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健

《读书》一九九三年十二期上有篇张任然先生的文章《大家依然是大家》，谈到读大家们的作品“有常读常新的感受——无疑是大家手笔！……类似的感受同样见于通过文字所识的吴宓、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甚至周作人。”这个“甚至”令人百感交集。不必说八十年代读大学的一批人，再早一二十年的学子，提到知堂的名字，有几人敢承认他是大家？今天跟着别人也说他是“大家”的人，又有几位真正喜欢那分苦茶况味？有的误区存在了几千年，决不仅是近几十年的政治迷雾而已。拜读过了钱理群、倪墨炎先生论周作人的大作，掩卷深思，还是感到问题仍多。知堂是叛徒。但“叛徒”一词恐怕不该只用于为贬意，正如前些年大家习用的“反动”。“中国”的“叛徒”，还要看“叛”的是“中国”的“什么”。

据说在某文物拍卖会上，汪精卫的一幅字卖了大价钱。为此很令一些先生义愤。笔者并不是如今跟得上潮流的人，为了孔方兄可以把什么都炒一炒。在目前的中国，尚有这样的认真与执着已属不易了。

但笔者想说，对于一些历史现象需要更多一些用心研究。好在历史就是历史，连人民也未必可以改写。前些年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往来书信选》，内有十来通与汪精卫往还的信件，其中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汪精卫致胡适的一信写到“……宁为被磔的袁崇焕，不为被迫出战的哥舒翰”一节却令人一惊。袁崇焕与哥舒翰的典故用不着再讲，联系到汪以后的行为，令人久久说不出话来。

读到此，又想起周作人“失身”的旧事。那些犹豫，是否有更深厚的内涵与更沉重的担待在其心中呢？

笔者当然不至于糊涂到只凭一封书信里的只言片语便自以为发现了历史真象。但多读一点书总是好事。汉奸叛徒的书也是书。不提“多元”也罢，毛主席不是谆谆教导我们要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么。

甚至汪精卫，也是可以细细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