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南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北京大学的年轻教授。这里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现代的新潮的科学家形象:一流的才智、一流的节奏、一流的管理、一流的生活……他充满活力，亲切而潇洒。

这是一个涨潮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人拼命地赶潮流。

吃要新潮，穿要新潮，玩要新潮，连做学问、搞科研也要新潮。

于是，出现了一个让学生管自己叫“老板”的教授。

1

陈章良脚蹬一双高帮雪宝运动鞋，身穿一身松紧口运动衣，旋风般地在未名湖畔的一幢小白楼里“刮来刮去”。这幢小白楼四层以上是他的“领地”——国家植物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

“老板，电话!”，“老板，有人找!”“老板，来一下!”，这类呼声不时在楼道里响起，于是陈章良屋里屋外，楼上楼下，终日奔波。

他有多忙?一位有心的记者在采访他的半小时里做了个统计:接了6个电话，签了3份材料，安排了两个合作者第二天的实验日程，还不时地跳到门口去调遣一下他的学生和助手们。

他总在动。动，是他的第一特征。要不他怎么那么爱穿运动服。

2

在福建省福清县的一个小渔村里，陈章良长到了9岁。9岁的城里孩子应该上小学3年级，可陈章良已经干了4年农活。家境贫寒，双亲不识字，当他终于有了书读的时候，他发誓:“做人就要像个做人的样子。”

陈章良考大学，第一志愿是航海，第二志愿是地质勘探。他渴望激荡的生活，他喜欢漂泊历险，他喜欢跋涉探险。

然而，他成绩优异，却没能实现最大的愿望，因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先一步“抢”走了档案。于是他最终跟了生命科学走。

1985年，他24岁。一篇宣布采用基因工程方法首次将大豆蛋白基因成功转移到茄科植物矮牵牛中的论文，发表在欧洲《分子学学报》上。国际生物学界开始注意到他。

1986、1987年，“高登国际会议”展示美国生命科学发展最高成就的盛会，这个中国东海岸小渔村里的娃，两次站到了它的讲坛上。15分钟限时发言的惯例，在他发言时变成了半个小时。

1987年间，他发现并证明调控植物胚胎发育的DNA的存在及其功能，被国际同行专家誉为“植物分子学研究中的里程碑”。

3

陈章良在美国呆了4年，不仅把美国的基因工程技术学了个底掉，美国的文化也让他浸了个透。

美国的学生习惯把导师叫“老板”，陈章良觉着这词挺合适，于是引进中国。如果叫他先生，他像哥儿们似的和你喝酒“侃大山”的时候，你叫得出来吗?如果叫他教授，他穿着工作服爬在地板上摆弄电器时，你叫得出来吗?如果叫老师，他抽空吓哭女同事的孩子，在一片“责骂”声中得意大笑时，你叫得出来吗?

他号称在实验室里推行一套美国式的管理。何谓美国式的管理?他的学生最清楚。

最最美国化的要算是他的速度。南戴河有多远，他好不容易旅游那么一趟，来回才用两天。北京到福建，在欧洲等于出国。有一年春节探家，他大年三十飞机去，大年初一飞机回。经常地，你前几天才听他说要出差，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走，结果是，他已经回来了。问他最近在不在北京，他说在。等你电话打过去，他却出国了。

他开车奇快。点火、挂档、起步，“噌”地一下老远。北大校园里处处花木草场，道路曲回蜿蜒。方向盘左旋右转，那车如同滑雪大小回转，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到了!

坐在他旁边，你提着心，吊着胆，他却很轻松，像是在休息。

“你说，我像云，琢磨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间或还有一串口哨。

4

1987年的一天，陈章良被通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谈话。韩叙大使语重心长地说:“你留下来，我们不会反对，但想一想你的工作，如果能在国内做，国家可以省去一大笔钱到美国来买你开发的技术。”当时，国内已制定了“中国高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韩大使希望他回去参加这项工作，筹建中国第一个“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美国人也注视着他的去向，轮番来做工作，或诱以待遇，或诱以地位。

留在美国能得到什么，不言而喻。回国，征途遥遥，前程难料。

但是他知道最不能拒绝的，是母亲等着你回家……

踏上归途，陈章良做着一个朴实的梦:家乡那贫脊的土地上，一定能开出比美利坚更美丽的花朵。

为了这个梦想，他把自己当空白支票开出去，最后连生命也付出。他说给他写信不要寄到宿舍，一定要寄到北京大学生命中心。宿舍他常常不回去，生命中心他难得离开。真成了他生命的中心。星期天刚过，他会问你今天是星期几。咖啡越喝越浓。幽默见少，声音渐哑。

酒逢知己，淡淡地说一句:“我很累，真的很累。”

5

陈章良搞科学出类拔萃，生活也追求一流。

1米83的个儿，天然一块搞体育的料。他爱打球，“老板排球队”他是领队、教练、主力队员。更爱爬山，每到名胜古迹，他总要四处张望最高点，大步奔上去。未名湖冰封之时，也绝少不了他和他那班伙计们的健影。

他的家里，什么卡拉OK、游戏机，反正当代青年喜欢摆弄的玩艺儿，他应有尽有。朋友来做客，盘腿往地毯上一坐，拽着你打“超级魂斗罗”，俨然一个顽童。

他的门厅，一会设计成客厅式，一会又变成酒吧式。铺地板、贴墙纸、装墙镜、挂彩灯，都是他和他的学生们七手八脚弄起来的。他能喝酒，一柜子的酒瓶，白的、红的、满的、空的。

真不知他那脑袋里怎么装得了这么多东西。

6

陈章良以一连串的第一，步入而立之年。

1978年，他以公社中学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海南岛上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1983年，他以“华南热作”第一高分考取美国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

1987年，在华大同届研究生中他第一个戴上博士帽。想当初他刚进华大时，像缺钙似的缺少ABC。

后来他到北大，刚一回国就当上副教授，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年轻的副教授，那年他26岁。

28岁，他走进正教授的行列，全国第一年轻。

“86.3中国高技术计划”是中国六大科技计划之一。在所有专家委员中他第一年轻。

全国最大的民间科技组织——中国科协，常委中他第一年轻。

有80年历史、享誉海内外的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他第一年轻。

……

有多少个第一?他自己也数不清。

1991年10月的一天，一封发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的贺信传真到了北大。

“我们荣幸地通知你，中国陈章良，荣获1991年度‘贾乌德·侯赛因国际青年科学家奖。我们诚挚地邀请你参加在巴黎总部举行的颁奖仪式。我们已经为你订好了机票及在巴黎的住处(四星级饭店)……”

陈章良拿着贺信对来访者说:“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过，这是一件挺好的事。”他应该更兴奋一点才合情理。什么叫挺好的事?他解释，中国的青年生物学家到国际上去讲话，分量就会更重一些，“我这些年苦苦奋斗，就是要为中国的科学争一点国际地位!”

贾乌德·侯赛因奖，相当于“青年诺贝尔奖”，也称为“小诺贝尔奖”。由印度科学家捐赠，用于奖励全球35岁以下、为世界科技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每两年评一次，每次只选一人。每届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侯选者参加。

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议大厅。100多个成员国的大使、代表们共500多人，端坐在各自的位置上。1991年度贾乌德·侯赛因国际青年科学家奖颁奖仪式在此举行。

“此时我很激动”，教科文总干事马约尔教授说，“因为今天这个发奖仪式有两个第一，一个是获奖者陈章良教授是中国人!”“哗——”大厅内掌声如潮。

“另一个第一是，这次由六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评委会一致同意把奖授予陈章良教授，而前几次都出现了两名侯选人得票相等的情况。”马约尔指着身旁的陈章良说:“他才30岁呵!”大厅里再次掌声如潮。

马约尔教授事实上还少说了一个第一:亚洲第一。

年初，海外一家报纸宣称:1991年中国升起三大星:“棋王”谢军、“名模”陈蒙娜、“科星”陈章良。

陈章良带起了一阵近年少有的科星热。一时间，报刊、电台、电视台，三天两头又是他的镜头，又是他的照片。四面记者来访，八方请做报告。海外华文报纸比大陆更舍得版面，呼啦就是一大版，还是彩色的。

海内外的贺电、贺信数不清。

有出息的儿子，母亲自然十分偏爱。“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奖”、“北京市五四优秀青年科技奖”、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工作者“金牛奖”、“第二届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30岁的陈章良成了获奖“专业户”。

品位极高的“金矿”，外国人不会放过合资开采的机会。美国著名的国际学术刊物《遗传》杂志，聘他做编委。国际生化顾问委员会聘他任专职委员。美国最大的私人研究机构scripp研究所请他做研究员，在scripp设立“陈章良实验室”，研究所提供经费，由他领导和使用。

常言道，三十而立。陈章良三十已成。人的一生到底能收获多少?陈章良让我们有了全新的认识。

7

那一年有一幅画很出名:一个老农满脸古铜色的皱纹，手捧破瓷碗，凹着一对深井似的眼。画的名字叫《父亲》。

陈章良看着他就像看着自己的父亲。他看见他脸上写着黄土地的千年悲凉。躲在“华南热作”的宿舍里，他把《父亲》完完整整描了下来。描得最像的，是那些深深的皱纹。掷笔时他满脸泪光。

后来他回忆，他把《父亲》看成自己的父亲时，泪水在眼眶里；他把《父亲》看成是这个民族的父亲时，泪水直从心底喷出。

这一回获奖后，赞美如潮，他处之泰然。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一封信:陈先生，我们不相识，但要最最真诚地感谢你。章良，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再多做一点吧!寄自和你的家乡隔海相望的台湾岛。陈章良说这封信他终身难忘。

他觉得他所做的还是太少了。

(肖培弘摘自《八小时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