上厕所去了。团长说：我操，这个时候上那门子厕所!兵们一听也一片嘘声。团长说，还有小安呢?安红军从另一台机器后面应声钻出来答到。团长说：你赶快帮着弄出声来吧，看这哑巴电影快把人憋球死了。安红军跑过来把我往旁边一拨，目光里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神色，牙缝里飘出一句话：没有本事接什么班!我心想，完了，一切都完了。组长上这趟厕所去了半天怎么还不回来?一定是跟沈雅丽在小屋里排演上《庐山恋》。

我快要急哭了，安红军却慢吞吞地查看机器。这时组长赶来了，他叫安红军让开，用手电筒朝机器里仔细检查，不一会便在音鼓的地方发现了一张指甲盖大小的纸片，挡住了发声光电管的光，银幕上当然不会有声音了。他赶紧用镊子夹了出来，银幕喇叭里立刻响起了声音。场上观众高兴地鼓起掌来。组长拿着那张小纸片厉声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组长又问谁还动过机器?我看了安红军一眼，说，装好片后他帮着检查了一下。组长吴水生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逼向安红军。安红军一声不吭，低下头去。

事情不言而喻。

电影在继续地演着……

五

恶人先告状。电影一结束，安红军悄悄地找到了王股长把组长告了，说组长不是上厕所，而是与沈军医幽会去了。组长被叫到处里，受到了股长王开的严厉批评，说他擅离职守，工作不负责任。他没有替自己解释，也没有讲发生事故的原因，一人承担了下来，在股里干部会上作了检查。为此我感到很难过，他反倒安慰我说不是你的错，你放得很好。组长严肃地给安红军指出来，说他暗地整人的行为要不得，有意见尽管公开向他提，何必让一个刚学放电影的同志在众人面前丢脸难堪?安红军给自己辩解，说他是想考验一下我的技术，这有什么小题大做的。组长火道，你这是在耍小聪明，总有一天你要吃苦头的!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也没多想什么，只是觉得安红军这人有些琢磨不透，表面上他好像不把我放在眼里，但实际上他却时刻在注意着我，防范着我，仿佛我对他构成了什么威胁。

一个星期后，我已经可以完全独立操作放映电影了，经过“哑片”的事件，我变得更加细心和谨慎。虽然过了股长设置的第一关，但第二关——三个月能不能拿到放映合格证书这还很难说，因为那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全面考核，有的放映员干了好几年还有没拿到证书的呢。组长吴水生给了我一大堆书，什么放映教材，电工原理，无线电技术，发电机入门，扩音机修理，还有光学物理学数学等等，在短时间内要我全部啃完。我简直傻眼啦!

白天学理论，晚上放电影实践。真是分秒必争啊!

放电影除了在团部放之外，还要下部队去放，一般是到营部，我们的卡车一进塬上的沟里，兵们就从营房里涌出来向我们欢呼喊叫，营长教导员亲自出来迎接。一边感谢我们给他们送来了“精神食粮”，一边喝令兵们从车上卸下放映机器。晚饭当然是盛情款待，放完电影还准备了夜餐。临走了，兵们还依依不舍送到沟口挥着手叫下次再来。

我还学会了骑自行车。组长在大操场上亲自教我，他先扶在车后，叫我眼睛朝前看，只管蹬。我在车上扭来扭去，组长笑着说你真像个骑驴的笨狗熊。后来组长就不扶了，让我自己骑，结果我没骑两步就摔下来，爬上去又摔下来，手上和腿上都摔破了。组长站在一边像没看见，一个劲催着喊再来再来。我只好忍着疼爬上车，就像醉汉扭秧歌，一次又一次，一圈又圈，扭着扭着就不扭了，车轮飞快地旋转起来——我终于学会啦!

我骑着自行车去塬下火车站取电影片子，火车站在一个小镇子边上，不远有一个飞机场，白色的厂房被树遮挡着显得十分神秘，偶尔会有一架飞机像鸟儿一般从地上跃起，飞向灰灰的天空。取片的地方在货房，一个穿着制服扎着两根辫子的姑娘负责发货。姑娘跟我们电影组的人都很熟，见了我也很热情，还帮我在自行车上绑好片箱，叫我骑车在路上小心点。

路是土路，向塬上走又是慢坡，自行车上带了两箱沉重的影片，就显得有些吃力，加上我的骑车技术还不老练，自行车便东摇西晃一点不听使唤，差点没把我翻到沟里去。我只好下车来推着走，从镇子边的火车站到塬上有二十多里路，当我推着影片回到电影组时身上的内衣内裤全被汗湿透了，累得我直喘粗气。

组长和小范在礼堂门口等着，看见我推着影片回来，一边向我热烈鼓掌，一边赶紧路来帮着卸片箱，而安红军却站在楼上看，嘴角露出一丝暧昧的笑意。

一个星期后，组长吴水生安排我值班放广播。电影组除了放电影还要写标语横幅，布置会场，办阅览室橱窗，制作幻灯等，此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放广播。股长王开说，电影组的广播室就是步兵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政治思想工作的阵地，是党和国家的喉舌。股长的话很正二八经也很形象，具体来说，电影组的广播管着团部及直属分队的日常作息时间，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出操，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上班或下班——一切都得听广播的号声。万一广播不响，整个营区就乱套了，就会像一个人没有魂似的。

有一次，轮到范小杰值班放广播，由于晚上到一个很远的营里放电影，回来时已是深夜了，大家又累又困，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冬天的夜里，窗外寒风呼呼。范小杰把自己蒙在温暖的被窝里，睡得整个世界都成了一片空白。后来他就开始做梦，梦见自己和一个高中时的女同学在公园里手挽着手地散步，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就走到了火车站，姑娘说她要走了，他感到难舍难分，正想亲吻她，突然火车汽笛拉响了——他一下就从梦中惊醒，原来是桌子上的电话在响。

范小杰心里有些恼火。他揉着眼睛，抓起电话大声喝道：“干什么?这么早打什么电话!”说着就要把电话扔下。这时电话里传来一个洪钟般的声音：“怎么一回事，过了出操时间，为啥不放广播啊?”范小杰很恼怒地大声说：“你神经病吧，天还没亮呢?”那头的人又说：“什么?你看看时间!”范小杰说：“我不用看，闹钟还没有响呢。”洪钟般的声音裹着火了：“我命令你看，马上就看!”范小杰愣了一下嘟哝着，“牛皮哄哄的，你是谁?”电话里传来：“我是沈敬武——”范小杰一听，吓得“妈呀”地一叫，扔下电话，顾不上穿衣服，光着脚丫就往广播室跑。

事后，团长来到电影组，见到范小杰说：“我操，你小子胆子不小啊，睡觉误了放广播的时间不说，居然还敢骂我神经病，还说我牛皮哄哄，你说该当何罪吧?”范小杰吓得浑身哆嗦，脸一阵白一阵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想这一下完了，当兵还不到一年，就出这么个纰漏，还把团长给得罪了，什么前途理想全

完啦。团长说：“我现在就宣布给你处分，给我画一张油画，一个星期完成。”范小杰顿时懵了，什么，画油画?这也是处分?团长说，我要一幅迎客松，你听见没有?范小杰这才反应过来，惊喜地连连点头，说，我保证完成任务。团长哈哈地笑了。

范小杰的特长就是画画，国画油画都来事，尤其擅长画风景，画一棵迎客松对他来说真是小菜一碟。然而这次他却画得格外的认真，因为这是给团长画的，是团长准备挂在家里客厅迎接客人的。画好了，团长一高兴，他的个人前途就有了眉目。因此一笔一划他都全身心地投入，进入了一种忘我的艺术境界。

一个星期的苦战终于大功告成，当他喜孜孜把迎客松送到团长的面前时，没想到团长看了一眼，说，没画完嘛。范小杰愣了一下，说，画完了啊。团长指着画说，你看看只画了松树没画人嘛。范小杰解释说，迎客松就是只画松树不画人的。团长说，迎客松迎客松，只有松没有客算什么迎客松?范小杰有点哭笑不是了。团长说你在松下再画两个人，一男一女，这幅画就活啦!范小杰只好把画拿回来，在松树下的一块石头边添了一个穿绿军装的男人和一个穿红毛衣的女人，那男人有点像团长，那女人有点像团长的夫人。再给团长送去时，团长一见，高兴得指着画上的男人和女人哈哈大笑。范小杰也忍不住乐了。团长拿出一个电子钟送给范小杰，说，以后再不要误放广播了。范小杰接过电子钟，鼻子一酸，眼睛不由就潮湿了。

误放广播的事就这样“私了”了。

然而，没过几天又出了一件事情。那天早晨，我刚放完广播正准备去吃饭，忽然接到卫生队打来电话，说他们那儿的广播没有响，问是怎么回事?组长吴水生便叫我和安红军小范去查一查，看是线路问题还是喇叭出了故障。于是，我们就拿着工具出了门。

我们沿着广播线路一边检查一边往前走。冬天的塬上，光秃秃的一片，而灰蒙蒙的半空中悬着一个黄黄的饼样的东西，好像随时都可以掉下来。我们在离卫生队不远的一个土坡下的凹地处，终于发现了问题，拉广播线的木杆倒在地里，杆上的广播线却被人剪断了，大概有好一二百米，我们一下惊呆了。

安红军露出警惕的目光说：“妈的，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

安红军叫我和范小杰看好现场，他到卫生队去打电话，向政治处保卫股报告。不一会儿，保卫股的干事赶来了，安红军还带来了卫生队的队长和沈雅丽。保卫干事看了现场后说，广播线是昨天夜里剪掉的，从留下的痕迹看，不像是单纯为了搞破坏，而是为了什么用处。安红军表示反对，说专门剪军用电线是有政治目的的，说不定还是内部人干的，因为这地方离卫生队不远。安红军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药用纱布，说是刚才在地上捡到的。卫生队长神色顿时紧张起来。团长的女儿却说，晚饭后病号常常到这里来散步，扔块纱布什么的很正常，这不能证明就是卫生队的人干的，更不能上纲上线，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嘛。安红军尴尬地看了团长女儿一眼。保卫干事表扬安红军有警惕性是好的，但说要等事情调查清楚，再作结论。当务之急先把断了的广播线尽快接起来，不要影响卫生队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保卫干事走了。卫生队长和团长女儿也走了。

安红军一直看着沈雅丽远去的背影，脸上写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后来，保卫股通过当地公安机关协助，终于把这件事查清楚了，原来是塬上的一个山民干的，并从他家里搜出了剪断的广播线及其它电线两大捆，他说是因为家穷才去偷剪电线卖钱。但法律无情，结果仍被绳之以法。

六

下雪了。

这次是真正的大雪，空中飘着一团一团的雪片，地面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绒被，塬上塬下都成了一片银白。

大雪一连下了三天才停下来。一大早，范小杰就扯开嗓子唱豫剧《朝阳沟》里的一唱词：“咱两个在学校同窗三年……”反反复复就这么一句，声音一顿一挫。

今天是星期天，白天不放广播，晚上不放电影，大家都想多睡一会，可是范小杰这么一唱，我们都没法睡了。安红军揉着眼睛吼道：“新兵蛋子，一大早起来嚎什么球!”范小杰笑着说：“我嗓子痒痒。”安红军没好气地说：“我看你是心里痒痒，有什么好事让你这么兴奋，一大早就爬起来贵州骡子学马叫?”范小杰不高兴地顶了一句：“好事当然有，不过你不要侮辱人嘛。”安红军说：“咦，新兵蛋子，你还厉害起来了。”俩人说着就要争起来。我说：“好了好了，战争结束，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复习，准备考试吧。”

前几天，我们接到上级正式通知，说元月10日开始进行放映员考核。除了新放映员考合格证书外，老放映员也要参加考核，考好了升为等级放映员，考不好就要取消合格放映资格。我们三个兵心里的弦一下就绷紧了。当然，安红军表面上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昨天下午，我们电影组四个人每人都收到了一封家信。再过两天就是新年了。能在这时收到家里的来信应该说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可是组长和安红军看了信后都不是那么高兴。组长看完信，就把信揉成一团塞进口袋，点燃一支烟默默地吸着。安红军的信依然是赫然醒目的甘肃省委公用信封，他神秘地进了广播室，关了门，不一会儿，里面就传来摔碎东西的声音。范小杰小声说，大概又是他的高干父亲来信问他的进步问题了。至今他还提不成干，心里烦躁，一烦躁就暗地里摔打东西。我说，他是高干子弟，又是这里的老放映员，还怕提不成千?他干嘛这么着急?范小杰说，嗨，这你不懂，他怕夜长梦多啊。

我的信是父亲写来的，问我服役期满了为什么没有复员回家?我这才想起来到电影组后竟然没给家里写一封信，让千里之外的父母担心了，心里感到十分内疚。只有范小杰接到信后最高兴，他告诉我信是他的女同学写来的。这个女同学是他们学校的校花，他们关系不错。后来高中毕业他当了兵，她考上了大学，这种关系也就结束了。没想到现在她突然给他写来一封信，还寄来一张照片，主动要跟他“交流思想”，而且在信的结尾写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把他当做她的“知己”，他当然兴奋，他当然不厌其烦地唱：“咱两个在学校同窗三年……”

范小杰正兴奋地唱着，组长上楼来了，他的眼睛发红，看样子是一夜没睡好。他大声地对范小杰吼道：“不要唱了，再过十几天就要参加军区的放映员考试了，你还有空唱戏?考不及格就别在电影组呆!”说着，目光朝还在床上坐着的我和安红军扫了一眼。

组长叫我们抓紧时间看书，他上午有事出去一下。我说你不是要给我们辅导理论的吗?组长说，明天再说吧。说完，他就咚咚地下楼出了礼堂，踏着大雪匆匆地向卫生队的方向走去。肯定是去找沈雅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些天，组长和沈雅丽的恋爱关系越来越明朗化公开化了。

他们除了经常在小屋里幽会，还经常在晚饭后并肩地到简易公路上散步，去塬上崖畔无人的地方谈情。寒风吹得

呼呼的，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冷。他们走到哪儿，团长的女儿的笑声就飘在那儿，那一片天空就变得春光灿烂。走到僻静的地方，他们就拥抱接吻，或在雪地里追逐嬉戏，抱成一团滚来滚去……

他们的恋爱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火侯，还能有什么障碍吗?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在组长匆匆去卫生队的时候，一个头上扎着红头巾，穿着一身崭新衣服的农村姑娘，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行李包，突然来到电影组。

姑娘羞涩地红着脸，怯怯地问：“请问水生是在这儿吗?”一口的南方口音。

我们三人互相看一眼，又看看她，然后点点头。

姑娘高兴地朝门里探探头，说：“他在吗?”

安红军一边观察着姑娘，一边说：“他现在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姑娘脸一下又红了，说：“我……我是从他家乡来的。”

安红军问道：“你是他什么人?”

姑娘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喃喃地：“我……”

“我猜你一定是我们组长的妹妹，对不对?”范小杰插了一句。

姑娘说：“对对对，我就是他的妹妹……”

安红军气得转头瞪了范小杰一眼。

我赶紧接过她手里的行李包，请她进门，告诉她组长到卫生队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姑娘听说组长到卫生队去了，就着急地问是不是病了?范小杰刚要开口，我赶紧拉了他一下，说组长没有生病，只是有公事到卫生队去的。姑娘这才放心地说：“他这么忙啊。”范小杰嘿嘿一笑说：“组长是干部嘛。”姑娘的脸上泛起一层幸福的光彩。

安红军一直站在宿舍门口，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姑娘。当我走出去时，安红军把我拉到一边悄声地说：“我从没听组长说他有个妹妹呃。”我说：“没有说并不等于没有，对不对?”安红军说：“可是我感觉她不像他妹妹——”我一惊，说：“哪是他的什么人，你的意思是……”安红军不说话，只是从鼻子里发出一阵冷冷的笑，那笑声暧昧而意味深长。

我浑身不由一个冷颤。

七

当组长从卫生队回来时，我们把他的妹妹带到了楼下，一见到这位千里迢迢从南方家乡来到大西北军营的农村姑娘，组长一下就愣住了，吃惊地张大嘴巴。姑娘红着脸高兴地叫了声：“水生哥——”组长这才醒悟过来，问道：“你……你怎么来了?”姑娘脸上涌起一阵红晕，说：“我……”手捏着衣角，羞涩地垂下头。组长看见我们在一边好奇地看着，便赶紧把姑娘带进了小屋。

过了一会儿，组长咚咚咚地跑上楼来了，着急地要我们帮他一个忙。我和范小杰笑着满口答应说没问题，组长的妹妹来了还有啥说的，帮什么忙?是不是要到服务社采购好吃的，中午好热闹热闹，表示一下欢迎。组长说不是这个，是要你们帮我到火车站去买一张下午的火车票。范小杰说怎么你要出差?组长嗓子发干地咽了一下，说不是我出差，是让她回家去。组长说的她就是那个头上扎红头巾的姑娘。我们不解地瞪大眼睛，这是为什么?人家刚来气还没有一喘口，外面又铺着这么大的雪就要撵人家走，这太不近人情了嘛。组长摇着头叹气道：“嗨，你们不懂。”安红军大概已经看出了问题，故意不冷不热地插了一句：“组长，她可是你的妹妹啊，你能忍心吗?”组长瞪了他一眼，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来，划了三次火柴才点燃，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好一会儿才吐了出来。他扫了我们一眼，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说道：“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她不是我的妹妹，是我以前的未婚妻……”

“什么——?!”我和范小杰异口同声喊叫起来。

安红军在一边哈哈地笑了。

“她是来跟我结婚的——”组长又狠狠吸了一口烟，眼睛转向窗外。

“啊——?!”我们惊讶得头皮一阵阵发炸。

原来，组长提干前家里父母做主给他找了这个叫春花的农村姑娘，姑娘模样长得倒也不丑，就是文化低一些，商小毕业。组长不愿意，说做夫妻起码要有共同的语言才行。父母说，什么共同语言，农村人能干活，能生孩子就是共同语言。组长没吭声，家里就给他办了订婚。后来组长提了干，越发觉得两人没什么感情基础，就写信给姑娘提出中断关系。可是，姑娘回信却一封比一封热烈，尽管错别字多，但毕竟袒露了一个农村姑娘心里的感情。组长心软又怕伤害她，就拖了下来，以为拖久了她就会明白过来，自然分手。然而，当组长认识了沈雅丽之后，就觉得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准备采取断然措施。没想到春花却抢先一步，冒着大雪跑到部队来要跟他结婚，这不是要他的命吗?要是团长女儿知道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一直对她瞒着这件事的。昨天他收到家里的来信，就是父母催他跟春花结婚的，没想到信到人也到了。这下怎么办?

“现在我只好让她走，不然……”组长恐慌的眼神抖了一下。

“要是她不走呢?”我说。

“那……我就实话对她说了。”组长吴水生的喉节上下一滚。

“这样不行吧?这会把事情闹大的。”我担心地说。

“那有什么办法?”组长说。

是呀，这种事谁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呢。于是大家便沉默着。

组长见我们都木头般的立着不说话，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算了算了，不用你们帮忙了，还是我自己去处理吧，说着就转身下楼去了。组长一走，安红军就得意地说：“看，我说这女的有问题吧，穿着一身新衣，冒着寒冷，老远的跑来，怎么可能是他的妹妹呢?想不到组长脚踏两只船，还喜新厌旧，想当超现代派，哈哈哈哈。”

我说：“你是不是人，组长有了难，你还幸灾乐祸?”

安红军说：“什么幸灾乐祸，这是他木匠做枷——自作自受。他以为自己是干部了，就看不起农村的姑娘，一心想当驸马爷跟团长女儿套近乎，捞架梯子往上爬。你说这是什么思想和行为?”

我一下哑然。

范小杰着急地问道：“这样结果会怎么样?”

安红军说：“不知道，反正有好戏看了。”

我说：“这事，咱们得替组长保密，不然会出事情的，谁走漏了风声，谁就是小人，咱们做人得讲良心。”说罢，看了安红军一眼。

安红军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想教训我是不是?什么良心?告诉你，沈雅丽原来是跟我好的，组长从我手里夺过去，他怎么不讲讲良心?”

我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本事。”

安红军恼羞成怒，吼道：“不，不是我没有本事，是因为我不是干部。我要是干部，团长的女儿决不会找他!”说着，眼睛一下红了，露出一道冷冷的凶光，就像一只受伤的狼，等待时机报复。

我们再不说话，谁也不理谁。

礼堂外的寒风使劲地撞击着门窗，发出很响的声音。

楼下，正在展开一场艰难的心灵碰撞。吴水生说了一大堆工作忙、影响不好之类的理由也没能把春花劝走。春花说她千里迢迢从南方到西北来，就是要跟他结婚的，刚来就走，回去怎么交代?春花说着打开行李包，拿

出准备结婚的证明信还有衣服和家乡的土特产。

吴水生一看那些东西，心里乱成了一团。他和团长的女儿约好晚上见面的，春花不走，这事就麻烦了。昨天接到家里的信后他想了一晚上，今天一大早去卫生队本想给沈雅丽说了事情真相的，希望他俩能在元旦结婚，只要他们结了婚，生米煮成熟饭，一切就不害怕了。可是一见了沈雅丽，他却怎么也开不了口，他怕说出来她受不了，再不会爱他了。结果吭哧了半天光说了结婚的事，沈雅丽当然高兴，但觉得有些突然，说还要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时间最好放在春节。吴水生只好说好好好，心里却感到空虚得没有着落。

春花见他神情恍惚紧张，一个劲地催她走，便感到有些奇怪和蹊跷。就问他出了什么事，是不是她来部队结婚领导不允许?他说那倒不是。春花说哪是为啥?他直说咱俩没有感情，硬捆在一起，一辈子都痛苦死了!春花说可我对你有感情啊。我对你好，结了婚，在一起过就会出感情的。组长说不会的，绝对不会。春花的眼睛就睁大了。他也两眼看着春花，终于说了实话：我已经在部队有了女朋友了，她是我们团长的女儿，我们很快就要结婚。春花一听，像头上猛地炸了一个响雷，一下懵了。春花捂着脸哭了起来，声音先是细细的，像是寒风吹在玻璃窗上的颤抖，接着就如决了堤的大坝，号啕着汹涌滚滚了。

组长在小屋里像一只困兽，团团的转起来。

突然，春花抬起头来，在脸上抹了一把，眼睛里闪出一种幽怨的目光，颤声地说：“水生哥，我明白了，你不是不爱我，而是嫌弃我，看不起我这个家里穷，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你觉得团长的女儿比我好，以后可以靠她爸爸当官——”

组长一听火了，顿时失去了理智，“啪”的给了春花脸上一巴掌，大声喝道：“你胡说!”

春花一下瞪大了泪眼，捂着脸颤声说：“水生哥，你打我……你敢打我!”

组长也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说：“我——我——我就是不爱你!”

春花绝望了，转身哭着跑出了礼堂的大门。

组长追出去喊道：“春花——春花一”

春花不回头。

组长像木头一样站在礼堂门前。

我们一看，这事坏了。

春花跑到了团部找到了团长，哭着要团长替她讨个公道。团长一听，心里就骂开了：我操，还有这种事。小小个电影组长，在家里早有未婚妻，却欺骗我女儿跟他谈恋爱，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玩弄女性吗?还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在眼里!团长气得鼻子眼睛都冒火．团长对春花说，你放心，等我调查清楚了一定好好的收拾他。团长叫人找地方把春花安顿下来，然后就拿起了电话：“我要卫生队——”

由于春花在团部的哭诉，组长吴水生喜新厌旧，抛弃农村未婚妻的事像一阵风很快就在机关上下传遍了。大家一片哗然。个个都同情弱者，愤愤地谴责组长吴水生蜕化变质，当了干部就忘了本，居然瞧不起农村姑娘了。

当天下午，团长把组长叫进了他的办公室。回来时组长仿佛一下苍老许多，眼睛没有了往日的神采，脸色也变得灰灰的，缩着脖子像很怕冷似的，走路踉踉跄跄，上礼堂门前的水泥台阶时，还绊了一下竟摔倒在地，摔得很惨，额头隆起一个青包，鼻孔里流出了血……

晚上，沈雅丽没有如约到礼堂来，吴水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团长提出两条路让他选择，一下把他抵到了悬崖绝壁，他急着要去找沈雅丽商量对策。

组长吴水生摸着黑来到卫生队，见团长女儿的屋子亮着灯，门却紧闭着。他听见了她嘤嘤的哭声。组长说：“雅丽，你开开门——”她哭得更凶了。组长说：“你听我解释一下好吗?”团长女儿哭喊道：“不，我不听，你给我走!你这个脚踏两只船的伪君子——”组长鼻子酸酸的，说：“雅丽，我是欺骗了你，但我心里也有苦衷，我是真心的爱你……你原谅我这一次吧——”团长女儿狠心地说：“不，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我们俩的关系从今天起一刀两断——”说罢，哇哇的放声大哭。组长一听，心里就像刀绞一般，五脏六腑都快要碎了。

组长的眼里不觉涌出了两行痛苦的泪水。完了，一切都完了。想着自己的爱情就这样在冬天里结束了，他兀立地站在雪地里伤心的哭，没有声音，只有眼泪。

整个荒塬在寒风中颤抖……

八

组长吴水生在新年的第一天作出了抉择，宁可受处分也不跟不相爱的人结婚。有人说没有爱情的婚姻等于坟墓。他不愿意在坟墓里过一辈子。团长说这小子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心里倒也挺佩服他有一股子骨气。于是，当天就宣布给他处分，撤掉电影组长的职务，到连队当兵，以观后效。得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连一直在心里对组长耿耿于怀的安红军，也感到意外。从一个兵提为干部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这么为了得到真正的爱情，结果全没了。安红军受到很大的震撼，陡然对组长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愧疚和新的认识。

下午，春花提着行李包来到电影组向我们告别，说她要走了。她的眼睛红肿，脸色苍白，声音发哑。她在我们的面前垂着头，就像一个犯了大错的人。组长想了想，决定送她到火车站。我们三个兵也跟着去送。

我们一行人走在荒塬弯弯曲曲的小路上，组长和春花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脚下发出踩在雪上的声音。一群麻雀从光秃秃的树枝上扑到田野里，寻觅着食物，雪中偶尔露出些许捱冬麦苗，在一片寒冷中抽动着一丝丝生机和绿意。

到了火车站，组长去买车票。我们一同进了站，把春花送到了车厢口。不一会，火车就长长的鸣了一声笛，春花的眼泪顿时就在眼眶里转动起来，终于忍不住，“唰”地涌了出来。她带着哭声对组长说：“水生哥，我对不起你，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组长心里也很难过，但却平静地说：“没什么，一切都过去了。”春花说：“我不是想害你的……”组长说：“我知道，这不怪你，是我该受到这样的处罚一”春花哭着说：“不，不该这样。都怪我，你还是好好的跟团长的女儿好吧。”组长淡淡地说：“我跟她已经吹了。”说着，把脸转向一边。春花哭出了声音，嘴唇不住地颤抖：“水生哥，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可以提吗?”组长回过头来，说：“你说吧。”春花说：“虽然这辈子我们不能成为夫妻，但我就做你的妹妹可以吗?”组长眼睛一下就湿润了，点着头，再也说不出话来。这时，火车开动的铃声响了。春花解下头上的红头巾，送到组长手里，说：“水生哥，留着纪念吧——”说着捂着脸上了火车。

车开动了。春花姑娘带着她的失望和遗憾离开了大西北，回到南方的家乡去了。

组长望着远去的列车，泪水终于涌了出来。

看着这一幕，我们的心也跟着起伏跌宕，很不是个滋味。

送走了春花，回到塬上，组长说他明天就要离开电影组了，这几天来因为他的事，耽误了给大家辅导，影响了大家的复习，过不多久

就要参加军区的考试了，大家决不能因为他犯了错误，离开了电影组，就失去信心，这次考试大家一定要考好。吃过晚饭后，他便给我们作最后一次辅导。又把自己过去参加考试复习的一大袋资料拿了出来。

组长说：“这是我当放映员以来所积累的一些资料，也许对你们参加考试有用，现在送给你们，希望你们都能考出好成绩。”

我感到嗓子开始发紧。

范小杰哭丧着脸说：“组长，你这一走，我们不知能不能考及格啊?”

我说：“如果考不及格，我也跟你一起到连队去。”

组长一下火了，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走了你们就不放电影了吗?难道你们是为我放电影，为我参加考试吗?咱们全团几千官兵都瞪着眼睛等着看你们放的电影呢。我走了还有安红军在，还有你们两个在，大家团结齐心，互相帮助，一定要把这次考试考好!一个人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能失去信心。更不能打退堂鼓，当熊包!请你们一定要记住——”

组长从来没对我们发过这么大的火。

我们一边点头，一边硬咽着眼泪花花的旋转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组长就起床收拾自己的东西。吃过早饭后，后勤车队派来的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了礼堂的门前。我们帮组长把行李箱子和铺盖装上了车。这时连队派来接组长的人也到了。有一纸箱书组长留了下来，把它送给了我，里面全是有关电影放映技术方面的书籍，都是他用自己的钱买来的，有许多还是他当战士时用节省的津贴费买的，是他最珍爱的东西，就像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组长说：“你拿去好好学习吧，我再也用不着了。”说着，眼睛不觉就红了。

我们排成一队送组长离开。

组长依次拍拍我们的肩，握握手，然后就上了车。

我们的眼眶都蓄满了泪。

这时，从卫生队方向跑来一个女兵，一边跑一边不停地挥手，大声的喊着组长吴水生的名字。我们一起把目光转向组长，组长脸颊上的肌肉抖了一下，对身边的司机说：“开车——”于是车就开动了，离开了礼堂，驶出大操场，驶过剐剐跑到马路上的团长女儿的身边，笔直向塬下奔去。

团长女儿木头似的立在那里了。

接着，双手紧紧捂住了脸。

九

吴水生走后，宣传股王开股长来到电影组宣布，暂时由安红军负责代理组长工作。安红军一直盼望吴水生能早日调到处里去当干事，可是盼了一年多也没有动静，盼得他心里猫抓了似的烦躁不安，没想到这次组长一下子栽了跟斗，使他梦寐以求想当组长的愿望向前大大的跨了一步。代理组长，意味着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到晋升为堂堂军官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安红军高兴得五官开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在他当代理组长的第一个晚上，便向我和范小杰发表他的“就职演说”：

“各位部下，呃呃。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代理组长了，呃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呃呃。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一条，大力支持本代组长的工作，呃呃。而今后我们马上面临着参加军区放映员考试的重大任务，大家要抓紧时间复习，呃呃。俗话说临时抱佛脚，不不不，临阵磨刀不快也光，不懂的地方赶快向本代组长请教，呃呃……”

安红军打着官腔，呃呃地连话也不会说了。

我和范小杰一直忍着不好笑出来。

“就职演说”之后，安红军叫我们把他的铺盖和日用的东西搬到礼堂楼下的组长住的小屋，正式享受只有干部才能享受的单独居住的待遇。我们忙着帮他收拾屋子，安红军却背着手得意地望望天花板，摸摸写字台，来回的开关桌子上的小台灯，又拿起床头的电话喂喂的喊两声，细细的品味着当干部的滋味。他对屋里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

安红军自言自语地说：“妈的，当组长就是不一样啊。”

他那往日阴沉孤傲的眼睛一下亮了。

考试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考试地点是在军部的招待所。军师团三级所有参加考试的放映员全部都在那儿集中，由军区电影发行站派人来发卷并监督考试。为了以防万一，安红军准备了许多巴掌大的小卡片，把关键的东西都抄在了上面；范小杰更是别出心裁，干脆把自己认为是“重点”的题做在了一张白纸上，放在军帽里，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我说，你们都准备得比较充分，考试的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如果看见我在咬笔杆儿，就赶快扔个纸团儿来。两人满口应承没问题。

于是，我们就满怀希望地出发了。我们在考试的前一夜到达了军部，军部驻地座落在一个有许多秦汉时期古迹的县城里，离我们步兵团有二百多里路呢。我们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又步行了半个多小时的路，才走进军部的招待所。

一到招待所才知道，我们的一切心机都白费了。听来参加考试的兵们说，据权威人士透露，这次放映员的考试题非常难，特别是理论部分，一般的放映书中都没有。可能还要考实际放映操作，这是过去的考试所没有的。整个考场的纪律决不亚于考大学。我们一听心里都慌了。这可怎么办?

当天晚上，我们都紧张得睡不着觉。兵们睡不着就聚一块谈论宣泄。兵们心里都清楚，考试合格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考上了放映员合格证，就等于司机有汽车驾驶执照，今后就只管朝着阳光大道向前奔了。考试砸了锅，这辈子就别想再吃放电影这碗饭啦。因为军区两三年才举行一次考试，而一个兵服役期也就两三年，碰上了算你幸运，碰不上算你倒霉。碰上了没考上，那你回家哭鼻子去吧!

楼道里的兵们忽然发出一阵阵的哄笑。

“妈的，神经病!”安红军在床上一边翻卡片一边心烦意乱地骂道，他明天要是考不好，提干就泡汤。

范小杰也一副愁眉苦脸，啷嚷道：“完了，明天肯定考糊，肯定……”一气之下，把垫在帽子里的纸揉成一团，扔到了门后。

我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色，心里一片空白。到电影组一晃就是两个多月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不到一星期就学会了放电影，然后迅速掌握了放电影的全部技术，两个月时间“爬”完了桌子上堆的那座“书山”，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把一双手变得粗糙不堪，裂开一条条血道，把一双眼睛熬得红肿，布满网状的血丝。这一切辛苦和努力，难道就这样白白的付之东流了?

我心里默默地与命运之神抗争。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组织考试的军政治部文化干事宣布了考试的有关事项，果然是要考理论和实际操作，上午考理论，下午考实际操作。

“妈的，这不是整人吗!”安红军气得把咽了半截的馒头又吐了出来。

我和范小杰只有叹气，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时，饭堂的门口有个老兵模样的人探进头来，朝里面张望着，然后向人打听什么，然后径直就朝我们的饭桌走过来，他走路一瘸一拐的，走近了我们才发现，原来是组长吴水生。我们感到又吃惊又高兴，一起大声的喊叫起来，张开胳膊拥抱成一团。饭堂吃饭的兵

们都转过头来看着我们。

吴水生穿了一身战士训练服，脸上明显地瘦了，但目光更犀利更明亮。问他走路怎么这样，他说是跟兵一起跑十公里武装越野时把腿拉伤了，没事很快就好。我们问他到军部来干什么。他说是来给我们加油打气壮军威的，他放心不下我们，特地跟连队请了一天假，一大早就搭车赶来了。

吴水生抹着脸上的汗，嘿嘿地笑着说：“我没有来晚吧?”

我们忽然感到嗓子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考试在招待所的一间大会议室进行，由军区电影发行站的人主持考试。气氛显得森严而肃穆，考卷一发下来，考场便鸦雀无声了，仿佛空气都凝固了。正好我们三个都依次坐在临窗的位置，安红军在最前面，范小杰在中间，我在最后。透过玻璃窗，我们看见组长吴水生站在外面向我们挥手示意，给我们鼓劲。一个干部走过去把他撵到一边，他哈腰陪着不是，又甩了一支烟，才允许他在墙拐角的地方等着。

组长吴水生到来后，我们忽然有了信心，他又在外面看着我们，给我们鼓劲，我们感到浑身有了力量。我们埋着头飞快地做起题来。不一会，范小杰开始眼睛望天花板，发出一阵干咳。我知道他遇到难题了。监考的干部走过去问，你怎么啦?范小杰慌忙说没……没什么。他看了一眼站在远处的组长吴水生，又埋下头写起来。过了一阵，安红军也卡壳，一个劲地挠后脑勺，想回头让我给他一点暗示。监考干部喊了一声，不要回头乱看!安红军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了。他看了一眼组长吴水生，也埋下头继续坚持做下去。

寒风打着旋儿在窗外徘徊，吴水生在墙拐角缩着脖子来回的走动，搓着快冻僵的手，不时用眼睛向考场的方向投来炽热的目光。那是一双像兄长般充满了期待和关怀的目光啊!

我的心弦好像被什么东西拨动了，猛烈地震荡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走着。

我们终于顺利地完成了考试。交了考卷，离开考场，走出会议室大门，我们激动得含着泪水呼喊着，不顾一切地向站在墙拐角一直等待着我们的几乎快要冻成一尊雕像的组长吴水生扑去……

十

太阳出来啦!

冬天的太阳像一个银白的盘子悬挂在天空，放射着明晃晃的光芒，雄浑的荒塬上如是有了充足的暖意。

春节前我们接到了军区发来的考试结果的通知，我的理论考试得了95分，安红军得了80分，范小杰得了61分，实际操作我得了87分，安红军得了90分，范小杰得了72分，平均成绩我排第一，安红军第二，范小杰第三。安红军没想到考试结果会是这样，居然排在我的后面，毕竟他是代理组长，又是老放映员，脸面上就感到有些挂不住。我说这只是考试而已，并不能完全衡量一个人的水平，你在理论考试上只是没有发挥好而已，但你的实际操作比我强，你还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向你学习嘛。安红军听我这么一说，心里也就坦然了。范小杰分数虽然不高，但已经出乎他的意料了，所以他高兴得大喊：60分万岁!

不管怎么说，我们一举成功啦!

我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为了好好的庆贺一下，我们特地把组长吴水生从连队请回来。那天是个星期天，我们在军人服务社采购了羊肉白菜粉丝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又到后勤灶上要了油盐酱醋辣椒花椒，借了一个铝锅，就在我们礼堂楼上的宿舍里插上了电炉，又喊又叫又笑又闹的吃开了火锅。组长吴水生还带了一瓶白酒，是四川的剑南春。

他举起装酒的缸子说：“来，祝贺你们的胜利，干!”

我们一起举起缸子说：“干——”

刚喝完第一杯，股长王开跑来了，从楼下就开始眯着眼睛吸着鼻子四处闻，一直闻到楼上，眼睛就一亮：“说，好啊，原来你们在这里喝酒吃火锅也不叫我。”组长吴水生故意笑道：“你是领导咱们是兵怕请不动你呀。”股长王开脸一红：“说，我可没有领导架子啊，再说只要有酒还分什么领导不领导的，我也要借酒向他们表示祝贺呢。”大家一听都乐了。

股长王开就给我们一人敬了一杯，一边咂嘴一边说，好酒。自己倒满又喝了一杯。我们都笑了。酒一下肚股长话也多起来了，说：“你们这次这考得不错，全部通过，给我们宣传股争了光啊。”又拍拍我的肩膀，说：“没想到你来电影组这么短的时间，就考出这么好的成绩，不简单啊!以后就在电影组好好的干吧!”我说：“这都是股长领导有方，组长吴水生和安红军帮助的结果，他们都是我的好老师。”股长满意地点点头，解开了军装的风纪扣，用手抹了一把额头冒出的热汗，看看我和安红军，有些神秘地说：“我现在给你们透露一个好消息。今天团党委开会研究干部问题，把你们两个列为干部苗子了，这是件大喜事啊!”

什么，把我也列为干部苗子?我简直不敢相信。

股长笑笑说：“到时候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提了于可要请客啊。”

安红军愣住了，转头看着我。他万万没想到我也会被作为干部苗子。他是代理组长，又是电影组的元老，他提为干部应该是名正言顺的，现在突然有了一个竞争对手，他感到又吃惊又恐慌。他手里喝酒的缸子一下掉到了地上，在他的脚下滚了一圈。安红军赶紧把缸子捡起来，掩饰地笑笑，盯着我说：“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来，我们两个一起干一杯——”

安红军先喝，喝了一大杯。放下缸子，他红着的眼睛射出了一道冷冷的光，看着我，哈哈哈的笑起来。

我说：“我一点也没有想过提干的事。”

安红军说：“你喝啊——”

我说：“我只想学点技术复员回去好找个工作。”

安红军说：“你快点喝——”

我只好端起缸子，一气喝了下去。凉凉的酒一进肚，一股热辣辣的火苗就一下窜了上来。我的眼睛也红了，针锋相对的看着安红军。

“好——”股长王开使劲地鼓起掌来。

吴水生高兴地说：“你们俩都不错，不论谁提干当电影组长我都赞成。虽然电影组长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官，但他是站在为人民服务前哨的岗位上，所以一定要技术过硬，思想作风好，一句话，就是要又红又专……”安红军在旁边冷笑了一声。吴水生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脸一下就红了，低下头去。

股长笑着说：“嗨，你说得对嘛。老实说，你那错误也算不了什么错误，即使是一个错误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不怕，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再说，谁不想找一个好老婆，对不对?只是你不应该脚踏两只船，两头都欺瞒，结果弄得鸡飞蛋打，自己一根毛没捞着还啃了一嘴泥。”

吴水生后悔地长长叹了一口气，端起一杯酒喝下去。

股长问吴水生：“你还想不想回到机关来?”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行吗?”

股长说：“当然行，就看你自己了。团里领导认为你犯错误下到连队表现不错，现在机关工作任务重，人手少，想把你抽回来跑一跑帮助工作，然后再恢复你为干部留在机关，怎么样?”

吴水生说：“你还是让我在连队老老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