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固阳

上海古籍版《陈垣来往书信集》提供了不少历史资料，只是阅读中还发现编年不当的数例，写在下面，供再版时参考。

一、244页至245页是朱师辙来函“九”和“十”，未系年亦未编年，原署日前者为“三月甘五日”，后者为“五月十九日”。细看内容，“五月十九日”应是前一年的，“三月甘五日”是后一年的，因而现在编排的次序颠倒了。“十”开头说：“弟于二月间应成都华西大学友人再三之招，匆匆就道，未及走辞。”末了又说：“暑假尚拟返平变假。”“九”开头说：“旧秋一别，忽忽而春。”下面谈到援庵先生著作“为治史学所必须而蜀肆无售者”，“本不欲久居于此，惟以较中印先代遗稿，谊难艰辞，故暂留。”又说：“故都已成租界”，“然蜀民痛苦，数倍华北；川边色人相食，报纸时时见之。”说明两封信都是在成都写的，“十”是刚到的那一年写的，“九”则是“暑假返平变夏”后再到成都“忽忽”已是次年春天写的，可见编排次序颠倒了。“九”谈到当时形势，应是指一九三五年七月“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大部主权。因其中有“故都已成租界”之叹。而且，一九三五年四川发生过严重旱灾。于是才有“蜀民痛苦，数倍华北；川边色人相食”的情形。所以，“十”应移前，系年于一九三五年，“九”应挪后，系年于一九三六年。

二、384页，“九”是援庵先生写给台静农的信，编在一九四六年，原署日为“六月廿五日”，其中说道：“皖峰夫人日前孑身来平，拟携二子还乡，现因道阻，暂留此间。”381页“四”也是援庵先生给台静农的信，并注明据台静农一九七三年鉴定，是一九三六年写的，原署日为“九月甘一日”，其中也说道：“皖峰又病，其势不轻。幸已转佳，仍在西什库医院。”382页“五”是台静农回援庵先生的信，原署日“廿七日”，也谈道：“皖峰又病，曾接到储夫人书告以情形，至以为念。七月间冒暑南行，盖亦致病原因之一。”“四”、“五”这一组来往信件与“九”这封往函，都谈到皖峰的病和有关情况，编年时间却相距十年，于理似有未合。而，且，409页注引孙楷第信自述其经历，其中说道：“一九四二年，辅仁大学教授储皖峰病逝，经援庵先生介绍入辅仁大学为专任讲师。”则储皖峰已于一九四二年之前即已去世。“九”说其夫人“孑身来平”，当是储皖峰去世后不久的事。信中又说其夫人“拟携二子还乡，现因道阻，暂留此间”又应是抗日战争中交通受阻。又据《青峰学记·柴德赓先生已刊论著与诗文目录系年》(一九九二年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一九四一年”诗题：“连日经营皖峰丧事，竟不知岁已云暮。晚访燕孙，畅论近事，志此志感”，现在编在一九四六年显然不确，应移置“五”之后。(又，381页“勿作吾京兆之想”一语，当是“五日京兆”之误。)

三、443页袁同礼来信“一”，编年“约一九三三年”，原署日为“五月一日”。似乎也不确切。因信中提到索还之书“有数种拟交伯希和一看，渠日内来平也”，而417—418页援庵先生写给伯希和的信，原署日为“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三夕”，开头就说“顷谈俄京所藏《无秘史》来历”，正是袁同礼来函索还书中的一种，表明伯希和已来平，而袁同礼来函原署的“五月一日”，就只能是一九三二年的“五月一日”。

四、469页“二六”、“二七”、“二八”均为汪宗衍来函，原署日为“二月一日”、“五、二”、“五月八日”。470页“二九”、“三○”为援庵先生的往函，原署日为“五月十日”、“五月十八日”。现在，“二六”编在一九三五年，其余的编在一九三六年。从内容看，“二七”说：“交邮寄呈《东塾年谱》、《晦闻遗墨》”，“二九”说：“《东塾年谱》、《晦闻遗墨》拜收”，说明是一来一往的一组。“二八”说：“李君劲庵北上，托其带呈新印《海云禅藻》。”“三○”说：“劲庵北来，带到《海云禅藻》。”说明这又是一来一往的一组。然而，“二八”开头说：“久未驰候”，表明现在的编排有误，因为其署日“五月八日”与“二七”的署日“五、二”相距并不久。同样，“三○”开头说：“久未通候”，其署日“五月十八日”与“二九”的署日“五月十日”相距也不久，表明编排也有误。看来，编排错误是“二七”、“二九”这一组来往信函插在这里造成的。因为“二八”、“三○”这组来往信函与“三一”、“三二”有联系，而且，“二七”原署日“五、二”和汪宗衍其他来函的署日方式不同。

抽出这一组，“二八”之上为“二六”，“二六”原署日为“二月十日”，就与“二八”开头说的“久未驰候”可以衔接了。但抽出这一组，“二八”以下的信都系年于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就没有来往书信了。因此，“二七”、“二九”这一组似可编于一九三六年。因为现在编于一九三七年的第一封信是援庵先生的往函，原署日为“四月廿六夕”，开头说：“久未通候……年来有何所获(原文如此，“所获”二字疑有误)”，上下也可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