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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志依旧在棋坛

1994-08-24聂卫平

中国青年 1994年8期
关键词:擂台赛棋手农场

这是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们叩开聂卫平的家,见聂卫平仍在午睡,便制止了女主人欲叫醒他的意图,在客厅里寻个坐位静静地等。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聂卫平醒了,他有些不好意思,但看得出午觉后他的精神格外好。他从茶几上端起一个巨大水杯(是个在号雀巢咖啡瓶),双手捧着,豪杰一般痛痛快快地喝了一气,便把征询的目光投向了我们。

本来说好,是要谈谈有关中国围棋近年来不很景气这一话题的,但话一从我的嘴里说出,竟又扯回到聂卫平下棋的生涯上,而且是从他少年学棋时开始。

近来中国围棋队连连受挫,许多棋迷都为我们担心。有人指责中国围棋开始走下坡路,甚至对我也有些风言风语。我的态度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我真诚的批评我欢迎,至于那些风言风语,随它去。我不同意用“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来衡量一个棋手。

我是1961年开始学棋的。当年日本一个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其中有一个叫伊滕有惠的老太太,只是5段,提出要跟我国棋手交流交流,结果,三下五除二把中国当时所有最好的棋手全给打败了。这件事使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第二年,陈老总说:“要在10年以后赶上日本。”我把他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了,我只能去农场劳动。刚去农场时,我曾带了副棋。可没过多长时间,我的这副棋就被人家在武斗时,当做暗器,像雨点一般打了出去,一个也找不着了,令我非常痛心。因为那副棋是我在1962年参加全国少年儿童围棋比赛得冠军后,陈老总送给我的。

我们农场的领导根本不懂围棋,也没这个兴趣。只知让我们起早贪黑干活。那时活也特别多,几乎没时间下棋。我只能在劳作间隙时,走在田间小道时走走神,想想围棋。有时手痒痒了,就去找邻队一个叫李庄的知青下棋,我让他四子,他是当时我唯一的对手。还有一个知青叫程晓流,他离我们农场有100多里,我也曾专门找他去下棋。农场领导为此对我很不满意。终于,我倒霉了。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文革”初期,国家围棋队被解散了,都下放到广渠门附近的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陈祖德、吴淞笙等都在那里。我和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在当时环境条件限制下,我和他们联系很困难,都是通过我弟弟。我弟弟是1970届学生,他没有上山下乡,而是在京当了工人。

1971年,有一天,吴淞笙找到我弟弟说,有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要来北京比赛。这个消息不是吴淞笙讲错了,就是我弟弟听错了。传到我这里时,已是下半年。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着急。不知为什么,一种想看棋、下棋的欲望达到了不能自控的程度,也没有向领导请假,自己偷偷坐火车从黑龙江嫩江县赶回了北京。结果,一到北京,听说只是一个叫安永一的日本老先生(曾对中国围棋作出很大贡献)要在年底来北京,谈一些与中国围棋交流的事宜,并没有什么赛事,完全弄错了。我一看没这么回事,就又日夜兼程赶了回去。整整一个星期的突然失踪,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任我怎样解释,农场领导也不相信,说我欺骗领导,欺骗组织,问题显得特别严重。本来我刚到农场时,表现非常积极,是学习“毛著”的标兵。这件事发生后,我从一个很好的人物,被划进了“坏分子”的行列,被关进一个专为表现不好的人办的学习班中,学习改造。

后来我惹了个大麻烦。有一年农忙时,我们顶着日头干到了中午,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太阳一晒,口干舌燥,浑身说不出的难受。这时送水的人来了,由于以前我与这个送水的人有些不和,所以他送来水之后,谁喝都行,就是不让我喝,把我气得实在忍无可忍,只一拳,就把对方打昏死过去。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跟人打过架。这次是把我气坏了,那一拳也不知打在人那里,他整病了一个月,我白干了一个多月,所有收入都给了他看病。我也被场里戴上手铐看押起来。

1974年,我被召回北京。当时,新组建的中国围棋队准备访日比赛,国家体委将我列为对日的第一号选手。这里还需说明的是,从1966年开始到1973年,我在和日本棋手对阵中,只赢过一个2段,输给一个业余7段、一个专业7段。1974年下半年,日本代表团来中国,我参加了比赛,头三场,我又是赢了一个2段,输给一个业余7段、一个专业7段,真是巧合。但我在国内比赛中总是第一第二,为这人家就说我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个绰号很难听,我决心要彻底洗刷它。因此,我第一次作为专业棋手访日,心里甭提多激动了。可没想到,到农场政审时,农场说我表现不好,说我调到国家集训队是走了后门。

当时正是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高潮。南京有个叫钟志民的,因走后门参了军,后来他又主动一退到底回到了农村。这事把我也捎上了,我没去成日本,失去一次极好的为国争光的机会。

中国代表团访日后,日本代表团又回访。这次我参加了比赛。当时日本代表团团长宫本直一是一个9段老棋手,他头6场,6战6胜,所向披廓,第7场也是这次访问的最后一场,而且比赛那天又正是宫本直一的生日,所以他志满意得地放出话来,要以最后一场的全胜,来庆祝自己的生日。与此同时,中国围棋代表团则在紧张地讨论由谁出战这最后一场,因为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讲太重要了。队里极为慎重地排来排去列名单,可就是没有把我排上。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气堵在那里。我多次找领导请战,坚决要求由我出战。队里实在找不出合适人选,终于决定由我对宫本直一。到了决战的那一时刻,憋在我胸中多日的那股气,像决了堤的洪水,一下子冲了出来,三下五除二,我就赢了宫本直一。这一役应该算是我下棋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

坦白地讲,在“文革”前,虽然陈祖德曾战胜过日本9段棋手,但对中国棋手来说,对日本的9段很迷信,缺乏自信心,是畏惧的。我第一次和日本9段下,就轻松地赢了对手,这对我自信心的恢复,对其他人的鼓舞,都是十分重要的。

1976年中国围棋队到日本参加中日两国对抗赛,我下了10盘棋,赢了8盘,输了2盘,其中连胜藤泽秀行、石田芳夫等6名9段高手。其他队友也下得不错,最后以中方大胜,日方惨败而告结束。我就是在那个时侯,被日本棋界称为“聂旋风”的。日本有个9段棋手高川,他称我的棋谱为“三耳先生棋谱”,我的姓氏的繁体字由三个“耳”组成的。

1985年之前,中日双方多次交手,中方的成绩很不错。但日方派出的还并不是他们最好的棋手,即超一流棋手。日本国民也纷纷提同疑问,为什么日本会输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方经过精心准备之后,想办一个赛事教训一下中国。这样中日围棋擂台赛也就应运而生了。日方提供的参赛棋手中,也终于出现了小林光一这样的超一流9段棋手。

1985年10月,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在东京开幕,日本棋院理事长坂田荣男发话了:“这次擂台赛,我们派出最好的棋手,我们希望依田纪基、小林觉、谈路修三3位能够结束战斗。”

当时我们认为能请小林光一出场就算达到了目标,后由于江铸久特殊发挥连赢5盘,江就请出小林光一,达到预期目标。但小林光一不愧是超一流棋手,他一连赢了中方6员大将,他之后还有加藤正夫、藤泽秀行这些高手,而中方就只剩我一个了。我听说他们3个人在日本一个旅游胜地厢根,相互约定,如果这次擂台赛输了,3人就剃光头以谢国人,其势头是志在必得。

我是一直想和小林光一这样的高手交锋。今天机会终于来了,一种强烈的要战胜小林光一的念头紧紧攫住我整个身心。至于战胜小林光一后,对付加藤和藤泽,那就听天由命了。备战日子里,我全身心投入,分分秒秒都在考虑这场棋该怎么下。我差不多准备了上万个变化。

记得和小林光一交手的前夜,我梦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我赶紧起床,把梦中的变化摆了出来。发现梦里我是对的,而原先准备的方案有误。这件事现在想起来都有些玄妙。当时我和华以刚住在日本妙海的一个宾馆里,有了这个梦中得来的新方案后,我对华以刚说,明天我要赢小林光一两目半,华以刚则惊讶地注视了我半天,看看我是不是在发神经。第二天和小林光一交手的结果,还真是不多不少,正好赢他两目半。这盘棋下得格外紧张,快到中盘时,由于我身体不好,在一步极为关键的棋上,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下出一个昏招,就是毫无用处、不着边际的一步棋,等于白向对方让一子。当我发现时,已惊得我浑身往下淌冷汗。如果小林光一抓住这步棋,应对无误,那这盘棋就很悬了。可小林光一足足想了半个多小时(赛后复盘时,小林光一讲,他以为我那步昏招,一定藏有什么阴谋。因为下出这招棋,对一个高手来说是太不可思议了)。结果小林光一也没下好,我涉险过关。按正常论,这盘棋我下好了要赢3目,对方下不好应输给我1目,怎么都不该是2目半。可最后阴差阳错就是2目半。这可不是迷信,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是陈老总的在天之灵保佑着我。

3天后,跟加藤下,下得很漂亮,没毛病,是一盘名局。连加藤正夫也心服口服。我想我现在也不会下出那种水平来了。最后一役是双方主将的决战。自我赢了小林光一之后,新闻界就炒得很热了。当时群众来信上万封,包括老山前线的战士来信,都希望我下赢最后一盘棋。这时我压力很大,因为此时已不是请出小林光一就行了,而是赢得擂台赛的最后胜利。

和藤泽秀行的决战,别人是无法理解和体会我内心十分复杂的情感和矛盾的。藤泽和我有师生之情谊,他对我很好,帮助很大,是我的思师,我很尊敬他。按中国人的礼仪,和这样的对手决斗,是要礼让在先,退避三舍的。再加上当时藤泽先生已60多岁了,又身患癌症,这一役说不定就是他老人家英名一世的最后一战,如果我将他打败,先不说他什么心情,我的心以后还能平静吗?就在我犹豫徘徊,感情受煎熬,对这场决战特发怵的时候,有几个人对我帮助很大。

一个是万里委员长。他跟我讲,包袱不要太重。在别人看来,这不过是一句官话,说说而已。但万里送了我一套网球拍和用具,让我在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去想,去专心致志地打网球。我听了他的话,就经常去学打网球。还别说,这一招真灵,我的紧张情绪放松了不少。

还有一个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他对我也很关心。他知道我喜欢打桥牌,就在和藤泽决战之前,亲自组织了一场桥牌比赛为我放松。

正是广大群众对我的支持、关心、帮助,才使我走出困境。紧张的心理得到放松,同时也使我顿然体悟到,只有全力以赴下好最后一盘棋,才是对恩师藤泽秀行的最好报答。

赛后,我拉着藤泽的手,从休息室到大厅,到走廊,一直请求他不要剃光头,但他回日本后还是剃了头,影响很大。围棋擂台赛从此一直办了下来。

第二届的情况比第一届更凶险危急。我从上届1:3变成1:5,我一个人要对付片冈聪、山城宏、酒井猛、武宫正树、加藤正夫。当时有记者采访我,问我胜率有多大,我说的是对每个人都是5:5。这实际上应把5个人的概率加在一起来计算,这样我的胜率也就是3%。可好心的记者们理解为我对5个棋手总胜率是50%,并登在人民日报上。文章据此认为我有充分的信心和实力,和5个对手是五五开。

见报的第二天,万里和胡耀邦就分别找到我,对我的胜率之说提出严厉批评。

万里说:年轻人,怎么能这样说话?胡耀邦说得更直截了当:现在不是92:92(汉城亚运会,中韩总分之争),话说得太满,不利进步。

最后,我找了人民日报、中宣部,重新更正了一下。

在第二届擂台赛之前,我从未赢过武宫。武宫有一个美称“宇宙流”,在世界上绝对是出类拔萃,如果让他发挥出来,那是没有人能遏止住他。所以我和武宫正树的交战,被称为“世纪之战”,许多人都是极为关注这场“世纪中水平是高的一次大赛”。国内还有一些气功师,要给我发功,让武宫迷糊,让我清醒。当然这只是个花絮,一切还要靠我自己。那盘棋,我基本发挥了自己的水平,那也是一盘很精彩的名局。赢了以后,邓小平马上委托秘书向我祝贺,这使我激动不已。据我所知,体育比赛谁得了金牌,能获得邓小平祝贺的,我是独享其荣。他后来还请了我吃饭。

当第三届我又赢了大竹英雄、加藤正夫之后,给日本造成巨大恐慌,造成“恐聂症”。殊不知事后,我自己都有些后怕。一、这是不正常的,只能说是我运气好些,而且是好过头了。现在让我再下出那样的水平是绝对不可能子;二、那时是全队人都来帮助我,看似一个人作战,实则是大家的力量,集体的智慧,并不是我个人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有一段时间我在下棋时,总发现自己有缺氧症状,比如喘不上气,脑供血不足,造成黑视和暂时性脑空白,下棋也连出毛病,就去了同仁医院。我找了一位内科主任,她父亲是心脏病专家,他给我作了检查,我患的是先天性心脏隔间损,就是心脏上有个洞。老专家劝我说,你不要下棋了,可以考虑干别的事。后来又劝告我,如果再这样下去,有可能会随时死在棋盘上。话说得很严重。我对他讲,围棋就是我的命、我的一切,离了围棋我什么也干不成。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那个老专家给我出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在比赛中,若感到不行时,就去吸氧。在第二届与酒井猛比赛时,我不仅吸了氧,还躺在体息室内一动也不能动,当时我感到真要过去了。

大家都为我至今未夺得一届世界职业围棋赛冠军而感到遗憾,我也感到很遗憾。我认为我应该夺得一次世界冠军,但没夺上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些比赛对手水平都差不多,就看谁发挥得好。当然也有技术上的原因和我们常说的运气。比如第一届“应氏杯”我输给曹熏铉就纯属于运气不好。当时我如果不感冒的话,肯定能够战胜他,早就夺得世界冠军了。但实际情况是,在我去新加坡参赛时,给我机票的那个航班,中途要在曼谷停一下,事先我不了解这种情况,又听不懂外语,以为到了新加坡,就提着行李下了飞机,当我持票出关时,人家死活不让我出去,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以为护照出了问题。将近一个小时后才弄明白,这是泰国曼谷不是新加坡,我又匆匆赶回机内。当时曼谷气候非常炎热,再加上我弄错了急出一身大汗,返回飞机后,机内空调又格外凉,一热一凉我就感冒了,下午两三点就发起了高烧。事后我了解到,北京飞往新加坡有三个航班,其他两个航班都是直飞新加坡,唯独我乘坐的那一航班在中途要停一次,你说我运气多么不好。“富士通杯”我输给林海峰,情况也是如此。我下出的那些昏招,纯粹是生理原因,不是技术原因。

去年和依田纪基,我下出昏招,输了四分之一子。最近“东洋证券杯”,我与曹熏铉下的那两盘棋,更是一塌糊涂。我这昏招的毛病要解决的话,我早该拿世界冠军了。我现在身体状况是,在下棋时,前半盘必须要占优势,如果不占优势,下半盘就不行了。这是我目前最大的障碍。今年我的状态要比去年好一些,输的全是昏招,技术上没什么问题。我迟早要拿一个世界冠军。

前不久搞的“三国擂台赛”,我们一盘也没赢,这是不正常的,没有确切反映出我们的水平。在技术上我们比谁都不差,相反我认为中国围棋现在的水平是历史上最高的阶段。对手多了是好事,强手多了更是好事。这对提高围棋水平有很大益处。中日韩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三家水平差不多,我们吃亏就吃在超一流的棋手不多,在世界大赛中我们的自信心差一些。而他们在自信心上比我们要强。再有,我认为棋运是有周期的。有强的时候,也有弱的时候,正所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要不为一次胜利而自得,也要不为一次失败而气馁。中国队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性的。

我们现在有6个很有希望的小棋手,在围棋队授徒问题上,我们采取的是双向选择。即学生可以选择老师,老师也可以根据情况挑选学生。我认为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是最好的,但没想到学生选择面比较偏,6个里有2个拜马晓春为师,有4个想拜我为师。这对我来讲,任务是很繁重,但如果我不管,这些学生没人带,那就太可惜了。我想,在1996年至1999年,这些学生是会出好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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