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银星

罗蒂作为分析哲学家的名声，为许多人所知。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此人以新实用主义的政治立场与“文化左派”的论战。

“文化左派”是个复杂概念。它包括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等知识分子群体。目前，这个“文化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有杰姆逊、赛义德、瑞安、斯皮瓦克、汤普金斯等人，“文化左派”的思想来源很复杂，诸如马克思主义、弗洛依德、尼采和海德格尔。不过罗蒂认为，“文化左派”最直接的思想来源，是德里达和福科。“德里达提供了哲学纲领，而福科则提供了左倾的政治观点。”罗蒂认为当代思想对形而上学的反抗存在着两种类型，一种是海德格尔的反抗，一种是杜威的反抗。这两种反抗的差别，“是政治差别，而不是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差别。”

罗蒂选择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一个哲学家首先应当(在本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帮助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其方法就是加速替代那些阻碍这种幸福的语言、习惯和制度。”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的是改革和实用精神，而不是“文化左派”对世界的悲观主义和革命情绪。在“大陆”哲学家中，与罗蒂的政治立场最接近的，显然是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理论，不是海德格尔、德里达或者福科。

罗蒂认为，“文化左派”将反本质主义与激进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出自观念上的错误。他们以为，任何社会制度都需要哲学基础。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也必然需要一个好的哲学基础，既然形而上学已经瓦解，以合理性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保护。所以自本世纪以来，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必然导致对现行社会体制的批判。

在罗蒂看来，社会制度根本与哲学无关，“民主先于哲学”，现行的民主社会并不以任何共同的信仰和普遍的哲学为基础。在如何理解民主制度的根源上，罗蒂更同意罗尔斯看法：“现代民主社会的社会历史条件源于宗教改革和宽容原则提出后的宗教战争、源于立宪政府和大市场经济的成果。”这种多元化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一个民主社会必须容纳多元思想和多元学说。而民主社会是“文化左派”的生存条件和精神保障。但罗蒂认为，除了哈贝马斯这类哲学家以外，“大陆”哲学家普遍对此熟视无睹，不承认“社会民主政治与哲学思考之间的关系”。

与“文化左派”相反，罗蒂认为社会制度在事实和理论方面都具有优先性。他认为，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在政治生活上的差别绝不是微不足道的。能够在民主社会中奉行文化多元论，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幸运。虽然在民主社会中，“始终有新的苦难有待揭露……但现代民主社会已经为不断地揭露这种苦难和不公正而组织起来了。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激进的批判，而是对细节的注意。”罗蒂建议，要把民主与极权问题看作是一个最基本的理智问题。所以他反对海德格尔和阿道尔诺有关“现代性”的概念。根据这种概念，在现代技术本质下，世界正在被控制论所操纵，民主与极权的政治差别已经不重要。罗蒂坚持说：“科学技术的时代可能会导致一个开放和自由在其中合理地失去其存在的时代……也可能导致一个民主共同体在其中成为科学理性的主人不是奴仆的时代。”

当然，罗蒂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他甚至也承认，本世纪以来的人类状况愈来愈黑暗，几乎难以想象一个光明的未来。但实用主义也是对的。只有以实用主义态度去克服社会问题，争取宪法民主与民主实践的一致，才能够保留最后一部分社会理想。

在西方知识分子中，罗蒂只能代表右翼。在与“文化左派”的论战中，他刻意揭露“左派”的矛盾和虚伪，即杰姆逊的《帝国主义与现代主义》、《处于跨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以及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论述。罗蒂认为，“左派”的文化理论在解释东西方文化时，是“基于一种拙劣的推理：即从赋予文化以价值的东西与权势无关的前提，推导出无权无势，就象贫穷一样，是一种价值的标志，并且的确是某种灵感的、某种神圣的东西的一种标志。”根据这种拙劣的推理，“只有各种受压迫的文化才能算‘真正的、或者‘健全的文化。”而一切现代西方文化，都是“空虚的”、“病态的”、或者是“缺少创造性的”。罗蒂认为，这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负罪感”完全是伪善的，它与“帝国主义者的狂妄自大”其实是一张面孔的两面。

借助对罗蒂的了解，我们也许能够加深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和判断。这无疑是迫切和有益的。

(《后哲学文化》，罗蒂著，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三月版，7.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