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鹏

当我们现在站立在被商潮翻搅得动荡不安的大地，内心被各种各样的欲望冲撞得心神不宁时，“城市的空气自由！”这则传自十三世纪古老的欧洲名谚，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这只能意味着陌生。因为对“城市空气”的感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歧义。与之相比，在这句谚语诞生的那个历史时点上，“城市的空气”却显得那样的简单与清纯。遥想当年，当从中世纪封建桎梏下逃脱出来，成为自由市民的人们用这句话来表露对城市的感悟时，其发自心底，情不自禁的神态；其油然而生，昂奋喜悦的表情；其简捷明快，朗朗上口的神韵，不得不使人联想起“幸福”这两个字。

我是从韩国人所著的《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中看到这句谚语，从汤普逊所著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找到它的起源的。这句话浓缩着一段历史：十二世纪开始的欧洲城市运动。在被汤普逊称为“近代最大学者”的西摩勒眼里，“这项运动是一个经济革命，它比任何后来的革命更为重要，甚至也比文艺复兴运动和印刷术的发明和罗盘针的发现，或比十九世纪的革命和由此而产生的所有产业上的革命，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后来的革命，只是十二到十三世纪伟大的经济社会转化的从属的后果而已”。依汤普逊以此为基础的发挥：“在城市兴起的过程里，我们第一次在欧洲历史上写了平民的传记。前所未知的一个社会集团，即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财富的方式开始流行，一种商业和工业使欧洲所能产生的财富注定要远超过农民组织和农业所曾能生产的财富”。(《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407页)

由此，我开始寻找中国曾书写过“平民传记”的年代。找来找去，才发现近代至今，只有两个年代书写过平民的传记：一个是解放前的旧上海，一个就是今天的改革时代。从而发现了两本原来并不引人瞩目的书的价值：一本是《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本是《广东大裂变》。把两本书合在一起看，终于发现了“中西套餐”的趣味。

《上海》是一本严肃精炼的学术专著，而《广东》则是一本不乏浪漫色彩的报告文学。其作者，前者是美国著名地理学教授，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秘书长；后者只是刚出道的《现代人报》记者。罗兹·墨菲先生现在已“廉颇老矣”，如果没有作古，今年也已是古稀之年了，而颜长江则年方二十五，现在正沐浴在广东改革开放的阳光之下。

但这种差异并没淹没得了他们的共性。罗兹·墨菲以《上海》一书作为博士论文，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颜长江则以《广东》一书搏得了一点功名和钞。但他们却是从一个相同的视点来观察一段历史。虽然一个在解放之前，一个在改革开放之后，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无论上海还是广东都是那个时代或这个时代最活跃的地区，都曾或正在散发出一种活力。而且这种活力对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正如它给国人带来的震惊的感觉那样，它来自于一种解脱后的迸发与奋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落后者的冲击！

现在，这种活力所带来的新都市的气息正随着南方以及沿海温暖的气流向我们吹来。对于已略尝其中三味的人们来说，它既不古老了也不遥远了，而对于未尝其中滋味的人们来说，它正突破时空的限制，要飘在我们的头上，替换过去的天空。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城市的空气自由”这句谚语会给我那么多的复杂的感受，因为在人不得不“换气”的时代，难免讨一个“说法”。于是我知道必须首先跟罗兹·墨菲走入那段我很陌生的历史，只有在那段是属于上一代甚至是上两代人的历史中，我才会消除其陌生感。

我总以为中世纪那样新生的自由城市离我既古老又遥远，只能在书中找到化石般的描述。但没想到墨菲的书把我这种想法给打破了。我发现同欧洲走出中世纪时一样，在神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也曾有过自由的城市，当时，无论“洋人”还是“国人”都在那里呼吸过自由的空气，也曾有过类似“城市的空气自由”的欢欣。

上海的历史，从它的起源看，是一个弃儿的历史。直到鸦片战争前它还是一个“县城”，几千年的历史只把一个“巨人的胚胎”养成一个婴儿，而且还是一个“文化的弃儿”。它之所以是一个“文化的弃儿”，是因为上海对于一个封闭的、着眼于内陆的古文明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它既不会像苏杭因毗邻运河，关涉到钱粮的征集成为帝国命脉之所在，也不会像北京因政治、军事要地，成为帝国统治的枢纽。因而，如果历史不出现大的转折的话，“巨人的胚胎”恐怕永远也长不大了。

上海作为一个建城的城址，其价值体现在一种开放的、着眼于海洋的文化体系之下。也只有在扩张者的眼中，才会显露出巨人的风采。令国人苦难了一百多年的鸦片战争，像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血腥与耻辱，也带来了新生与机遇。上海被“洋鬼子”们发现了：上海天然地处在了一个枢纽的位置。作为联结河海联运的港口，作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出海口，拥有了它，就等于拥有了人口最密集、物产最富饶的半个中国。通过它可以使西方用蒸汽机生产的“商品”和殖民种出来的鸦片沿长江这一黄金水道直入大清帝国的腹地。长江婉如一把明晃晃的利剑，而谁控制了上海，则谁就掌握了启动这把剑的剑柄！

于是，上海在火与血的洗礼中长大了。洋鬼子们的无耻使上海自由了。它像一朵罂栗，依靠西方人的扶植，以大清帝国的腐烂为“肥料”，成长得越来越鲜艳动人。上海成为近代城市史中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就在于“当现代铁路网尚未兴建，单一的全国性市场尚未形成，中国国内其它商业尚未出现以前，一个拥有四百万人口的城市，在短短一百年期间，从中国的传统农业组织中发展成长。上海这个城市，由于西方经商企业的设立而诞生，就经济生活而论，虽然绝大部分按照欧美的方式组成，实际上却安放在农村文明的基础上。在农村经济基础上，上海首先建立了通达世界的对外贸易，接着又建立了一个工业制造集合体，使它成为主要的世界都市工业之一。”(《上海》第2页)

因而，“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就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响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上海因对外贸易和工业制造，成为“从城市发难以至席卷全国的经济变革运动的中心”。“现代中国的银行、金融业、工业制造(以及跟这些行号有关，并且跟旧中国脱离关系的中国新兴阶级)，它们都在上海发迹”，“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而在西方产生的，在十九世纪到达奇葩吐艳，盛及一时的阶段的各种组织制度，更不用说，对待各种价值准则的态度和规范，都被移植到上海来。正当上海城市由于依仗这种令人迷惑而富于滋养的食粮而成长之际，它的成长促使不断扩大的变革格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上海》第3—5页)上海成为一把开启现代中国的钥匙。无论是经济巨变还是民族主义运动，具体化为现代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在黄埔江边生长出最早的根苗。

上海就像一个现世的巨大的潘多拉的盒子，既放出邪恶、卑鄙、祸患，又在其中保留着希望。上海在成为国人的骄傲的同时，又被当作当时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闻名于世！发动它的，是后来被马克斯·韦伯定义为“世俗化”的东西，正像“资本主义精神”驱动了资本主义茁壮成长一样，“世俗化”也使上海所爆发出的惊人的活力，成为当时古老的神州大地最有活力的地区。在这里，上海以整个“城”扮演着使整个文化走向“世俗化”的文化角色，它像一根导线引出了“世俗化”的浪潮。以上海为源头，开始普及藐视一切传统，一切道德，一切礼俗的生活方式。由此，开始塑造具有现代色彩的新文化，从而证明了斯宾格勒的那句话：“一种文化的每个青春时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时期”。(《西方的没落》第201页)

正像汤普逊赞扬的那样，旧上海第一次书写了“平民的传记”，平民第一次以自己的生存，自己的奋争，自己的力量写进了历史。但这种“平民的传记”在书写时，也是不能不付出代价的。这代价就是在整个城市脱离了传统而生存时，它无疑是长在中华国家肌体上的一个赘疣，相对于久远的文化，它没有历史。“文化弃儿”的背叛使之与传统一刀两断，被高高地悬在了空中。因而，这种吹气球一样的飞速发展，并没有使上海争得与其它历史名城那样在历史与文化上的公平。

上海唯一可以“炫耀”的是它的“新”，而与此同时最“痛苦”的是它不可能“古”。于是，在“炫耀”背后的是它的“孤独”，这“孤独”反过来只能使之加倍的“求新”与“求异”，最终只能是走向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偏激的“文化背离”。使上海像寄生于西方巨手上的“空中花园”，靠西方的“输血”维持着一种繁荣。洋鬼子们不仅在上海建立了与之息息相通的近代工业，而且也培养了一批背离传统生活方式的人群。从而使这些人垄断了上海的“文化创制权”，为上海的城市文化定下了基调。崇洋与背叛成为整个城市的文化象征，求新求异成为整个城市的文化风格，并且使之成为一种“文化气候”已极难改变了。

遗憾的是墨菲先生写到这里结束了全书，没能研究这种痛苦转变中的城市心灵的搏斗。但历史的惯性还是带着上海向前走了许多步。“冷战”使政治需要与政治目标成了决定上海城市发展导向，因而也就宣布了上海“平民时代”的结束。

一九七八年，当我们在五十年后，在一百年之后再回顾这个不寻常的年份时，一定会称其为改变了历史的年份。对于上海来说，它不仅意味着上海可以告别近三十年的“文化漂泊”，重新接上曾一度被砍断的文化之根。而且意味着上海终于可以复兴平民的城市了。

在这种复兴的过程中，上海成为当时全国最赶“洋髦”的城市：第一批热衷抽洋烟喝洋酒穿洋衣的是上海人；第一批热衷洋插队出外“扒分”的也是上海人；而第一批热衷嫁老外的不会跑掉上海的漂亮小姐；第一批被洋歌、洋舞、洋OK整得魂不守舍的主儿也非上海人莫属。平民城市的复兴有没有使上海成为新生的文化都城，这还是一个存疑的问题。但是，也许是阴差阳错，新文化的根苗确是在过去的“蛮夷之地”——广东诞生了。不论如何，要分析近十几年形成的“平民城市”，广东似乎更为典型。上海正在迎头赶上，那是将来的事。

年纪小小的颜长江，也正在广东大发生大裂变之后，开始追寻历史的轨迹的。在无意中颜长江采用了与罗兹·墨菲相同的历史视角。尽管颜长江与罗兹·墨菲相比幼稚了许多，《广东大裂变》一书也显得很粗糙，但它却及时的反映了历史。在这段也可能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方能理清的历史里，历史又一次同上海开了一个大玩笑：同样的法则，同样的被遗弃的命运，同样的外来的血液滋养了广东。而广东的滋养者又是几乎重复了上海所有发展历程的香港。

解放之后，本来该滋养上海的西方血液就无情地也是必然地流向了香港。双重的文化汇集使洋人与港人享受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使香港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同时也成为世界上最平民化、最世俗化、最自由的城市。在被称为“反殖化”的香港文化的成长过程中，粤语成为它的语言；李嘉诚式的白手起家的大亨们成为文化英雄；这些英雄们主宰着的“反殖化”的生存方式又构成了新的文化象征，使得以广东作为宽广腹地的香港文化，得以在广东飞速地传播，广东变成了大陆的香港。

在这里广东应该感谢历史给它提供了“翻本”的机会。这种历史所提供的机会不是在一九七八年，而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因广东是离中华帝国心脏——北京最远的出海口，决定了它可以是最早对外放开的窗口。这种离心脏最远从而再坏也不会危及核心的定势，是一种在封闭型文化中才产生的历史定势，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突破久远的历史时空重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如果说旧上海是因炮舰威逼成为当时最开放的地区的话，那么现在的广东则是靠历史—文化—心理定势成为当代最开放的地区。在此，广东在百年之后，报了当时上海的“夺爱之恨”，无文化根基的上海终于又一次败给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在广东的“报复”下，几乎无还手之力，先是“广东货”打倒了“上海货”——这一最让上海人引以自豪的东西，后是“粤文化北伐”，广东话、粤语歌、粤菜、发廊、武打片南下，以港台歌星占满上海的流行歌曲排行榜为象征，粤文化勾走了上海新生代的魂，填充了新生代的心，塑造着第一批“粤味上海人”。

这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洪流，就像历史根本不存在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中发问的那些“如果”一样，东西方文化交汇，民族振兴运动风卷残云，孤独的上海、今日的广东是一种历史性的必然。既然“世俗化”是活力的源头，那么这种活力本身所具有的爆炸性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种文化所接纳时，不可避免的反复无疑意味着历史螺旋前进的路程。广东之所以可以从上海手中接下类似上海在旧中国所扮演的文化角色，是因为广东有着同上海诞生时一切的文化条件，“世俗化”的文化角色变换与转移，并不代表着“世俗化”进程的曲折，而是意味着“世俗化”本身不断更新内容与不断的扩展。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在宏阔历史过程中只是一刹那，在这种短暂的曲折中，“世俗化”正加速度向前扩展。

正如现在已形成沿海与内陆广阔的“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接触线一样，经历了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现在正处于一种“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紧张的张力中。在这一时刻“开放”与“守成”、“世界”与“民族”、“西方”与“东方”同样具有价值。在这一富有文化意义的联结中，前者的功能在于吸入，后者的功能在于消化。这对于一个文化传统面临更新的时代来说，其最关键之处是造就一种文化保守与文化激进之间的均衡。因为这种均衡可以激发创造：它一方面可以使传统文化因新文化因素的吸入为回应挑战产生活力，一方面又使新文化在阻力下前进，不会形成文化真空，为消化新文化赢得时间。否则一味的保守则意味着倒退，而一味的激进则只能产生双重的文化自卑：面对西方文化的自卑与面对传统文化的自卑。

这其中深含着城市—市民—世俗化这一不可变更的红线，它主宰着文明发展的轨迹。在这条轨迹上，“城”的悲欢离合，“城”的兴盛与衰落，“城”的伟大与渺小都是转眼既逝的瞬间，留下的只是在说“城市的空气自由”时充满活力与美丽的历史片断。在这里，“世俗化”像一把利剑，一方面在砍掉历史戴给任何人、任何城市、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文化、任何文明头上的王冠，一方面又把这王冠戴在能手持这把利剑的任何人、任何城市、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文化、任何文明头上。这也就是“城市的空气自由”的自由的所在，对城市空气的这种秉性陌生的人，总有一天会体认到它是什么。正像古罗马斯多噶派辛尼加说的那样：“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八日于定慧寺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美〕罗兹·墨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广东大裂变》，颜长江著，暨南大学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