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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停演始末

1990-01-01

青年文摘·上半月 1990年10期
关键词:名优西门庆大户

1961年4月底,人艺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周总理在百忙当中两次来看当时正在上演的《名优之死》和《潘金莲》,并且最后把《潘金莲》停演了。

第一次看过戏以后,周总理一反常态,既没有上舞台看望演职员,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便告辞了。

过了两天,周总理又来看戏,并且邀请了田汉、欧阳予倩、邓颖超、齐燕铭、阳翰笙和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筱白玉霜诸位戏曲界的朋友一起看戏。看戏以后,又把大家留下来,与剧院的领导人、导演、演员们一起在首都剧场的小休息室里进行了座谈,直至深夜。

周总理开门见山:“《名优之死》是个好戏,可惜就是短了一些。谈谈《潘金莲》这个戏吧!他首先请潘金莲、武松的扮演者和导演发言。

方琯德想了想说:“第一,张大户迫害潘金莲的行为,台上没有表现,观众对这一点没有印象,所以很难引起同情。本想把张大户的欺压再强调一下,可是具体做起来有困难。第二,潘金莲把武大杀死这一点很难解释,为了自己解放杀死丈夫,这总不是好事,很难让观众同情。在这两点上不易给潘金莲翻案。”

田冲开了腔:“剧本是在30多年前写的,当时作者是企图表现‘妇女反对封建压迫的思想,可是今天再看这个戏,觉得有不足之处,若能做些修改是否会更好。”

狄辛也说:“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只是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杀死一个无辜者而求得个人的解放是不对的。”

周总理始终在注意地听着,没有表示任何态度。这时,他又把脸转向了剧院的总导演焦菊隐:“焦先生,你谈谈对这个戏的看法。你是总导演,有什么样的见解?”

焦菊隐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说:“没有什么新的看法,这个戏究竟该肯定谁?是武松还是潘金莲?始终未找到答案。方才同志们谈到的种种矛盾是存在的。现在看起来,这两个人物都不令人同情。”

周总理又把脸转向了剧作者欧阳予倩,温和地笑了笑,意思是请他发表意见。

欧阳予倩推了推眼镜:“我写《潘金莲》是在1925年,当时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心中很悲愤。于是想写一个戏借此揭露当时的黑暗。因为我自己是唱花旦的,这才写了潘金莲,我自己就演这个角色。周信芳演武松。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我都是同情潘金莲的。

座谈会一直在坦率、融洽甚至是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各抒己见,也可以和周总理发表不同的意见,展开争论。

周总理又点了名“夏淳同志谈谈。”

夏淳把身子向前倾着:“写这个戏是出自反封建的愿望,可是戏里提的问题,选择的题材,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筱白玉霜大约是感觉到了周总理的意思,便接了上去:“过去我演的评剧《潘金莲》,有一个明场戏交代出潘金莲是被迫杀死丈夫的。她如果不这样做,西门庆就逼她交出许多银子来。现在记不清楚了,还可以再查对一下原来的本子。”

周总理向舒绣文点点头。

舒文绣咳了一声:“武松杀嫂不能歌颂,潘金莲杀夫也不能被人同情。她杀的是武大这样一个老实的农民,尽管武大长得丑,这只是生理上的缺陷,而他的心地还是好的啊。如果潘金莲杀死的丈夫是象张大户、西门庆这样的人,就值得我们同情了。”

周总理再向剧院的其他同志看了看,首先向于是之打招呼:“‘教师爷,谈谈你是什么看法。”

周总理叫于是之“教师爷”,是因为他在《名优之死》里,扮演了“教师爷”的角色。于是,这位当时只有三十多岁的青年演员也敢于谈出了自己不尽相同的意见来。

于是之说:“我看只要把张大户的压迫再写得充分一些,这个戏还是可以演出的。”

……

参加座谈会的二十一位同志,除邓颖超以外,周总理都请发表了意见。在认真听取大家(包括剧作者)意见的基础上,周总理作了总结发言,这个发言既是对相同观点的支持和补充,也是对不同观点的反驳和说服。

周总理说:

“那个时代写的剧本,带有这些思想是不奇怪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变化之中。问题在于我们今天重新看过去的旧作品时,要批判地接受。对年轻时写的东西,对童年时的爱好,要用今天的观点重新认识一下,可能发现其中有许多错误,那么,就要正视这个错误,并改正它。这样才能不断地进步。”

“因为欧阳老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对他的作品就要求得严格。尽管《潘金莲》是1925年大革命时期写的作品,我们也必须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认识一下。

“张大户欺压潘金莲,她反抗,这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来她就变了,她杀人了,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她和西门庆私通等行为是走向堕落,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反过来说,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杀了,当然会使人同情,那么戏里存在的矛盾也就会得到解决了。劳动人民总是把同情放在被压迫妇女方面的。我们有很多反封建的典型,如《梁祝哀史》、《白蛇传》里的祝英台和白娘子,这些人物都没有杀人,没有堕落。《茶花女》为什么能成为那个时代的进步作品呢?就因为茶花女为了求得个性解放,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没有向当时的社会制度屈服,也没有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这就是她可贵的地方。所以我们同情她。而潘金莲却是采取了勾引西门庆,共同谋杀了亲夫来求得个人解放的。舒绣文提的意见很对,潘金莲求解放的道路没找对。

“我常常和郭沫若谈到对青年、童年时的爱好要重新认识,要能割爱。为什么呢?因为年轻时的、儿时的东西靠不住,都会有许多错误。甚至于我今天讲的话,明天想起来就觉得有错误的地方。如果不批判它,就得不到改正和发展。过去的印象往往不一定对,必须用今天的眼光认识一下。哪怕是昨天我说错的话,今天认识了,就应该把它改正过来。

欧阳予倩越听越有些坐不住了,急忙表示:“说得很对。这个戏在1925年写了以后,就没有想到还要保留它,更没有想到还会有人再演它。今天回头再看这个戏,觉得在原有的底子上不易再作修改,由我来重新写点东西吧。”

周总理再一次诚挚而又温和地说:“你方才谈到的写作动机,我是完全理解的。当时的思想动态是合乎那个时代气氛的。做为我这个后来者,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今天你谈的很诚恳,我非常钦佩。”最后他又说:“好吧,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以后还可以继续座谈。”

记得,直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当中,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而被他停掉的仅仅是《潘金莲》这样一出戏。剧院的人们不但没有什么反感,反而把这件事传为美谈。是啊,周总理对待剧作家和演职员们那种诚挚、友好、尊重和体贴的态度,又怎么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

(摘自《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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