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皓

娘去世的那年，我15岁。

娘的后事办完后第二天，我对爹说:我该上学校去了。那时我在县一所重点中学念高一。

爹说:“你等等……”然后就没了词儿了。

我用疑惑的眼光看了看爹，爹的脸苍老得似一尊铜塑。

“你看看你弟、妹……”爹说话的口气很冷峻很绝望。

弟、妹仨蜷缩在墙角，似乞儿。我的心不禁悚悚发抖。

“你不要去上学了，这个家，唉……”爹流露出了无能的悲怆。爹是一个能背得起三百斤大麻袋的铁汉子，娘死的时候他悲痛得揪掉一绺绺头发，也掉不出一颗泪来。因此我感觉爹是在爱我。虽然我想对着世界疯狂地呐喊宣泄，而终究只有让泪水无言地自双颊滚落。

我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5元钱来，放在爹生满老茧的手上。爹茫然看着我——他当然不知道那5元钱是邻居偷偷塞给我的一个月的伙食费。

尔后我便不吃不喝地在床上一连躺了三天。第四天我就上街拉长声调卖冰棍。

我执著地想当作家。确切地说这个愿望可能是那次从校长手上接过全校唯一的作文比赛一等奖的奖状时萌发的。因此即使辍了学，我还是立志要当个作家，只是隐约觉得这离我以前的设想遥远了些。

于是我经常到图书馆去，把脸埋在书本里啃里面的文字。这是我唯一觉得时间易逝和获得快乐的方式。

这自然耽搁了我卖冰棍。

于是爹被空空的米缸逼急了就来逼我:“别的孩子一天能挣好几元，你怎么就挣了这么点……”

爹也不知从哪儿听来的音讯，居然有一天找到图书馆来。

我当时正看一部王安忆的小说在兴头上，被爹“俘虏”了。看爹的脸色全然不像能饶我，只有知趣地背起冰棍箱……可是我没想到爹会当着满屋子人“啪啪”给我两耳光。我记得当时我的嘴角是流了血的。

这时候我发觉是我骗了爹，居然不觉委屈。

于是再不去图书馆。只是把“卖冰棍”的声音提高些。一天也就能卖好几箱。

剩下的企盼也就是天天望断黑。那样我就能独伴孤灯歪歪斜斜地爬格子。

17岁那年招工考试，我以全县第三名而榜上有名。

17岁的肩膀还很稚嫩，17岁的臂力还很弱小，17岁甚至还是躺在爹妈怀里撒娇的年龄。而17岁的我就要离家到远远的地方去端自己的饭碗。鸟儿面对遥远的迁徙总要在留恋地盘旋，再坚强的17岁的男孩也忍受不了离家的滋味。走的时候，我跑到娘的坟上，两手抠进娘的坟土里流大滴大滴的眼泪。

这以后便是穿上劳动布工装烧锅炉。第一次上工，那膀阔腰圆的师傅看我居然没长出几根胡须来，在我白皙的脸蛋上捏一把，说:“还嫩着呐，这辈子够你受的!”

一辈子?管他!毕竟有了饭碗。毕竟在工厂里做作家梦比在家里要斑斓和现实得多。这样一想，于是，几乎所有能挤出的时间都去爬了格子。

居然刚过18岁就有处女作在《羊城晚报》发表。忘不了那一天是1985年5月2日。尔后似乎我的名字就不安分起来，接踵而来地窜到了全国各地的报刊上。

于是，厂人事科长有一日找到我，说:你小子不赖!县里指名要你去当干部。我也就堂而皇之地拿起了干部薪水。那年尚不满20岁。

有人对爹说:你儿子有出息。

没想爹这从不流泪的铁汉子一听，痛哭流涕起来:“是我坑了他!当初日子再苦也该让他念书的，我好浑……”

我15岁至20岁的故事到这儿似乎该结束了……

哦，去日苦多……

(朱其梅摘自《辽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