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个人编一个刊物，自然不算轻松，但是大伙儿情绪颇高，劲头不低。于是会提出一个问题：所为者何？

这类问题，凡是事情做得对的，大抵有一些固定的回答。这回答也一定是对的，只要你做的事业被认为是对的。偏偏我们这几个编辑，有点“只拉车不看路”的毛病。编杂志这工作本身就做得杂乱无章，还要说自己是因为什么宏大的理想而奋斗，不免会使自己面红耳赤。“所为者何”这类问题的答复，还是老实道来为好。

就我们的直觉说，喜欢做这么一份工作，首先实在是喜欢自己的作者。喜欢作者，当然是喜欢读他们的稿子，但亦不尽然，还喜欢他们的来信和交谈——信中话中的那一份情愫，那一种情感的交流和共鸣！

因公出差，到遥远的地方去走了一趟。归来，首先读到日本的李长声先生来信和稿件。约国外的朋友写稿，心中最是不安，原因很简单：稿费太低。一稿辛苦写成，稿费仅折合美金十至二十元，只够得上在外面吃一顿蹩脚的午餐。然而长声先生还为稿子的内容和形式不安，说：“天天与文字处理机无言相对，由新鲜而习惯，简直要不会用笔写了，因为是日本的机器，打出的中文往往不合标准，给编辑、校对带来许多麻烦吧！”

澳大利亚的桑哗先生几个月前在本刊写了个“域外读书”的“开篇”，以后事忙，未来稿，害得不少读者苦苦思想。温州市银行王建国先生急得来信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无缘‘冲出去，生下来就围在长城里面的人(赵一凡先生阐释《围城》书名时似乎没点到这一点)，虽然也没有多大的遗憾，但平时读书时总想领略一下‘骑在长城上读书写出来的是什么风光，而桑哗先生的‘开篇又确不同凡响，这正是我心急的原故。”好了！桑先生来信，一口气寄来几篇稿件，还说：“有桩儿事先说下——关于以往暨今后在《读书》的稿酬，不妨替投书贵刊诉苦，说订不起买不到《读书》的人付订费。若有余，不妨供贵刊公用。有限的钱，对我救急救穷都无大补益，且算‘道德重整，日行一善，即今之‘学雷锋做好事吧！”

无独有偶，向台湾清华大学张习之先生约稿，回信说要暂时“藏拙”，不过随信附来一些款项，说：“武汉武毅云先生的信，读来让人伤感。……能否麻烦发行部的朋友，为他代订一年？象武先生这样的情况，或许还有，也烦请在余款中支付。”顺便说说，张习之、桑哗先生的款项眼下暂存在编辑部，如何使用，另行报告有关先生。在我们说，尽管稿费低微，还望作者晒纳。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委托我们买书，或写给内陆亲属。这里只是说明几位海外作者对我们的深情，绝无借此募捐之意。

海内的作者，当然受教更多。近二三年，有些外地的中青年作者，写作颇勤，逐渐成为《读书》的重要写作力量。一下子记得起来的，就有：广州的李公明，天津的李文，上海的许纪霖、何平，济南的齐戈，西安的屈长江……由写信而写稿，彼此逐渐引为同好、同志。说实话，由于《读书》篇幅限制，我们对文章不免要求甚苛，而不少作者不但不以为忤，而且力求配合，使我们的编辑工作比较顺利地进行。天津的李文先生最近来信说：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东北人(起码要向这个方向努力)，豁达得很。因此，请你们对我千万不要客气……你们严格要求，不但能保全我的名声，而且也会使我有提高。说心里话，几年来，我已发表了近三十篇文章，但唯在给贵刊写时最苦，当然也就最乐。这也算‘悲欣交集吧！”

作为一个编辑，得读这样的来信，当然也是“悲欣交集”的。对于这样辛勤写成的文章，我们还硬是要施以刀斧，悲辛自知。但如不删，有时一期就要少登不少文章，信息量不免要减少许多。即使是老作家如金克木老先生的文章，在他本人同意之下，近几期几乎没一篇没有一、二千字的压缩和删节。

外地的老年作者，同我们的友谊也是非比寻常的。这里可以说说江苏南通辛丰年先生同我们交往的故事。辛先生的“读乐”大作，在本刊已连续发表了相当长的时间。文章读者面很广，例如北京的哲学家叶秀山先生即为爱读辛文者之一。然而，我们同辛先生其实从未谋面，几年以来，只是书信往返。辛先生精通音乐，编辑部的爱乐者，就趁组稿机会，不断请教。于是每次来信，除了谈稿，还要指点我们听某人从何入手，聆某曲重点何在。我们和中央音乐学院的负责人，曾有意邀请辛先生来京赏乐，因辛先生忙而未来。于是，去南通拜访辛丰年先生，始终是我们日程上待办的一件事。

由于不少同好在外地，而从未谋面，有时亦不免误会。如成都的张放先生，来稿署名“张放叟”，而文字老到熟练，编辑部都以为是一位饱学的老翁。几经交往，方知原是同龄的中年学人。这类误会，可能读者会更多。不少读者来信，认为《读书》发表中青年作者文章太少。其实，不少善文的作者，正是中青年，如樊纲、盛斌谈经济，郭小平论哲学，赵一凡、申慧辉说中外文学，吴岳添、周启超介绍海外文事，刘承军谈拉美新书，葛兆光谈禅，吴方谈五四以来学人，陈平原论人生，夏晓虹说清末学风，胡晓明讲诗，徐建融论国画，都是四十上下的文人。

在京的学人，当然一直是我们的主要依靠力量。因为编辑部人力太少，不少在京作者我们往往较少联系，而靠作者自动投寄稿件。本刊所载李文俊先生纪念格林的文章，就是他主动写来，并附信说：“G·格林文自四月三日他逝世后即在酝酿，总算写成，自觉还算有趣与有点意思——外面的论文总把事情看得太一本正经，有时不免歪曲了本来面目。”经过作者的这种点拨，使我们少走不少弯路。

说得有点扯开去了。这类事例，以后尽可再说。现在要想作结的，无非是一句话：“同仁刊物”看来在中国大陆并不可取，但“同志刊物”却必须实行。《读书》之所以能维持，即在有一批彼此引为同志的朋友。我们之所以觉得《读书》还必须办，还可能办，也是因为存在这么一批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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