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华

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七期刊登的胡成先生在《摧残士气，必驱成一邪媚世界》，通过剖析晚明政局，阐发了题目所揭示的精义。然而，行文中也不无可议之处。

文章一开头说：“中国历史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反复探询的问题，就是士与知识分子强烈的参政和议政意识。近代最早接受西方学术规范，试图专致于学问的知识分子，常常为难以摆脱这一传统而懊恼。”后一句话颇为可疑，似乎近代西方的知识分子被界定为“专致于学问的”人。事实正好相反。对这个问题，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版)有所论述。他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自序》第2页)可见胡成先生把西方知识分子理解为“专致于学问”的人实在是一种误解。

胡先生接着提出，中国古代的士和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强烈的参政和市政意识，“可以从其传承的‘笃信好学，死守善道的文化传统中得到解释”。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胡先生引用的孔子的话，“死守”原作“守死”，尽管二者都显示了守道的决心，但毕竟是有所不同的。更主要的问题是，胡先生曲解了这八个字的本义。让我们先看原文：“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第十三则)宋邢《论语注疏》云：“‘笃信好学者，言厚于诚信而好学问也。‘守死善道者，守节至死不离善道也。”(《十三经注疏》2487页)杨伯峻先生译为“坚定地相信我们的道，努力学习它，誓死保卫它”(《论语译注》82页)。钱穆先生则解释为“该笃信，又该好学，坚执固守以至于死，以求善其道”(《论语新解》，巴蜀书社版200页)。对“笃信”、“好学”、“守死”，三家的理解是一致的。对“善”，邢理解为形容词，杨伯峻先生没给落实，钱穆先生似乎作“使(其道)善”解，我觉得也可释为“喜好”，与“好学”的“好”互文见义。至于“道”，在《论语》中是一个基本概念，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指学说，也可以指道德、指原则(准则)等等。在这里，“道”侧重于指个人所信奉的道德行为准则，跟“安贫乐道”的“道”相同，而“善道”也就是“乐道”。“笃信好学”着重于追求“道”、追求真理，“守死善道”则着重于实践“道”、捍卫真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道”跟下文“天下有道”、“无道”的“道”微有区别，那个“道”主要指公正、必要的自由等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合理的准则、尺度。既然孔子主张有“道”者应“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那么，“守死善道”的方式显然不包括参与现实社会政治斗争，相反，倒可以说带有较浓厚的自我完善意味(我不否认，在其他场合，孔子也曾提倡过参与现实政治斗争)。因此，这八个字便不能像胡成先生所说的那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士和知识分子何以具有那么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