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守金

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主旨是比较研究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美学、哲学关系。然而在我看来，作者对王氏之死的价值探询，无疑是本书的华彩乐段。虽说当年王氏自沉昆明湖所激起的轩然大波在社会上早已平息，但学界近七十年来却一直不能忘怀。只可惜多从外部环境来求其死因，这就不免流于皮相。还有人臆测王氏投水跟他深固的美学体系有关，夏中义则以史实证明青年王氏的人本—艺术美学的价值取向与晚年王氏的政治抉择恰成对峙之势，故上说不妥。也有人将王氏之死归咎为受叔本华悲观哲学浸太深，作者认为这也没有说服力，因为早在辛亥年他就诀别文哲并清除了叔氏影响，更不用说叔氏反对自杀。故探讨王氏之死须另觅思路。陈寅恪早就指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夏中义则以为，要弄清王氏为何要死在此时此地，首先必须说明他为何想死乃至非死不可。这就需从王氏自沉的价值背景亦即他生之如何上来找答案了。

读罢《苦魂》你会发现，王国维生命史上有三大转折：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年从举子到神往新学的少年忧世时段。此时王氏循着儒生忧世道统踌躇而行，其重政轻学之经世抱负，在所作“气象阔大”的《咏史》二十首中昭然可见。一九○二年至一九一一年从数理之学到文哲之学为青年忧生时段。流贯在王氏这一时期诗文系列中的“忧生”主题，源自他对天才情结与人生逆境严重失衡所酿成的灵魂苦痛的一种价值感悟。这与少年时期的价值取向判然有别。遗憾的是，此刻他虽重学轻政，但并未对其少年情怀作价值忏悔，而是让其蛰伏心底，还时不时在其诗文中伸个懒腰——这便深深埋下了致命隐患。一九一二年从文哲之学到考据之学并积极干政为晚年忧世时段。这是王氏一生最糟糕的季节。谁能想到他竟对心仪过的西方哲学反戈一击呢。重操考据也意在重整纲纪，且以学术巨擎之身应召入值南斋，任废帝之五品行走，还把年轻时关于“古今之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人生三境”说重释为“谓世无明王，栖栖皇皇”，甚至写挽诗“九十韵”谀美凶残的慈禧……这一切今天看来可气又可笑，但王氏当时却是一本正经的。这表明他在年轻时曾独立自由过的人格之“毛”，又牢牢粘附到帝制这张“皮”上了。从忧生转向忧世，从文哲转向考据，从“无用之用”转向“经世致用”时，他就向死起步了。考察王氏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跌宕，你会认为夏中义的下列分析是极精当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虽是王氏一九二七年之绝笔，但他将与其所信奉的文化同归于尽之种子，想必是早就埋在心底，且扎了根，发了芽的；而‘逼宫将军冯玉祥再次威逼京城，不过是使‘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的王氏撞上一个兑现其夙愿的机遇罢了。总之，王氏最后死在何时何地似属偶然，但他终将为‘忧世捐躯则属必然。”

作为本世纪初中国人本自觉之先驱和中国现代美学开创者的王国维，后来还是走上了绝路，对此，夏中义激愤地说，这表明封建传统之惰力万万不可低估，与其说它像酱缸，毋宁说它酷似引力无限的黑洞，把曾闪烁在青年王氏身上的人本曙光连同肉体一道吞没尽净。故王氏毕生支付的价值探寻及其宿命，对大陆人文学者来说，似比他留下的学术遗产更重要，更具文化神韵。

(《世纪初的苦魂》，夏中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版，9.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