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与孔方兄

钱眼儿不是针眼儿。钱眼儿似乎能钻过一切人去。钱眼儿像分光镜，能析滤出人生的光色来。

姓钱的钱先生，一生似乎没有真穷过，也似乎没有发过财，应该说他是一位精神的贵族。困居上海孤岛写《围城》的时候，他窘迫过一阵；辞退保姆后，由夫人杨绛操持家务，所谓“卷袖围裙为口忙”。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人买，于是他写小说的动机里就多少掺进了挣钱养家的成分。一天500字的精工细作，却又绝对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恰这时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时隔多年，黄导演之女黄蜀芹，之所以在如鲫的导演堆里独得钱钟书亲允开拍《围城》电视剧，实因怀揣老爸一封亲笔信的缘故。钱钟书是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一辈子都记着的人，黄佐临40多年前的义助，钱钟书40多年后还报。

进入80年代，从天上往钱家掉金子的事接二连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竭诚邀请他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携夫人同往。普林斯顿方面只提出由钱钟书两星期授一次课，每次40分钟，半年讲12次课，实际授课时间只有相当于一个八小时工作日。像这样的价码，恐怕也是让大陆的歌星大腕们咋舌的吧!可钱钟书却拒绝了。他对校方的特使说:“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

他的回绝是不假思索的。

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了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他们专门派出两个人远渡重洋，即开钱府的大门，出以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卖。”与钱钟书签署了《围城》版权协约的美国好莱坞片商，多次盛邀钱钟书夫妇时间自便地做客观光，随便吃住，或监督影片制作，他们都摇头婉拒。

对送进家门的硬通货不屑一顾的人，却忽然有一天玩性大发，要做一回富翁。那是1979年冬，钱钟书收到四册《管锥编》的8000元稿费(那时官价稿费很低)。10元一张的钱票摞着挺显厚。钱钟书把钱一分两半装进两个纸袋，一边拍打着一边对杨绛说:“走，逛商场去。揣着钱不买东西做一回富翁。”杨绛说，这何必呢?一边说一边还是随他穿戴出门。只见钱钟书将两袋钞票分别装进羽绒衣贴身的内袋，拍拍打打，晃出家门。

从南沙沟高知楼出来，“大富翁”夫妇两人，相跟着径往三里河自选商场迤逦而来。不知道是衣服里的钱袋鼓呢，还是找到了富翁的感觉，钱钟书看上去昂首挺胸。杨绛紧随身后，忽而在左后，忽而在右后，宛似国家安全局特工保镖护驾。一边走，她一边不时提醒:“注意提防小偷。”

在商场货架的迷阵里，走在前头的钱钟书东走走西看看，时而倒剪二臂，“王顾左右”，俨然洛克菲勒、包玉刚，一不留神买走一座商场，走在身后的杨绛暗笑不已。

使杨绛暗笑的钱钟书一辈子开不了钱庄。古典文学组的人找他借钱，他问:“你要借多少?”答:“1000。”钱钟书说:“这样吧，不要提借，我给你500，不要来还了。”同一个人第二次来借，他还是如法炮制，依旧对折送人。他当副院长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弟兄出车上街撞伤行人，急切中找钱钟书来借医药费，听清情况后，他问:“需要多少?”司机答:“3000。”他说:“这样吧，我给你1500，不算你借，就不要还了。”

有人评论说，钱钟书说到底是数学不好，只学会了个被二除，假如有人求借百万，又该怎么办呢?

凡进过钱钟书家的人，都不禁惊讶于他家陈设的寒素。沙发都是用了多年的米黄色的卡面旧物，多年前的一个所谓书架，竟然是四块木板加一些红砖搭起来的。没有人能弄明白钱钟书究竟看过多少书，但他家里却几乎没有书。相传犹太人认为把知识的财富装进脑子里，比置什么财产都划算、安全。钱公馆主人较之犹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个东西吗?”他指着孔方兄的怪脸说。

童心真狂叟

钱钟书和他的父亲钱基博似乎代表了中国学者的两种风格。他父亲作派敦厚庄重，不苟言笑，学风严谨平实，长于说理论事。钱钟书在继承了他父亲的治学精神和国学造诣的同时，更向恣肆、通脱里去。在他名士学者的宽袍之下，从老到小蹦跳着不泯的童心与童趣。

杨绛在“钱钟书与《围城》”这篇文章里，写到了丈夫的许多“痴气”、“傻气”，归根到底就是童心与童趣。杨绛写了他手舞足蹈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写了他给妻子脸上画花脸，他往女儿被窝里藏笤帚疙瘩、埋“地雷”，写了他帮猫打架不怕天寒夜冷，写了他爱看魔鬼飞跑后部撒气的西洋淘气画……却似乎漏掉了写他还爱看当代侦探小说(包括克里斯蒂的)，漏掉了他爱看儿童画片，爱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

钱钟书看《西游记》与众不同。边看边学边比划，口中低昂发声不止，时而孙悟空，时而猎八戒，棒打红孩儿，耙钉盘丝洞，流星赶月，举火烧天，过河跳涧，腾云遁地，“老孙来也”，“猴哥救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咏之歌之，不一而足。

看过了舞过了还没有过足瘾，又左挑点毛病右挑点遗憾，一连写好几篇短评，起个化名装人信封，歪歪斜斜摹仿小学生字体写上投寄地址，8分钱小邮票一贴，扔进邮筒里。上海《新民晚报》的编辑接信在手，莫名大惑:“这是哪里的小孩子写来的，怎么连个发出的地址都不晓得写?稿费寄给谁?”拆开一看，文章真好，正是热点话题。“发了”。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最大文学奖项，早已赫如中天日，偏有中国的钱钟书一百个不买帐，横挑鼻子竖挑眼。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汉学家马悦然上钱府拜访他，那次，钱钟书一面以礼相待，一面对着大名鼎鼎的马博士，说出一番尖锐的话来，他说:“你跑到这儿来神气什么?你不就是仗着我们中国混你这碗饭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有这道理吗?”

钱钟书这样说他自己:“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猖”者，耿介也。

(张立摘自《写在钱钟书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