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德

大约二十年前，当我们还处在“文革”之中时，报上曾经登过这样的消息：苏联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项“北水南调”工程的设想，即要把贝绍拉河、奥涅加河、叶尼塞河、鄂毕河、勒拿河等欧俄与西伯利亚北部河流的河水引向苏联南方。据说，这项工程如果成功，将给苏联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也将使西伯利亚的严寒气候变暖。这是一项“世纪工程”。

当时，我作为一名信奉米丘林“向大自然索取”的格言，听惯了“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青年，对苏联科学家的宏大气魄赞叹不已，甚至希望能借上这一“世纪工程”的光：我从江南迁居东北，最怕的是西伯利亚的寒流。

“文革”以后，我有了接触俄文书报的机会，陆续知道了有关这一“世纪工程”的详情。

原来，最早提出这一“世纪工程”的是以苏联科学院水利研究所的一批水利专家。他们提出这一设想所追求的目的是：一、用调水来保持里海海平面(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里海海平面呈下降趋势)的高度，以维持鲟鱼繁殖所必需的生态环境和鲟鱼鱼子酱换取的外汇收入；二、使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区得到灌溉粮田与棉田(前苏联把棉花称作“白色的金子”)的用水。

这幅美好的远景对于没有根本解决农业问题，又急需外汇的苏联领导人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这一“世纪工程”由苏联政府组织力量进行论证。水利研究所所长沃罗帕耶夫主持了这项“世纪工程”的设计，并当上了苏联计委国家专家委员会的头儿。他的研究所得到了大笔科研拨款。一九七七年起开始在报刊上刊登对“世纪工程”进行正面论证的材料，一项改天换地的大工程的舆论准备开展起来。

但是，七十年代在西方出现的绿色和平运动与全球性的对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在苏联也得到了呼应。苏联历史上一系列重大水利工程所带来的弊端(破坏生态平衡、淹没大片农田、毁灭人文景观等等)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八十年代初的苏联人早已不是三十年代被贝利亚调集在白海运河工地上驯服掘土的囚犯了。著名作家扎雷金(他本人就是水利专家)、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著名学者利哈乔夫等人纷纷在报刊与重大会议上发表言论，呼吁取消所谓的“世纪工程”。就这样，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

时间转眼到了一九八五年。苏联进入了“改革”时期。在一片“公开性”、“民主化”的呼声中，有关“世纪工程”是实行还是取消的问题，被付诸全民讨论。一时间“北水南调”成了苏联所有大众传媒关注的焦点和苏联人议论的热门话题。

主张“北水南调”的一派学者(权称作“调水派”)大多是水利专家，他们自持专业特长，激烈地表示：“我们的专门研究所研究证明，在下一世纪初，里海的海平面极可能低于现在的海拔二八点五米”，“现已确定的挽救措施，包括部分北水南调的工程，已经落后于时代。”(沃罗帕耶夫语，见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二日《真理报》)在他们的影响下，苏联在里海东岸的卡拉鲍加兹哥尔泻湖修筑了据说是用于防止里海干涸的大坝，大坝耗资巨大，而且由于坝的建成，一片蕴藏有丰富硫磺矿和其他矿物的地区被深深地埋入水底。

这时，在“北水南调”工程的反对者一方(且称为“反调水派”)，不仅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有一支庞大的自然科学家队伍。仅由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央申牵头的一个土壤学专家委员会就有一百多名来自科学院、农科院、著名高校和有关部、局的专家，其中有十五名院士。二者结合在一起，论证了“北水南调”工程的荒谬性。他们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世纪工程”的设计所依据的是美好的愿望，而不是自然界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研究工作。以苏联科学院院士格·彼得罗夫为首的一个专家小组在研究了“调水派”论证“世纪工程”必要性的二十六篇主要论文后指出，这些文章有严重错误，“其中许多论文的荒谬程度令人震惊，与中学最起码的数理知识相矛盾。甚至还有等式两边的值不相等的现象。“尤·普罗霍罗夫与列·蓬特利亚金两位院士也都说，作为“调水派”主力的科学院水利所与水利水电联合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低”。莫斯科大学的杰里金教授则通过验算指出，水利所关于里海水位预测的计算方法只有百分之一的准确率。

二、“调水派”关于里海水位将要下降的预言是错误的。倒是五十多年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贝尔格关于本世纪末里海海平面上升的预言是正确的。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七年的九年间，里海海平面持续上升。海水的上涨甚至威胁到了里海东北岸上的石油企业，迫使它们建起了三十公里长的防护堤坝。一九八五年国际气象学大会上发表的材料认为，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大气温室效应将使降水量增加，海平面上升是全球性的现象。

三、“调水派”称，重新分配西伯利亚的水资源后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将得到充足的灌溉用水，可大量增产谷物与棉花。实际上，以前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谷物产量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肥料。只要利用现已探得的矿藏修建化肥厂，保证肥料供给，在二千九百万公顷耕地上就可增产二百九十万吨谷物。而调“北水”灌溉，生产一百万吨要耗费二十亿卢布(本文中所说的卢布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价值)，但用增加施肥的方式生产同样数量的粮食却只要近五千万卢布的投资。乌兹别克斯坦只要改进原有的灌溉系统每年就可节水二十立方公里，是“世纪工程”可为之提供的年总供水量的近三倍。所以从西伯利亚往苏联南方修筑一条长达二千六百余公里的水渠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四、“世纪工程”如若实现，俄罗斯北方的人类生存环境将急剧恶化。“调水派”竭力回避与缩小“世纪工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他们称调水工程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只会淹没二千一百七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实际上，仅贝绍拉河一条河的调水工程就要淹没四千七百七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大片土地的被淹没还将破坏俄罗斯乡间传统的道路系统，使许多居民点变成孤立的小岛，极不利于文化与劳动的交流。调水工程也不可能使北方的气温和地温变暖，因为现有的大多建于六十——一八十年代欧俄北部的大中型水库群已经使当地土壤根区层的温度下降了摄氏3至4度。这实际上使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北方土地变成了不再适宜耕种的冰冻区。

五、“调水派”的核心是苏联所谓的“技术官僚”，他们在设计“世纪工程”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而设计中的“调水”线路恰恰要经过北方古老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发祥地和乌果尔—芬兰文化的遗址。在现在已知的400处古文化遗址中，有二百五十处以上将受到“世纪工程”的威胁。凭目前的财力和技术“在短时间把大批古代文物和建筑物迁走是不可能的(利哈乔夫语)，而一旦调水计划付诸实施，这一带的古迹发掘工作将永久性停止。

六、“调水派”为了将他们的“世纪工程”设计付诸实施，片面地只宣传一种可能性，而不去做严谨的科学论证，无视里海海平面持续上升的事实，有意缩小工程可能给气候、水文等生态条件及经济、文化带来的毁灭性影响，表现出一种“不真诚”的态度。有的学者甚至把“调水派”的这些做法称之为“诈骗”。“调水派”的固执是长期以来在苏联流行的“向大自然索取”的思想的表现，而实际上他们索取的只是个人的名声、单位与集团的利益。

“反调水派”的上述观点在全民大讨论中渐渐地为绝大多数苏联人所接受。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苏共中央与苏联部长会议作出了联合决议，取消了“北水南调”的“世纪工程”。不然真不知这项巨大的工程将耗掉俄国人的多少资金，将淹掉多少土地(据作家扎雷金说，几十年来在改天换地思想的指导下，前苏联境内建起的水库已经吞噬了相当于一个法国的面积的土地)，将让前苏联和现在的俄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人们做多少舍近求远的冤枉功呢。

无独有偶，在前苏联取消“北水南调”工程时，美国和加拿大也于多年来耗费巨资研究育空河与马更些河的河水南调可行性之后，停下了这方面的工作。北美人认为，调水的事牵扯到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对调水工程可能产生的后果目前还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

八十年代中期在苏联全民讨论中出现了一个新民谚——地球不是魔方。这句民谚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