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宽

一九九三年九月号《读书》登出笔者和另外两位学友的文章，集中评介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在国内的读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之后我曾留心由此而起的有关讨论，感到有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澄清和补充的必要，愿再借《读书》一角，就教于大方之家。

让我们先从知识与权势的关系开始讨论。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ispower)，是一句颇为抽象的话。其实，power这个英文单词除了“力量”以外，另有一层“权力”、“权势”的意思。这一点，从德文看就更清楚。power在德文中的对应词是dieMacht，它更多地是指“权力”，所以尼采的“DerWillezurMacht”在中文中便译为“权力意志”。有一种说法，认为福柯六七十年代发表的所有专著，都在探讨知识与权势的关系，即福柯笔下savoir－pouvoir两者间的互动。福柯对“知识－权势”关系的论述，上承列维那(EmmanuelLevinas)，下启德里达。法国的当代思想家们试图证明，从苏格拉底以降，经黑格尔到海德格尔所形成的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线，都是先将主体与客体分开，知识形成的过程被描述成了主体消解客体，主体征服客体，主体并吞客体的过程。主体就像是神话中的水仙花，有自恋情结，常常是在与自己纠缠不清。客体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常常是被忽略了，被贬低了。福柯们指出，不管是作为他人还是作为自然界的客体，都是不可征服的，那种主体征服客体的认识论的模式是行不通的。既然知识是主体借以征服客体的工具，知识便与权势发生了联系，换句话说，知识就是霸权。

萨伊德在其成名著作《东方主义》中，将上述法国当代思想家略嫌抽象的“知识－权势”的论说具体化了。在萨伊德的解析中，近代以来不断从事殖民扩张的西方是主体，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东方是客体。西方是自我，东方是异己，是非我，非我的存在及其意义从来没有受到过应有的尊重。西方人建构起来的关于东方的知识充斥着殖民话语，所谓东方学只是西方这个自我试图消解东方这个非我的产物，适应了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西方的权势不仅体现在有关东方的学问中，也体现在西方的人类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中，因为东方学只是西方大知识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它只是由人类学、历史学派生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分支。

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听上去相当激进，再往前推一步就会变成荒谬。笔者无意作萨伊德的信徒，在中国鼓吹萨氏的理论。其实，《东方主义》这本书在方法论上有不少漏洞。比如说，萨伊德认为，表述必然伴随扭曲，人们也可以问，萨伊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表述，是否也扭曲了西方关于东方的学术？如果把“表述等于扭曲”作为前提，萨伊德的理论岂不成了对扭曲的扭曲，与真实更多隔了一层？萨伊德只是批评西方塑造了一个虚假的东方形象，他并没有勾画出真实的东方应该是怎样的，如果他不能提供一个真实的东方来代替一个虚假的东方，他对“东方主义”的指责便显得无力了。另外，萨伊德对西方的批评在道义上的依据，恰恰是西方人标举的人道主义。他大概忘记了，人道主义旗帜在西方高扬的文艺复兴时期，正是西方列强向外殖民扩张最血腥的时期，而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对“人”的理解和对普世同一的“人性”的信念，也正是殖民主义在道义上的支撑点之一……

还可以举出“东方主义”理论的更多缺失，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承认萨伊德的确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它使我们在西方的学问面前多了一个审视的角度。比如以往我们耳熟能详的只是希特勒时代的学术怎样与暴力合流，斯大林时代的知识界如何与权势呼应，或者近代以来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化人怎样自然或是被迫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等等，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是：正宗的西方学术界是中立的、独立的，与政治无关的。萨伊德的著作至少给了我自己一个警醒，使我意识到这种说法可能有问题。笔者曾经追溯过中国形象在西方变化的过程，发现不管褒也好，贬也好，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所塑造的仍然是一个失真的中国形象。关于这一点，对此问题有过研究的张隆溪先生似乎也无意否认。(见《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五期《关于几个时新题目》)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诸如“真实无从表述”、“语义背谬”、“描述必然扭曲”等解构主义的话语理论，来为西方营造出来的虚假的中国形象作注释，但是，由表述过程中的语义背谬造成的扭曲与为了一定目的而刻意扭曲毕竟还是有差别的。如果我们细心考查西方对中国文化或褒或贬的历史背景，便发现那些褒贬与东方西方各种势力的较量纠缠在一起。西方的中国形象由正面向负面转变的过程，正好与西方在中国殖民推进的过程一致。历史上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殖民活动，从时间上看，荷兰、英国先行一步，法国、德国等随后跟进。而中国形象在上述国家由好而坏的转变，也相应地略有先后之分。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于上个世纪中叶左右的突然转变，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突然有了本质上的变化，也不是因为西方有了全新的了解中国的途径，其主要的原因，乃在于西方扩张的需要。如果有人说，近两百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完全没有渗入殖民主义的因素，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以下是两个西方的学术如何与权势合作的例子，都与中国有关：

李希霍芬(FerdinandPaulWilhelmFreiherrvonrichthofen)活跃于上个世纪中晚期和本世纪初，曾担任德国洪堡大学校长、世界地理学会主席。李氏于一八六○——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八——一八七二年两次来中国考察，回国后著有五卷本的《中国纪行》(China一ErgebnisseeigenerReisenunddaraufgegründeteStudien)。该书介绍山川地貌，也描述风土人情，为欧洲人的异域科学考察报告开创了风气。除了这本著作以外，李希霍芬另有专门报告呈送威廉皇帝。那篇报告详细分析了山东的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论证了青岛的优越战略地位，建议德皇一俟时机来临应抢先占领青岛。青岛后来一度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专家意见起了重要的作用。

费正清是战后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大多数中国读者对费先生的印象很可能是他同情过中国的革命，麦卡锡时代遭到过整肃。很多人或许不清楚，费早在一九四六年便正式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四九年开始对台湾问题发生兴趣，以专家学者身份写下不少策论性质的文章，论证“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差异，为美国在冷战的国际战略势态中所需要的一中一台政策作理论上的准备。费说得上桃李满天下，战后经费先生培养起来的新一代汉学家，大多与军界、外交界、情报界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有人总结那个现象，称之为“仕而优则学”。(见鲍绍林，《台独幕后——美国人的倡导与政策》，香港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六月版)那一代美国汉学研究者的学术活动与权势直接挂钩，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这两个例子比较特殊，不能来类比所有的汉外汉学家，对具体的情况还要做具体的分析。我在《非我族类》一文中提到过，“并不是说每一个热心中西交流的传教士，或者早期的汉学研究者都是殖民主义者”，我也并不认为所有的海外汉学研究都必然体现萨伊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色彩。我想说的只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西方国家既定的中国政策、西方民间流行的中国形象，三者之间，呈互动关系，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隐性的、间接的关系，不易觉察罢了。

值得解释的是，本文中不断出现的“权势”一词，是英文power的一个不尽准确的对应词，并不特指“执政当局”或者“统治阶级”。权势所体现的是社会上和国际上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有大小强弱之分。套一句“新历史主义”的术语，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能量”(socialenergy)。

萨伊德的近著《文化与帝国主义》除了分析西方近代文化与帝国霸权主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外，还特别注意第三世界作家在强权面前的抵抗话语，潘少梅女士和钱俊先生于此都颇有心得。(见一九九三年第九期《读书》潘、钱二位文章)如何从受压迫的客体转变成独立的主体，将别人心目中的非我还原成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如何从西方的支配性话语中挣脱出来，这才是我们探讨所谓的“西方主义”真正的目标。

年初读到香港《中时周刊》一篇特别报道，称“中国大陆思想界，正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五月二十一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的一篇文章也称，“反西方主义”思潮正像幽灵一样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里徘徊。上述两篇报道中说的“反西方主义”，与笔者用过的“西方主义”概念，所指应该有所不同。“西方主义”是“东方主义”的对应物。正如“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的扭曲性描述，“西方主义”则是东方对西方的扭曲性描述。中国的“西方主义”对西方的扭曲，可分为“正”和“反”两个方面，首先是对西方的丑化，我提到过的清末国粹派文人对天主教的漫画即属此列。对于那种情绪化的对西方的拒绝，那种在中华文明优势失落后不服气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我自己也不敢撇清。中国文化人对西方的另一种形式的扭曲，就是凭想象把西方加以美化，一厢情愿地去拥抱、去认同一个虚幻的意象，人为地搞出一个二元对立：西方正常，中国不正常；西方完美，中国不如意；西方文明是民主、自由、科学、进步的象征，中国文化是封建、专制、蒙昧、落后的所在。总之“我们事事不如人”，而问题的根源都在传统文化。似乎只要将传统文化批倒了，国人的价值观念西化了，中国现代化的课题也就随之完成了。此类思路自五四始，八十年代达到顶峰。我以为五四以来中西文化论争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将西方过分理想化、浪漫化、神圣化了，“西方”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在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语境中，还很少出现过张隆溪先生所说的“把非西方和非民主的制度浪漫化、理想化、神圣化”的问题。而且，这也不是当今中国文化界应当警觉的、潜在的危险。我们倒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过分淡化了自己的文化认同，我们过多地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以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西方标准要求自己。我们照搬西方的一套话语，很少去考虑那套话语背后是否藏有玄机，没有意识到那可能是萨伊德所说的“殖民话语”(Colo－nialdiscourse)，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口号，后殖民抵抗作家AiméCésaire和FrantzFanon都曾经指出，欧洲的人道主义信念同时又包含了反人道主义因素，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不过是将这种蓄涵在人道主义信念中的反人道主义从殖民地搬回了欧洲实践。不久前在斯坦福大学听了著名美国学者乔姆斯基(NoamChomsky)的一场讲演。他用大量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上，美国都是它自称正为之打拼的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三项国际准则的最大违反者(theleadingviolaterofthethreeprinciplesAmericaclaimstocompaignfor)。当某种权势工具性地使用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的时候，我们宁可小心一些，谨慎一些。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精华与糟粕并存。传统的摧毁者所专注的中国文化的弊端，很少有哪一条不是曾经由殖民话语所凸显过的。鲁迅那一代人对“国民劣根性”(注意原是日文)的攻伐，在具体的语境中自然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后人却没有必要因此将鲁迅说过的话当成评判事物的标准。七十多年以后来看“五四”，不免感到当时激烈地反(儒家)传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后人当然应该学会理解前人，但更应该从前人身上汲取教训，纠正前人的偏差。

谈到时下西方坊间有关中国题材通俗书籍的出版与消费，问题很复杂。我很同意张隆溪先生这句话：许多问题，必须在二战以来东西方对立的大格局下来理解。“新历史主义”有个观点，不妨借来一用：所有的历史说到底都是些不完善的和选择性的叙述，所有的叙述者都受到他身处其中的文化氛围和权势关系的制约。一个人能否将自己的经历“如实地记载下来”，在理论上仍是个需要存疑的问题。就算是叙说者将经历“如实地记载下来了”，出版商也未必肯照原样接受出版。即使我们抛开商业和政治的因素不论，也还有一个接受美学的问题：读者的趣味将决定作品的命运。

“反西方主义”是一个极易使人误解的提法。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话语，不等于反对西方的文明。而且，西方的文明本来是个笼统的大概念。仅从时间上看，就可分为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初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明，不同时代的西方文明的价值取向往往相去甚远，甚至相互冲突，互相否定。即使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产生出来的诸如民主、科学、理性、人权、进步的理念，在西方各个国家里的演绎发展的轨迹也未尽一致，近代德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走向便有相当大的差异。德国从马克思开始，经卢卡契、本亚明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上述西方近代以来通行的理念都有更深刻更全面的反思，包括指出将这些理念推到极端后的弊病，提醒世人那些理念本身可能包含了自我否定，向反面转化的因素。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作的《启蒙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这也是当代学人都熟知的一条线索。法国当代思想家从萨特、福柯到德里达、列约塔等人，均对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发展史进行了批判性的再思考；当今世界“后现代”诸公更是要“颠覆”所有他们认为是“大媚俗”的价值观念。今天，德、法等国知识界对美国好莱坞式、“麦当劳”式文化的抵制态度，以及今年乌拉圭国际关贸谈判中法国政府坚拒向美国全面开放文化市场的举动，也显露出所谓“西方文明”内部的矛盾和差异。即使将范围局限在当代美国，涉及到文明或者文化，所谓边缘与中心，主流与非主流的界线也是很不容易划分的。美国是典型工商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应该是传统“右”派的一统天下，但具体到大学校区，情况又不尽然。大学里的政治、法律、经济等与社会关系较为密切的院系，传统派的声音大一些，但在文、史、哲，尤其是在欧洲语言文学系等人文学科，自诩开明进步的“左”派却占了多数，后殖民、新马克思、女权、解结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呈压倒性优势，俨然成为那里的“主流”。传统派在学术界反倒“边缘感”很强。今年美国“国殇日”前夕，包括笔者导师在内的几位传统派著名人文学科教授别出新裁地到校园中心的白色广场举行烛光追思会，“哀悼”传统人文科学的消亡。从那举动中，也见得出校区内“传统”与“革新”两派势力的消长。萨伊德很喜欢用的一个术语叫“批评意识”(criticalconsciousness)，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弱势集团的代言人，对社会主流文化持批评态度。一般而言社会的强势集团多乐于提倡普遍性、统一性、一体性，弱势集团则倾向于鼓吹多元化和相对性，口号的背后是社会力量之间的争斗。或许这就是美国校园内人文科学领域“左”派声音更大的原因吧。

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格局，以民族特性和文化认同重新组合的势头日趋明显，意识形态相对淡化。当西方仍以强势姿态出现的时候，后现代批评对西方宏大话语的种种神话来一点解构，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事情。毫无疑问，谈萨伊德、反对殖民主义不是主张中国停止改革开放、关起门来“保护自己”，而在于探讨如何加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以便去应付酝酿中的“文明的冲突”，这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

一九九四年七月于斯坦福

RobertYoung，WhiteMythologies——WritingHistoryandtheWest，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