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平

假如有一天，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以及国际奥委会不得不退出人类社会的舞台，这说明奥林匹克运动存在着无力抵御某种重大打击的缺陷。

这种重大打击的主要内容便是禁用药物。禁用药物浸透到体育组织之中，运动员依靠它提高竞赛成绩，扰乱了体育圣殿的朝纲，如同毒瘤，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危害最大。

一使用药物由来已久。英国连损两员大将促使国际奥委会下了围剿的决心

靠药力胜人，很早就有人当作运动场上的竞争手段。

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举行的奥运会上，参加马拉松比赛的美国选手希克斯，赛前注射了一种含有刺激性药物的针剂，结果取胜。

1960年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克努德·詹森在参加百公里比赛时暴死途中。后经尸体解剖，发现他体内有大量的具有刺激作用的药物成份。

1964年日本东京奥运会期间，人们发现运动员使用过的盥洗室里，到处都是安瓿瓶和注射器。

1967年一年内两名著名英国选手接连死于兴奋剂，使国际奥委会下决心针锋相对。

1967年夏，英国自行车选手辛普森随队赴法国参加自行车赛。比赛开始后，辛普森很快就把其他对手甩在身后，独自领先。后来，人们发现这位领先者的车速开始慢了，越来越慢，最后只靠车轮的惯性向前滑行，辛普森耷拉着脑袋一副昏睡的模样。工作人员立即冲上去将这位无力支撑的选手搀扶到路边，辛普森连话都没来得及说上一句，便永远沉默。事后经查，导致辛普森死亡的原因是一种名为苯丙胺的药物，英国朝野因此震惊。

同年，英国优秀的健美运动员戴维金，感到右胸疼痛，去了医院。医生发现戴维金肺部软绵绵的，有一个瘤子。这是长期服用合成类固醇的症状之一。医生告诉戴维金必须手术。后来戴维金没有活着从手术台上下来。

大剂量服用合成类固醇使英国一年中连损两名大将，英国舆论惊呼:发展下去，竞技场岂不成了刑场?20年后，英国成为主张对兴奋剂检查为阳性的运动员施以终身禁赛的持强硬态度的国家。

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受到了玷污，“公平竞争”的原则受到了伤害。国际奥委会从1968年法国格勒诺布尔冬季奥动会起，在章程上明确列入禁用兴奋剂，同时责成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开始对运动员进行兴奋剂尿液化验检查，展开反兴奋剂斗争。

动手之前，国际奥委会发出预告:包括苯丙胺在内的8种化学药物被确定为兴奋剂。那短短的一纸公文如同檄文。终于，医学委员会的官员们揣着盛尿的小瓶上阵了。

二20年间，兴奋剂种类扶摇直上至106种，处罚严厉却仍有人以身试法，梅罗德主席拍案而起

国际奥委会盘马弯弓，拉开架式瞪大双眼搜寻对手。可最初的兴奋剂检查却没有一个呈阳性反应，似乎所有人都已经改邪归正，官员们真为能令行禁止而心里美滋滋的。可是医学委员会的专家们发现，有些运动员尿液中带有8种以外同样具有刺激作用的药物成份，使用兴奋剂现象依然存在。1972年第20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不得不把兴奋剂的范围由8种增加到26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又扩大到69种；1988年汉城奥运会更是扶摇直上为100种；而巴塞罗那奥运会，兴奋剂的种类被明确为106种。20多年里，兴奋剂的种类增加了12倍以上。品种繁多、花样翻新的兴奋剂在不断冲击着世界体坛。

国际奥委会在奥运会比赛中第一次擒获兴奋剂检查呈阳性反应者是1976年。那年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7名运动员因查出服用类固醇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另外5名选手在赛事结束后才完成的检测中也呈阳性，被逐一追回了奖牌。

尽管国际奥委会拉下脸处罚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力图刑一正百，“杀”一镇万，可依然有人敢往死里闯。

1987年4月初，前联邦德国女子标枪运动员德雷赛尔训练结束时，感到背部下半部阵阵刺痛。随队医生让德雷塞尔吃下几粒止痛药，疼痛不减。第二天，医生让她继续服药，同时配合针剂注射，德雷塞尔依然疼痛。

有关方面很快召集20多名专家，他们为解除德雷塞尔的伤痛使尽浑身解数却无济于事。下午，德雷塞尔的病情急剧恶化，她口吐白沫，嘴唇和指甲开始发紫。当晚，刚刚26岁的德雷塞尔死去。

一年后，这一悲剧的细节逐渐被透露出来:德雷塞尔为在1988年奥运会上获得金牌，从1986年起就开始注射和嗜吸了几十种不同的兴奋剂。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运动成绩从世界排名第33位跃进到世界第6位，然而这一成绩却是靠药物和性命换来的。

德雷塞尔之死引起了国际奥委会的注意。医学委员会主席德·梅罗德以及他领导的反兴奋剂专家觉察到，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不只是在奥运会期间，平时也在摄入；检查制裁不能一味防御，剑应当伸向更远的地方。他们酝酿一种赛外抽查办法，不定期地突然检查运动员的尿样，最大限度地扼制服用兴奋剂“毒”风的蔓延。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他们的设想成为现实。

汉城奥运会本·约翰逊丑闻发生后，国际奥委会高层对如何处置约翰逊曾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按常规处理:取消成绩，逐出奥运村；有人认为必须对这个欺骗全世界的选手给以重罚，除常规处分外，还应施以禁赛。两种意见争执到关键时刻，平日性情随和，有着儒雅风度的梅罗德主席拍案而起，说在证据面前不对约翰逊施以禁赛，他就辞职!梅罗德语气坚定，声若洪钟，两道浓眉一皱，眼中射出肃杀的威光，全无了往日的儒雅，一股扶正压邪的凛然正气使旁人一时语低。后来，那位有着牙买加血统的加拿大人果真在家闲居了两年。

三国际奥委会发现了兴奋剂掩饰剂，萨马兰奇发誓，在位一天就一天不手软

揭露了本·约翰逊的丑恶行为后，梅罗德和医学委员会并没有感到获胜后的欢愉，相反，他们认为兴奋剂检查学科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检测程序必须更加严格续密。汉城奥运会如果不是适时秘密地从美国引进一台最先进的兴奋剂检查仪器，约翰逊的阴谋就有可能得逞，对付兴奋剂就不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而是“魔”家诓天下了。

1988年前后，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领导下的各个兴奋剂检查实验室在对运动员进行尿样分析时，发现了一种叫丙苯尼希德的药物成份。起初大家疑惑不解，奇怪为什么会普遍存在。经过分析，谜被解开。专家发现，丙苯尼希德的作用在于:如果服用了它，可以消除先前服用合成类固醇的痕迹，而合成类固醇正是一种十分流行的兴奋剂，约翰逊在汉城奥运会上服用的正是这类药品的康力龙。从此，丙苯尼希德一类的药物在国际奥委会公布的违禁药品中有了别名:掩饰剂。

国际奥委会目前公布的107种兴奋剂分为6大类。

第一类:刺激剂。通过神经系统的作用，使人更有攻击性，同时出现过度兴奋与焦虑，影响人的判断力，还可造成脑溢血和心脏病。

第二类:麻醉止痛剂。使人产生朦胧快感并降低伤痛感，在选手受伤后能掩盖伤情，却往往使选手在继续运动中遭受更严重的伤害。

第三类:β阻滞剂。原本是降低心率和血压的药品，也有镇定作用。

第四类:合成类固醇。使人肌肉发达，然而也严重损伤内脏。

第五类:利尿剂(含掩饰剂)。盛行于80年代中期。

第六类:是国际奥委会1991年公布的肽激素及其类似物。

尽管使用兴奋剂对人体的危害严重，但五花八门的兴奋剂仍像瘟疫一样在大肆扩散。外电报道，美国仍有100万至300万人长期使用兴奋剂，这个数字同前几年公布的欧洲吸毒人数相差无几。利用兴奋剂投机取巧，始发于国际体坛，而今又从奥林匹克运动向外蔓延，像蛀虫蛀蚀着社会，萨马兰奇忧心忡忡。他发誓，只要在位一天，对滥用兴奋剂的打击就一天不手软。

四有人“借腹怀胎”，药检官识破诡道

汉城奥运会后，反兴奋剂专家们得知，有些运动员不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有一个胶囊内装尿液。专家们断定这尿样不会是阳性。但这份“干净”的尿样如何进入兴奋剂检查实验室的小瓶子里?专家们苦苦思索。

一般讲，比赛结束后，需要检查的运动员会被药检工作人员传唤，并在一小时内到达检查站办理受检手续。其间工作人员与选手形影相随，大庭广众之下

身着便装的克拉贝搞鬼人很难下手。运动员进厕所排尿，从前没有人跟进陪伴，后来工作人员虽有所深入，一般却不好意思死盯着看。这是最后的机会。

事实证明，专家们的分析没错，携带“干净”尿样的选手大都是乘工作人员在厕所里出现害臊心理时，用特制的导管将“干净”尿样“排泄”到实验室的小瓶中，前民德女子100米和200米世界冠军卡特林·克拉贝曾用此法闯关，不过却是惨败。

1992年，国际田径联合会对卡特林·克拉贝进行赛外检查。德国著名反兴奋剂专家曼费雷德·杜尼克医生主持技术分析时，发现克拉贝与同时被查的另外两名同籍女选手的尿样数据一样。药检官断定尿样取自同一来源，其中必有人是“借腹怀胎”。国际田联要求克拉贝等到当时还设在英国伦敦的总部再查，偏偏克拉贝拒绝前往。按规定，凡拒绝接受检查者，等同于检查呈阳性。国际田联因此判克拉贝禁赛两年。这对如日中天的克拉贝不啻为毁灭性打击。克拉贝急了，气势汹汹进行反击，向司法部门提出上诉。杜尼克医生很希望对簿公堂，因为法庭调查更有利澄清真相。后来克拉贝在法庭调查中理亏，反击的声音一次弱于一次，最后低着头，捂着脸，不停地啜泣。国际田联那份禁赛的处罚至今仍在执行，克拉贝在渐渐被人们淡忘。

“借腹怀胎”搞鬼的现象提醒了国际奥委会和某些单项体育组织，世界举重联合会要求它所举办的比赛，凡被查选手留尿样时，为避免障眼碍目，先全部脱光衣服，当确认身上没有其它东西后，再进厕所。国际奥委会则要求药检人员练就“火眼金晴”，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明察秋毫，不给对手以可乘之机。

五国际田联迄今对我进行了4次赛外检查，其中两次出了问题

1993年12月15日，挪威人彼格森带着药检小姐突然飞抵辽宁沈阳，对“马家军”进行赛外检查。

国际体育组织从前对别国(或地区)运动员进行赛外检查，往往先找到当地的体育同行，要求协助办理入境手续。实际上这等于告诉别人:我查你来了。对方容易争取时间掩饰。“吃一堑长一智”。近年来，奥林匹克反兴奋剂部门派员进行赛外检查，不再跟当地同行打招呼。他们避开体育界，或持旅游护照以游客身份入境，或持商务护照以商人形象出现，也有的随某个与体育不搭界的代表团入得境来。然后个个像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同行的面前，要求被查对象48小时内前来受检。这种不打招呼的造访虽然显得不够礼貌，但对打击使用兴奋剂，效果不错。

迄今为止，国际田联对中国运动员共进行了4次赛外检查。第一次是1991年4月，全体被查队员安然无恙，国际田联因此专门发来贺电。第二次是河北的铁饼运动员肖艳玲，被查出尿液呈阳性，被禁赛两年。1993年4月进行第三次抽查，国家集训队的铁饼运动员于文革和铅球运动员王亚文被查出服用了合成类固醇中的诺龙和大力补。一个月后，国际田联又派人来，恰好国家队员都去上海参加东亚运动会，药检官怏然而去。第四次则是专门冲着“马家军”来的。

国际田联药检官彼格森一行3人是靠着一张香港出版的辽宁省旅游图于去年12月15日午饭前自己摸上门来的。马俊仁在问清来者身份后，遂让正准备吃午饭的队员立即前来。《中国体育报》记者郭延民当时恰好在场，事后他作了这样的描述:

队员们在接到马教练通知后两分钟内，便整齐地站在了彼格森的面前。队员刘东因当时在大连而缺席。按规定，缺少一名被指定药检的队员，应再补4名。马教练对客人说:包括培训和刚入队的我共有18名队员，请随便挑。

待检队员依次被传进临时检查站，一名香港小姐在队医的协助下办理登记手续，另一名守住门口不准任何人入内，并亲自陪同队员到厕所“方便”。彼格森则为每个被检队员拍照，以确认身份。下午3:30，最后一名队员办完了检查手续。

装有“马家军”队员尿样的小瓶很快被彼格森带回到国际奥委会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实验室，之后便杳无音讯。许多人在焦虑中默默地等待。按以往做法，如果检查有问题，我有关方面会很快接到通知；而迟迟不见有消息过来，十有八九没事。瑞典的一家报纸最先公布:中国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在最近的赛外检查中，没有出现阳性。2月初，中国田径协会负责人在综合了各方面迹象后，小心谨慎地告诉新闻界:“马家军”通过了这次药检。

六国际田联今年备好了24万美元，针对中国运动员，随时查访

“马家军”赛外检查平安无事，许多人悬在心头的石头落地，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可是反兴奋剂的行家不这样看。一次通过药检，不等于一生通过药检。那位杜尼克医生说，他对中国田径和游泳运动员在最近一个时期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感到关切。他说:“我们必须调查在游泳和田径方面成绩突然提高的原因。我认为:多喝狗肉汤和蛇血及多吃鳖肉不能说明这些成绩。”中国运动员是靠什么获得成功，杜尼克没作结论，这正是他想要弄清楚的。可是从杜尼克医生的话里，我们也感觉到了，至少是杜尼克医生本人，现在对某些中国运动员，内心深处仍有一个问号。

按照国际市场价格，检测一份兴奋剂尿样需要200美元，加上收集、运送等费用50美元，总共250美元。国际田联今年准备破费24万美元，专门用以对中国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查。这意味着，我们将有一大批选手受检。

“马家军”兴奋剂检查没有问题是事实，他们服用营养补品帮助提高成绩也是事实。有些营养补品成份复杂，稍有不慎容易酿成大错。

1988年第15届冬奥会上中国体育界曾希望两名出类拔萃的运动员王秀丽、叶乔波夺魁。以她们当时的训练水平，夺取金牌完全有可能。

那年，全队提前进入北美洲，参加冬奥会前在美国举行的热身赛。为尽早消除疲劳，王秀丽、叶乔波服用了一种产自我国东北的中成药花茸维雄。花茸维雄中有一种成份叫睾酮，而睾酮则含有兴奋剂甲荃睾酮。这下两名中国队员撞在了枪口上——药检呈阳性，遂被取消参加第15届冬奥会的资格。消息传到队里，大家如同晴天里一个闷雷劈顶而来，懵了。两位选手默默地收拾行装回家。一次本该建功立业的机会就这样断送了。国际体坛由此获得一个消息:中国运动员中也有人使用违禁药品。

七中国举起反兴奋剂大旗，杜尼克医生悄悄往实验室里塞了6个小瓶

中国运动员最初使用违禁药品，大都是因缺少知识而误服。但是随着次数增多，不能没有说法。1989年5月9日，国家体委下发了《全国性体育竞赛检查禁用药物暂行规定通知》，标志着中国从此举起了反兴奋剂大旗。之后，又制定了“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三严方针。

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东南角有一座6层的白楼。这个掩映在绿荫之中建筑物的三层就是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的实验室。

我国兴奋剂检测中心。1987年开始筹建，1989年通过国际奥委会的第一次考核。北京亚运会起，检测中心便正式成为中国反兴奋剂斗争的尖兵。

目前，全世界共有20个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其中杜尼克医生领导的德国科隆实验室是世界公认的佼佼者。1990年亚运会，杜尼克作为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代表，到了北京。

杜尼克悄悄带来6个含有违禁药物成份的尿样。在实验室里，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将6个小瓶混进待检的尿样里。杜尼克翻阅最后的检验报告时，发现那6份药样的分析数据分毫不差。这位历阅人世百态，从不轻易称赞别人的专家笑了。大家分手话别时，杜尼克将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了中国同行并伸出了大拇指。

八中国体育界自揭疮疤，即便是功臣也不迁就

1993年12月24日，中国反兴奋剂委员会通过新闻媒体，首次向国内披露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事情。24名兴奋剂检查呈阳性反应的选手名字，悉数见于报端。

1993年，我们自查运动员尿样的总数为1608份，其中阳性率为1.49%；国际奥委会去年共对全世界8万名选手进行了兴奋剂检查，阳性率为1.13%，当然，其中也包括中国人。

国家体委敢于公开自身问题，象征了与兴奋剂势不两立的决心。第7届全运会，有关方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1007名运动员进行了兴奋剂检查，而北京亚运会时，我们检查中外选手的尿样才573份。国家体委现在的措施是，查出一个处理一个，处理一个公布一个。

人们在公布的名单中，看到了邢芬的名字。邢芬是因为摄入了大力补而在七运会上被查出来的。当年，邢芬在北京亚运会女子举重比赛中，力挫各路好手，为祖国赢得了第一枚金牌，成为功臣。然而今天，邢芬却使用了兴奋剂，难道真是成功都伴有假相么?

强者战胜弱者是体育竞赛铁的规律。凡参加体育角逐者，都是心怀着当强者的愿望。凭自身的能耐达不到，于是乎有了使用兴奋剂的念头。天底下被查出使用违禁药物的选手，没有一位称此举是自觉自愿，可是也没有哪个人站出来否认，不是为了荣誉、名利和金钱。获得世界冠军或奥运会金牌的选手，可以获得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奖金，这诱惑太大了!难怪总有人铤而走险。

使用兴奋剂的人和禁止使用兴奋剂者，就像小偷和警察，凡是有人群的地方，这两个角色总有人去充当扮演。倘若有一天，“小偷”这个字眼从人们的语言中消逝了、没有了，那将意味着人类现代文明又向前大大跃进了。

(钟青摘编自1994年2月23日《工人日报》)

编者的话:本文发稿后，又从国际泳联的决定得知:中国游泳运动员钟惟月服违禁药被禁赛两年。国际田联于3月8日对马家军进行了第二次飞行药检，结果尚不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