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楯

性别研究，它从妇女研究引出，是个新兴的，正处于发展中的学科和研究领域。此项研究始于七十年代，当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把“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推向极至，自然不存在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可能。后来，学术研究渐得恢复，而进入这一领域的人仍很少。

由妇女研究—性别研究而能进入中国研究，大致有以下三重原因：一是妇女研究是一个在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体系形成后晚出的学科，发展到今天，虽然不能说它不存在方法上的意义，但距离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的、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还远，妇女研究是开放的，它有可能汲取迄今为止人们研究人类自身和其社会现象的各种学科的方法。二是妇女研究不象已成型的现代社会科学那样标榜自己研究的“纯客观性”，它在现代社会科学形成后，明确地提出“女性视角”问题，蕴含了人类发展到今天的历史经验和人类此时此刻的处于变化中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三是由以上两点而致的妇女研究突破了以往全部或是主要由男性或是根据男性经验来阐释人类文明的知识的框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人类有可能再次拿起批判的武器去重审自身。

正是由于这样，性别而致的差异成了研究的切入点，把妇女研究的这些特质引入中国研究，从性别的角度突破传统为我们设置的国家、家庭等范畴和传统的判断尺度去分析和解构中国，才使得一九九二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卫斯理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在性质上具有了与会者当时尚未能意识到的“史无前例性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纽约大学历史学家玛里琳·扬语)。

中国是什么？一些人总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讲“中国特色”，而我认为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当整体世界形成后，中国作为处于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在像一般后发展国家那样被打开国门，开始自己的被现代化进程后，又曾一度中断了这一进程，在封闭和市场极度萎缩的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文明，并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当代中国曾经有过的这种封闭，不同于其他文明在世界体系形成之前的封闭和在世界体系之外的封闭，而是一种独特的在世界体系之内的封闭。这一点，决定了当代中国制度文明的质态，而这种质态对中国再度走向开放之后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和整体世界在发展中的关系的影响都是重大的，当代中国研究的意义也在此。

由性别差异的角度而言，我们不能用今天的世界体系内的主流话语去阐释在世界体系形成之前的古代中国文明中的现象，因为那样做的结果似是而非。而面对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则必须注意世界体系之内主流话语的运用，同时注意到中国在被现代化过程与再次主动现代化之间有过的重新封闭的特质。因为失去了对自身特质的把握，就是失去了对话的资格；而缺少对今天世界体系内共通的话语的理解和运用，就是失去了对话的路径。

哈佛—卫斯理会议上的“史无前例”，就是由性别而入中国研究的“对话”的开始。对话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不是自古就有的。它的前提有二：一是共通的(基本的)话语，缺了这种话语，就只能是各自的主张和看法的宣示；二是对话各方的“不同”，完全一样，就无“对”可言。

面对着多元的世界，面对着人类诸多的新问题，妇女研究—性别研究既需要女性参加，又需要男性参加；中国研究，既需要中国人参加，又需要外国人参加。大家都来讲话，谁说了算呢？我以为在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多根本性的变化的今天，我们——男人和女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头脑中仍还有许多“过去”留给我们的“想当然”要顽固地表现出来。在主张“多元”观念的人们中，于不觉中也会习惯地想定“一尊”于己。真正的多种声音的时代，恐怕只能出现在人类纪元的下一个十年之中，而在向着这个方向走去的过程中，对话的各方——男人与女人，中国人与外国人——都还需要学习。

哈佛大学—卫斯理学院的会议，产生了《性别与中国》这本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由性别而入中国研究的对话的开始。我希望它能继续下去。

(《性别与中国》，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六月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