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

在我的戎马生涯中，令人终生难忘的，是长征胜利之后，我随军出师祁连山，最后因作战失利我孤身一人千里讨饭回延安的历史。

1936年12月，我大病初愈，西路军政委陈昌浩便找我谈话，说九军参谋长陈伯雄已经牺牲，要我去接任九军参谋长。这时的九军在古浪被马家军围困数日后刚突围出来，部队损失过半。我出任参谋长后，整个西路军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最后在倪家营子一战中，九军为掩护大部队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血战，喊杀声惊天动地。然而最终因寡不敌众，不仅西路军主力不复存在，九军也只剩下我和一支三四百人的队伍。又经过数日与敌周旋，最终只剩下十几个人。这是我从军后从没见过的惨败，看着这支小小的队伍，我心如刀绞，万分沉痛，感到无法向中央交待。望着广袤的苍穹和白雪覆盖的祁连山，我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可是，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队伍，后来又遇到上万马家军的追捕，最后只剩下我和警卫员两个人。

在凄风阵阵的祁连山上，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党。太阳有落就有升！西路军失败了，但革命还在进行，党中央还在。我从十几岁参加红军，后来率领部队去井冈山，并在长征前后作为中央红军第一师的师长，我和我的战友们曾湘江血战、四渡赤水、抢渡乌江、飞越大渡河、跨雪山草地，一个个人间罕见的险阻都挺过来了。其间，也曾受过党内错误路线的迫害及张国焘的暗杀图谋，但不论环境多么险恶，我坚信只要有中国共产党在，我就有最大的靠山。找到党就有光明、就有希望。这一信念是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所熔铸的。就这样，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带着警卫员开始了千里找党的讨饭生涯。

三月天，祁连山依然冷不可耐，警卫员冻烂了双脚，我鼓励他咬紧牙，怎么也得活着回去。可是到最后，警卫员的双脚已完全溃烂，走一步也万分艰难。无奈，我只好把他留在一位好心的老乡家，告诉他：“好好养伤，治好了脚就往东找党中央去。”

在一个石缝间，我清理着随身的物品：只剩下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一枚二级红星奖章和一副指北针。枪，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不能再落敌手。我把拆掉的零件一个个扔进草丛；红星奖章是红军光荣的象征，不能被敌人玷污了，我把它藏进一个隐蔽的树洞里；指北针是第四次反“围剿”时从敌师长李明手里缴获的，要找红军，要判定方位，需要它来引路。我把它往皮袄的破洞里一塞，便孑然一身匆匆上路了。

我晓宿夜行，一早一晚乘野外无人时跑到村边，叩开些穷人家的柴门讨点剩饭吃。好心的老乡这个给把炒面，那个给碗稀饭。受尽煎熬的我往往没离开柴门，稀饭便进了肚。遭险遇难的经历就更数不清了。我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一个多月之后，

我终于来到波涛滚滚的黄河边，在一位船长的帮助下冒险过了河。

我叩开一个农家小院讨饭时，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听我口音是江西人，便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只好随机应变说，是八师的，去年打红军掉了队。“你们的师长是谁？”那青年紧追一句。“毛炳文。”我脱口而出，毛炳文是我的手下败将。“不是毛炳文，是毛泽东吧！”像飘冷水泼来，我想又遇见对手了，我把手里的打狗棍握得更紧。没想到原来他是国民党26军的，虽没参加宁都暴动，可对红军很有感情。他劝我一定要找红军去，红军就在庆阳。临走时，年轻人的母亲看我干粮袋里一块饭团，几块干馍，两捧豆子，一撮炒面，全是讨来的东西，十分心疼地说：“这些哪是人吃的？给我留下喂猪。”老妈妈给我端来一大簸箕白面蒸馍，我顿时泪水如涌，我真想给这位母亲双膝跪下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位好心的母亲，忘不了那永远存入我记忆之中的雪白的蒸馍。我终于找到了红军，找到了党。在援西军指挥部里，刘伯承、张浩看着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顿时泪如泉涌，我们紧紧拥抱着。这时，徐向前也回来了，他也经历了与我类似的苦难，看着他又黑又瘦的面容，我泣不成声。

千里讨饭，我经历了一生最艰难的岁月。回到了党的怀抱，我品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快慰。戎马一生，这种幸福与快慰时时刻刻伴随着我，我始终坚信：跟着共产党走，我们的事业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