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毛泽东授权周恩来，对会议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灵活应变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致电周恩来，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周恩来极其敏感地看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

2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

亚非会议的宗旨触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利益，他们千方百计阻挠亚非会议的召开。美国一家大报《路易斯邮报》就曾毫不掩饰地承认道:“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

在阻止会议召开的阴谋破产后，美国又企图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大做文章，捏造新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对远东地区已经“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使这次会议失败。

为了妥善处置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使会议达到预期目的，从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研究、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于4月初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

4月3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审核了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全体人员名单。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党和国家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听取周思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充分讨论并批准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及其有关文件，并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

一周以后，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

4月16日下午6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思来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迎的群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一平风波——周恩来在会议出现分裂危机的情况下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4月18日上午，亚非会议在气候宜人的“花城”万隆隆重开幕。

开幕式后，各国代表相继发言。会议充满着友好与和睦。但是，从下午最后一个发言起到19日，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有些代表或因偏见，或因受到挑唆，或因不明真相，偏离会议议程；有的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提出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颠覆，并提出了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会场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会场上，各国代表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周恩来，有的为此幸灾乐祸，有的同情和焦虑。很多人由此断定会议已经出现不可避免的分裂危机。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而利用休息的短暂时间另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

休会后，他赶紧对自己的翻译浦寿昌说:“你字写得快，我口授补充发言，你给我记下来。”他一句接一片地讲着，浦寿昌飞快地记着，周围一片肃静，只听见沙沙沙的写字声。不一会儿，一篇2000多字的从内容到文字都极其精彩的即席讲话稿就出来了。

当报名发言的各国代表几乎都讲完了的时候，大会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会场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他在作了简要说明之后转入正题，第一句话就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倾刻间，会场一片肃静，全场都在屏息倾听周恩来下面的发言: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因此，我们“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接着，周恩来解释道:所谓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害怕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等，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

首先，“不同的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信仰，“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

第三，中国人民“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内政呢”?“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但是新中国“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至于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便是“威胁了别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象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

周恩来宣布:为了不使会议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尽管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最后，他用诚恳而亲切的语言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们到中国来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周恩来的话音刚一停住，会场里立刻就爆发出长时间掌声与欢呼声，整个会议大厦为之沸腾了。主持会议的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各国代表纷纷离开座位，去同周恩来握手。与会代表，包括最初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代表都称赞周恩来的“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5月4日，一位目睹会场情景的美国记者，在一篇专题报道中对周恩来的这个发言评论说:“周恩来的发言是对中国和解态度的绝好说明，其外交技巧登峰造极，它是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再平风波——周恩来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

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后，一只无形的黑手要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从20日傍晚开始，会议再次掀起波澜。有的代表节外生枝，把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殖民主义”。当有的代表提出提案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时，有的代表则以种种理由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提案。

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会场气氛紧张异常。许多代表目睹这一僵持局面，认为会议再也达不成什么协议了。

23日上午，周恩来再次发表了被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说:与会各国代表都是“一致呼吁和平”的，既然谈和平和合作，亚非29国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机”。

他又说:“我们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但是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同意的”。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这几句话，无疑成为消除障碍的最关键的几句话。

周恩来的发言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项》。有人为此感慨地称许说:周恩来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广交朋友——频频的会外接触与赤诚交往，周恩来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几乎与所有会议代表团团长“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亚非会议为所有与会国家提供了自由接触交往的机会。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建交的还是没有建交的、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周恩来都想方设法地与之接触，探讨相互间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吐肺腑之言，消除隔阂和疑惧。颇颇的会外接触与交往，使周恩来结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并且收到了显著效果。其中有很多团长包括最初有对立情绪的，都同周恩来建立起了友谊。当年在亚非会议上以滔滔辩才而出名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在亚非会议召开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报》驻纽约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亚非会议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中，有两件是在会外取得的。

其一，经过平等协商，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为新中国同其他国家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树立了典范。缅甸总理吴努会后对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感叹地说:我深信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相反，中国却受到了美国赤裸裸的公开进行颠覆之害。

其二，消除了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要求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因为，那样“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但是，在会外，周恩来毫不隐讳地同关心这个问题的国家代表团深入交换了意见。他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完全统一。因此，这是内政问题。二、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这是国际问题。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巴基斯坦总理问道:和平解放台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将军?周恩来笑答:完全可以。

4月23日，周恩来发表简短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顷刻之间，周恩来讲话和声明震动了万隆，波及到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完全消除了，并导致了中美大使级谈判，为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贡献。

从17日抵达万隆到24日会议闭幕的八天中，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和事务工作，已经耗去了周恩来相当多的时间，再加上颇颇的会外接触、交往，使他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睡觉总时间没有超过20小时，有时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随行的陈毅，他曾经深情而又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我对你非常佩服，我不但工作不如你，我熬夜也不如你!”

亚非会议的胜利成果，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新中国的企图遭到破产。周恩来这个中国革命神话般的领袖人物，作为新中国的优秀代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一位外国记者报道说:“只要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和掌声。”一位美国记者感慨地在他的报道中惊呼道:“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5月7日，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满载着向全国人民汇报的累累果实，在和煦的阳光下，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李济深、郭沫若、贺龙、李先念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摘自《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