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择生命到选择中国
1989-07-15吴怀连
吴怀连
一九七二年五月，也就是“七十年代爆炸性杰作”《增长的极限》发表不到两个月，在英国伦敦一座精致的别墅内，房主人、当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正和一位来自日本的客人——著名文化宗教界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一场极富于象征意味的学术对话。谈话内容由专人根据录音整理成书，先用英、日两种文字出版，受到国际学术界和读书界的重视，被翻译成法、德和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发行。一九八五年译成中文后，受到中国知识界普遍欢迎。这部漫谈对话式的著作，何以赢得了如此众多的读者？是文辞优美，通俗易懂，还是包罗万象，一册在手，天地尽知？答曰：皆非也！
一对科技——工业文明的深刻反省
英国，这个工业时代的日不落帝国，曼彻斯特高高的烟囱在蓝天写下了不列颠人的骄傲。而今，辉煌已成历史，工业化浪潮冲击了西欧以外所有的地区，在那里引起了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极大变化。
社会变迁必然要反映到学者们的著作中来。面对时代大潮，两位大师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在他们看来，现代文明可以叫做科技——工业文明，这是建立在人类追求生理欲望满足基础上的一种文明形式。为满足生理性的欲望，人类的生产活动偏重于物质生产活动。当农耕时代原始的自然农业不足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大幅度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时，人们便转而开发工业性技术与资源，由此引起了产业结构、社会文化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如第二、第三产业取代第一产业(自然农业)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科技取代宗教日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不可改变的信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取代了温情脉脉的伦理主义的自然经济等等。这些变革，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由于把本来是一个生命体的世界系统人为地物质化(就像医生看病人那样，不把病人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看作是一个有病的肌体)，把人——文化——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任意分割开来，所以也导致了人类社会体系全球性的崩溃。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地区性战争持续不断；，许多国家社会分化越来越不公正，政局日益不稳；由于放纵人类贪欲，存在于人类内心的恶德无所制御，一旦膨胀，人道主义、良心与爱便无处容身。社会常常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不仅社会和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就是一个人内心，也是经常存在着矛盾、冲突，严重的，甚至人格分裂。
当然，对人类危害更大的，还是科技——工业文明发展引起社会与自然以及自然内部关系的分裂，即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目前，自然灾害越来越具有人为的性质，越来越与人灾——人的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汤因比警告说：“人类的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程度，这种情况似已确定无疑。如果人类为了满足贪欲而继续使用这些力量，必将自取灭亡”(第38页)。
有些科学家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环境会得到改善，生态平衡的破坏也会逐渐好转；社会总会不断进步。但汤因比和池田大作认为这种想法过于天真，夸大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因为首先科学认识论并非万能，并非能解释一切。有些客观现象，科学能解释；有些现象，科学则无能为力。如果说它在处理单一的非生命现象或物理化学现象时，有确定的成功率的话，那么，用它研究动态的系统的生命现象时，其成功率就要小得多。倒如人类精神活动，有意识和潜意识等多层次，意识只是表层，是冰山显现在大海上的一角；而深层的潜意识则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主体，是隐蔽在大海之中的冰山。要了解人类精神活动的全貌，必须探究人类的潜在意识。然而科学的心理学迄今还只是停留在意识领域，潜意识的研究，虽然有弗罗伊德天才的探索，但离揭开潜意识之谜还很遥远。科学对其它问题的研究，也大体上是这个局面。这并非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一万年以后，科学也无法完全认识客观世界，也不能穷尽真理。因为它将运动的联系的活的对象看作是静止的孤立的死的对象，获取的信息只能是片面的和表面的，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的结论，因而也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
其次，许多自然灾害和环境公害，本身就是近代以来由于科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它与科技的关系是母与子的关系。现在要用科技来消除环境公害和自然灾害，是难以想像的。诚然，科技的发展，有可能根治一部分公害，但它不能根治全部公害；不但不能根治全部公害，而且在根治公害的同时，还会产生另外的公害和社会问题。从总的情况看，科学技术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
此外，科技——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了毁灭这些财富乃至全人类的物质和社会力量。当前人类手中已经掌握着可将自身毁灭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这个星球随时可能毁灭几次到十几次。科技已经给人类脖子上套上了绞索，“越挣扎就越可能加速死亡”(第51页)。
科技——工业文明发展到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以至人类自身这一步，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贪欲性和侵略性，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产物”(第52页)。自我中心主义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两大不同的对立的世界，把人与社会关系同样也看作是互相对立的关系，强调自我和个人的价值。这种观念支配了人类的全部行为，使人类不去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去适度地合乎规律地发挥科技的作用，而是恰恰相反，其结果，不仅社会矛盾加深，而且也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因此，他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变革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从本质上认识科技——工业文明，重新思考这个世界本来的秩序，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在社会中的位置，选择生命。
二克制自我：人类的精神革命
从反省的角度来观察科技——工业文明，并为它的前途设计，并不自今日始。早在科技——工业文明出世不久，同样在英国，一位德国移民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了一些文献资料后发表了一个见解：资本主义作为科技——工业文明的经济体制必然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欧洲(具体地说在英、法)首先取得胜利。一百年后，虽然我们没有见到红旗在西欧上空飘扬，但是社会主义幽灵却伴随着工业化的脚步从欧洲走向了世界，一大批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了。就是欧洲，众多的福利国家、社会党政府和公有经济也越来越多地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尽管他们和我们的一些人并不承认)。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体制是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如劳动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下降、经济增长缓慢等等。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体制革命不是拯救这个时代的灵丹妙药。“解决现代这种矛盾的钥匙绝不在于技术上的尝试。这种矛盾并不是单靠改革一种社会体制或机构便能立刻解决的。”“要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只能依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第149页)。
进行精神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树立这样的价值观念：人不仅是一种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存在，而且是一种与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相联系的生命存在。“人类只有和自然——即环境融合，才能共存和获益”(第30页)。因此，人类必须放弃自我中心主义世界观，克制自我。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人之所以不能控制环境，原因就在不能克制自己。克制自我才是避免自己失败的唯一方法”(第30页)。由于宗教戒律最重要的是要人自我克制，所以，这一心灵的变革也是人类皈依宗教的运动，或者是无论如何要借助宗教来实现的运动。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两人都是宗教信奉者，在他们看来，宗教是文明的生机。池田大作坚信宗教应当而且能够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汤因比的观点更绝对，他说，人类若要不自我毁灭，除了皈依宗教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些观点，在一个无神论者看来是荒唐的。但通观全书，作者所说的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信仰而已。汤因比信奉基督教，池田大作信奉佛教，虽然有时也免不了对各自所信奉的宗教有所偏爱，但从总的讲，他们的宗教言论浸透了深沉的哲学和历史学思考。宗教有古今之分，古代宗教几乎全部是禁欲主义的，而今天的宗教——他们认为，国家主义、科技至上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近代产生的目前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三大“宗教”——则是“解放欲望，作为满足欲望的手段而产生或利用的”(第374页)。这两类宗教各有其弊，因而需要建立一种未来全球统一的新宗教。新宗教必须赋予人类以力量，明辨和克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罪恶，包括贪欲、战争和社会不公正，以及由科技应用造成的环境破坏等等。这种新宗教正是他们主张的精神革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的变革
实在地说，他们主张精神革命，想重温农业时代的旧梦，回到田园牧歌式社会，是不可能的，完全按照传统宗教理想对未来进行设计，也只是幻想。但是精神革命的出发点，在于纠正人类对世界的不正确认识和错误的生活态度，提高现代社会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这种革命在西方达到高消费水平的国家，有现实要求，但要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大概又会像当年科技——工业文明推进一样艰难，因为这些国家月前仍在为衣食奔波，同时又在做赶超西方之梦，需要的是科技与工业化观念，不可能有心思理会这些软工程。但是，正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滑向工业化误区，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学西方，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发达)，所以，更有必要言之在先，当头棒喝！对于中国也是这样，我以为发展商品经济似乎更应该保持良好的精神秩序，虽然不必求助于基督，也无需奉迎佛骨，但不可以没有民族精神，不可以没有主导思想，正如一个人不可以没有灵魂一样。
三未来，汤因比选择中国
由于对科技——工业文明深刻的反省和对宗教的社会学意义进行再认识，两位大师坚信近代科技的发展，不但没有解决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而且还导致了它的分裂。解救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不是让这种分裂继续下去，而是相反：通过人类的精神革命使世界整合。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未来必定是现实和历史的革命性发展。汤因比，这位西方最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透过西方表面的繁荣和强大，认定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绝不会从西方升起。未来，他从东方一系列有希望兴起的地区中，最后选择了中国。
在汤因比看来，这个世界只有统一起来，走向单一化，才能避免人类的集体自杀。但这种统一是不能靠武力征服来完成的，一定是和平方式的统一。他说：“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作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第294页)。
这种地理和文化的主轴就是世界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西方近代以来各国都是民族主义的，因而它们不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轴。非洲、中东和南亚尽管在未来肯定会成为有希望的大陆，但也不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轴。那么，真正具有世界主义的思想，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文化和地理主轴的国家，只有中国。他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第289页)。因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经验和世界主义精神，儒教世界观中的人道主义和合理主义，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和东亚人对宇宙神秘性的敬畏与敏感，东亚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与聪明，内聚力很强的文化观念等，正是未来世界统一所必须的条件。“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第294页)。当然，这种统一，绝不能看作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政治或军事征服，不是东半球对西半球的统治，而应看作是全球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是世界的中国化，是历史的回归。
汤老先生这种超越时代的惊人预言，绝不是空疏学者的迂腐之见。十四年来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然而要让它得到进一步证实，还有待于大陆中国的起飞。但中国人目前似乎还沉浸在西方化——现代化的狂想之中，没有注意到或没有理解汤氏预言的要义，当然也不可能在农业文明和科技——工业文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农业化和工业化之间找到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常是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左右摇摆，徘徊不前而坐失良机，目前的改革似乎又一次地落入陷井，再一次证明，在西方中心主义者或它们的奴隶所主宰的时代，中国要想起飞是很困难的。但从长远趋势看，这并不严重影响世界的中国化，不影响世界对中国文化的选择和对东方的回归。汤氏预言的实现，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威望，同时也加重了未来中国人的负担。希望之路，还得自己一步一步地去走。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