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树春　段跃

敲世纪之门圆离土之梦

离土离乡别来无恙？

归土耕稼尚能饭否？

借世纪之光重圆旧梦

敲世纪之门圆离土之梦

20世纪80年代，中国年轻的农民从世代相传的土地上走了出来。透过新世纪的曙光，他们欣喜地意识到，改革正在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初，一股中国近代社会罕见的潮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滚滚而来。数千万年轻的农民披一身尘土，背一副行囊，浩浩荡荡地走出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土地，踏上“淘金之路”。从他们欣喜而又好奇的目光中，人们似乎很容易判断出，那是田舍人对都市生活的无知与向往。然而，正是在这无知与向往中，中国的青年农民向世界，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从神农氏“始作耒耜，教民艺五谷”之时，中华民族摆脱“民不粒食，未知耕稼”的历史已有数千年，在此期间，这个民族以她特有的农业文明为世界历史写下了辉煌的页章。然而，当15世纪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开始结束，当18世纪英国爆发了产业革命，世界的面貌便为之一改，工业文明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迅猛向前。与此同时，曾高度繁荣过的中国古代农业和中古经济却为近代的凋敝与贫穷所取代。也正是在这样的比照中，中国农民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1978年安徽凤阳县一个仅有18户农民的小村庄试行了包产到户，一年就摘掉了多年吃返销粮的帽子。从此，中国的改革在农村拉开了序幕。

1981年开始中央连续发出4个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政策性1号文件。1983年全国已有96.1％的生产队实行大包干，确定了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主导地位，同时，1978年开始，国家连续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鼓励农民走富裕之路。压抑多年的农村乡镇企业也迅速起步，农民参与流通，进入市场，农村产业结构开始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骤增……在这巨大的变革之中，青年农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

1982年，有关部门曾在一项对农村青年的大型调查中获得了这样的信息：2000多名被调查者中有70％不愿当农民。一时间“走出黄土地，跳出农家门”成为现代中国青年农民共同的梦想。于是，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其中有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有离土又离乡的易地转移：有长年离土者，亦有农闲离土者；有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梯度转移，又有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城镇就业的反梯度转移。一方面是农村乡镇企业就业、城镇就业：另一方面便形成了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迁移和流动。

一位经济学者曾对这种转移作过如下评价：现代社会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前者85％以上的劳动力从事于非农产业，60％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而后者则是少量劳动力从事于现代化的非农产业，绝大多数从事于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可以说从本质上看实现现代化就是指消除这种经济结构，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就大趋势而言，伴随着职业变迁的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所必须的。经济学者的评价揭示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共同规律，而当我们把视角移向了人的认识、实践领域时，仍会继续作出一种判断：在实现转移的过程中，中国青年农民将在摆脱土地束缚的同时，冲破思想的禁忌。新世纪的梦想将会把他们引向更加伟大的实践。

离土离乡别来无恙？

离开了故土，他们看到的是令人迷惑的世界欣喜之余也深感城市生活的拥挤和艰难。此时，他们已判断不清自己在这纷繁中究竟是创造者还是多余人。

对于离开土地的青年人来说，最具诱惑力的目标莫过于大城市。几年中累计有1950万农民进城做工。据国家科委对进京民工的调查，25岁以下者占70.36％，25～35岁者占19.96％，合计达90.32％。

然而，当这股前所未有的民工进城浪潮骤然间波及大半个中国的时候，年轻的农民们就如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起的推进作用一样，也同样没有意识到他们给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带来的巨大阵痛。

当数百万民工倾巢出动纷纷涌上西进、北上的列车时，他们没有想到，此刻广州、武汉、郑州、北京、兰州、沈阳等大城市相继告急，铁路客车严重超员，交通运输一片混乱。

当这些没有见过汽车，没有住过楼房的青年人怀着新奇在大街上左顾右盼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高楼深处是拥挤的住房，绝无他们的栖身之地，甚至连吃饭也并非轻而易举。那年广东省粮食紧张，农民不得不背着口粮进城做工。

当安徽的小保姆、浙江的修鞋匠、福建的修表工、温州的弹棉郎、京郊的菜贩子以他们特有的勤劳获得了声誉的时候，当480万进城农民建筑工在许多大型工程建设中大显神威的时候，当亚运村的一幢幢高楼在这些农民工的手中崛起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在促进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方便居民生活，弥补城市脏、累、差特种行业无人干缺陷的同时，也充当了城市多余人的角色。在北京几乎经常可以看到一群群进城农民聚集在崇文门三角地，有三五成圈与雇主讨价还价的，有浓妆艳抹在人群中走来晃去的，还有蓬头垢面横卧在便道上酣睡的。这一切形成了一个自发的非法劳务市场。去年北京市公安局、劳动局等单位联合200余名执法人员取缔了这个劳务市场，但不足半日，“队伍”又在新侨饭店附近重新集结，进退转出，与警察打起了游击战。位处这里的商店经理叫苦不迭，门口堵着六七百口人，顾客怎么进得去？一个月销售额下降了几万元，职工的自行车带扎坏了10多条。一些头次进京的农民不懂交通规则，有时20多人结伙过马路横冲直撞，交通警纠正时，他还问：“什么叫人行横道？”

上述种种，实际上正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展开的一场无形的竞争。据经济学者分析，发达国家从农业人口向非农转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城市与乡村之间残酷掠夺与竞争的过程。而中国的情况则复杂得多，至少有三个突出的矛盾：一是农村与城市同样存在着人口的过剩与膨胀：二是延续了几百年的户籍制度像一道牢不可破的壁垒和防线将城—乡人口分割开来，这种特有的人口管理制度是很难在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经过短期努力可以改变的：三是中国大城市的经济实力还十分薄弱，对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难于消化、吸收。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是比较利益的驱动，即城市收入高于农村。尽管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城市大批失业大军的存在会迫使非农部门工资收入水平下跌并降至与农业同等水平的状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从来都仅仅是一个假设。

经济学家由此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流动应与城市需求相一致，超过了这一合理的量度就不再属于正常范畴。

归田耕稼尚能饭否？回到了告别过的土地，他们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地少、人多的矛盾犹存，五谷之艺亦荒疏，在传统的农业模式中，他们很难再寻出路。

1989年，国务院紧急电告各地采取紧急措施严格控制人口外流。一时间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前挤满了等待回乡的青年人。他们当中有人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但无工可做又使他们不得不返回故土；也有的人刚下火车就被截在了门外，还没等一饱城市繁华的眼福就重又被拉上了回乡的列车。然而回乡之后，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有关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4.1亿，其中剩余劳力达1.5亿左右。据预测，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达到人口高峰期，在今后10年中，每年将有新增人口1500万。

人口的增长必然又会带来耕地的进一步减少。目前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已从1957年的3.07亩降至1989年的2.11亩。即使是北方第一个吨粮县桓台县，也有一半劳力不能从事农业。

土地经营规模的狭小，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农民不可能全年从事农业生产，一年中有大量时间被闲置和浪费。他们在一方土地上靠耕耘所获收入很难抵得上靠大量资金装备起来的、长年生产的城市职工。一位记者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询问露宿街头的内蒙古农民：“你们为什么不愿回家？”一个回答：“回去干什么，那么点地，撑不着、饿不死。”另一个说：“在城里干一个月就顶在家干半年的，谁不出来！”

就农民自身而言，相当一部分已离土多年，耕作技术早已生疏，甚至有人干脆就没学过。经过了城市生活的洗礼，犁头、锄把已成了愚昧与落后的象征，在青年们的心里，重新将自己拴在土坷垃上已经不可能了。

国家有国家的困难，农民有农民的酸苦，经济的不发达使两者的矛盾成为相当一段时期内难于解决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了流落街头的盲流大军，感受到了社会治安的明显恶化，在全国的刑事犯罪案件中有1/3发自流动人口。与此同时，在流动着的人口中还生存着无法计数的“超生游击队”。他们正在用难以控制的速度为这支本来已经膨胀的人流注入了一个新生代。

传统落后的农业模式已经被我们所屏弃，难道还得把它拣回来吗？每一个青年农民都在扪心自问。

借世纪之光重圆旧梦

农村人口的流动使社会获得了一笔无价的财富——新一代青年农民拥有了新的素质，他们将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力量，通过创造现代化农业、加快工业现代化的过程、真正改革自己的命运。

尽管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困难重重，尽管阵痛的滋味令人叫苦不绝，但是，人是有血性的、有理性的，人的创造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质所无法比拟的。

无论是告别土地的欣喜，还是返归田舍的惆怅，都不同程度地在这些曾封闭于愚昧之中年轻的大脑印下了文明的痕迹，激起了发展的渴望。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毕竟超越了旧有的层次，他们生存的能力毕竟比以往增强了，他们的物质文化需求毕竟比过去丰富了。这一切正意味着他们将拥有新的素质，将确定能否改变自身命运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有可能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靠自己的脚步踩出一条条新路来。近几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出路，并且选择着、实践着。

推进农村工业化之路。在农村就地推进工业化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工程。其中的潜力一旦被挖掘出来，将会彻底改变城乡分割的面貌，从根本上抑制人口外流的速度和规模。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的一个小村庄——龙眼村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发展起50多家1000人左右的加工厂，当我们步入这富裕的村庄，仿佛置身于一个硕大的工厂。由于这些企业两头向外，不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得到了稳定的发展。村长告诉我们，村里共有3000多人，大多外出经商和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做工的工人主要从北方农村而来。我们在街上拉住一位打工妹问道：“你觉得这样干值得吗？”她回答：“当然值，挣到了钱又学到了手艺呗。”

——人多地少的江苏赣榆县，共有30个乡镇，30万农村剩余劳力。自1985年以来，这个县采取横向联合、中外合资、引进技术人才、吸引外部资金等办法建立了380家乡镇企业和1357家村办企业，使4.5万农民离开土地。全县还建成了34个县乡级建筑公司，3.5万农民组成的建筑大军奔赴大西北，年建筑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

——此外，家庭手工业企业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企业界、经济界人士还呼吁，应将乡镇工业发展纳入全国工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使分割、自成一体的城乡工业合二为一，形成互补优势。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之路。农业的逐步现代化，同样会使农业就业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广西博白县南塘村，人均耕地不足4分，3000多村民有一半闲置。然而他们没有只盯着那4分地，而是把目光移向了荒山，他们在6000多亩荒山中办起了一个拥有优质橙树1500亩的集体果场，使相当一部分剩余劳力和剩余时间变成了财富。

——华北平原最北端的村庄北京房山县窦店村，经过10年的努力经营了农村商品经济四大系列企业，他们是粮食——肉食系列，原粮——食品系列，建材——建筑——运输系列，药品——服装——工艺品系列。这四大系列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一头连着自然界，通过各种现代手段，不断提高对大自然的索取与还原能力：另一头连着人类社会为农民服务，为社会造福。在这样一个整体中，每一位村民都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

——一向以到城里干活为荣的河南省许昌县蒋李集镇的农民如今已发现，最适宜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竟在脚下。1985年起他们就在镇里办起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民技术学校，占全镇总劳力数的95％都受到了不同层次的培训。掌握农业技术的农民办起了多种种植专业村，出现了5个立体种植专业村，有2个科技示范村承担了国家、省、市的科研项目，其中有25项获奖，实现了人人有专长，个个有活干。受培训者人均年收入已达2000余元。

加快城市化步伐之路。在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前提下，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逐步对农村人口开放中、小城市，以建立一个合理的城市化体系，同时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提高企业活力和效率，增长其吸收、容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

“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农村青年将以他们重新崛起的力量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