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明

1972年12月，风云变幻的北京。清查林彪集团尘埃甫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贺龙终于被平反了

中南海毛主席书房，一次关系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谈话正在进行。

毛主席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

周总理抓住机会向毛主席建议:看来有个落实干部政策问题。

毛主席点点头，下了决心: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周总理很快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的两个办法:“从上到下，由易到难。”他解释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也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了。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周总理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总理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田维新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列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以后，他经常随同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听了周总理的传达和讲话以后，李德生与田维新立即向总政治部党委作了传达，并抽调总政组织部、干部部和保卫部的干部组成专门班子，着手在数以百计的军队高级将领中落实干部政策。

“文革”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根据“从上到下，由易到难”的原则，总政治部考虑先给贺龙元帅平反。因为毛主席已经说了，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根据这样的一个想法，总政治部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

蒋润观向一办负责人说:“毛主席指示，说贺帅的案子假了。我们考虑为贺帅平反。请您把贺帅的材料移交给我们。”

贺帅的平反几经周折，一直拖到1974年9月29日，经周恩来总理建议，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才为贺龙元帅恢复名誉。

周总理亲自选定突破口

正当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总理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

1973年初的一天，田维新将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周总理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好。”

事后，田维新感动地说:“这是周总理关心爱护干部的细微周到之处。尤其是刚开始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时候。”

当时，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总理对他们两人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被林彪、江青等诬陷为“搞兵变”而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

周总理对田维新和魏伯亭说:“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没有什么错误。如果说他们有过错误的话，那是他们支持了一派没有支持另一派。经过主席和我与他们谈话，他们支持两派了。后来反对陈、钟的风波是王力他们挑动起来的。”

根据周总理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最后只能服输。

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了。就是大军区的副职也很难安排。田维新将军回忆说，他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话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确实不太好开展。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上将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

钟汉华中将解放以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

李德生“提审”吴克华

吴克华中将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员的任上被打倒。打倒之后便失踪了。

“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总理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的一次会议上发问。

总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将军在什么地方。最后从一位干事口中才获悉:吴克华将军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

得知了吴克华将军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么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将军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李德生主任听了汇报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令总政保卫部当晚即派人前去提人。关押吴克华将军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的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

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将军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对吴克华说:“吴克华同志，请坐。”

吴克华将军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没有坐下。

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便解释说:“吴克华同志，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

吴克华将军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他翻来复去只有一句话:“我有罪。”

眼见已经时过半夜，而吴克华将军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于是，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请吴克华吃了夜宵，让他先休息一下，第二天再谈。

吴克华将军解放后，出任过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李达“四海”摆大炮?

李达上将也是被诬入“贺龙兵变”案而被打倒的。林彪一伙还给李达戴上了一个可怕的罪名:“贺龙兵变的前敌总指挥”。

林彪一伙是以人划线的专家。他们如此恶诬李达上将，无非是李达将军曾在红二方面军给贺龙元帅当过参谋长。全国解放以后，又在贺龙元帅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时担任副手，出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具体负责全国和全军的体育事务。

要打倒这样一位高级将领，林彪一伙确实煞费苦心。他们煞有介事地宣称:李达在北京四大海——中海、南海、北海和什刹海摆上了大炮，炮口都对准着要害机关。

要给李达将军落实政策，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北京四大海的大炮问题。总政的同志明知所谓大炮问题是林彪一伙的诬陷不实之词，但也要实地调查核实一下才好下结论。他们派出工作小组到四大海实地踏勘，发现那里确实放着大炮。不过那些大炮不是现代武器，而是清代的古炮。工作小组同志回来一汇报，总政机关的首长都不禁哄堂大笑。不多久，李达上将重新出任副总参谋长。

(杨华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