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弓

一个伟大作家的一生

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上，大家辈出，佳作如林。若以字数计算，大作家中近千万或超过千万字的也为数不少，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凡尔纳等就是。当然，光看字数还不能确定一个作家的文学地位，例如大仲马的多产是众所周知的，恐怕上述作家中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然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明显要在这些作家之下。而一生仅写过五部长篇小说和为数不多的几个短篇、剧本的福楼拜，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即使与司汤达、巴尔扎克相比，也只能说各有千秋。我国研究福楼拜的学者李健吾就曾说过:“司汤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这真一语中的。

福楼拜是一个艺术大师，他对小说这一形式的创作，刻意求工，匠心独运。为追求它的“完美”与精确，呕心沥血，1852年3月他给高莱女士的信中说过一段话；

“整整十五年以来，我象驴一样地工作着。我这一生就象顽石似地过着，就把我的热情全关在笼子里面，除非为了解闷，有时我走去瞻望瞻望。噢!只要写成一部美丽的作品，我这一生也不算白活!”

他的确“象驴一样地工作着”，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生活如同“白开水一样乏味”，象塞纳河的流水一样平静。他不爱交际，厌恶党派纷争，也没有更多可供人们谈资的风流艳遇。他的全部乐趣就是将“一页一页的纸，往上涂墨”。桌上摆着的蛙形墨水孟，“对许多人来说，盛的只是几滴墨水，然而对另外好些人，却是一片汪洋大海，我呐，就浸在这里头。”他常常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一盏孤灯伴随他度过多少不眠的长夜!他那座坐落在塞纳河畔的克鲁瓦舍别墅，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象驴一样勤奋笔耕的见证。他的欢乐与痛苦，他的同情与憎恨，全部交给了他笔下的人物。他写《包法利夫人》时，曾为女主人公一洒同情之泪；在写作历史小说《萨郎宝》时，“我的回忆一直追溯到埃及的帝王。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在历史的不同时代，经营不同的职业，遭遇繁复的命运。我现存的个体是我过去的个性的终结。我做过尼罗河的船户；当布尼之战，我在罗马正好做人贩子，在徐布尔我做过希腊辩师，饱经臭虫的蹂躏。当十字军之役，我在叙里亚的海滨吃多了葡萄，腹胀难忍。我做过海盗、僧侣、车夫、魔术士。或者东方的皇帝，也许?”他就是这样生活在自己创造的艺术天地之中，常常到忘乎所以的地步。

为了精雕细琢他的艺术品，使散文这个“可诅咒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定型的、没有形状的东西”更趋完美，他永无休止地查阅资料，结构情节，刻画人物，推敲文字。他不相信什么“天才”、“灵感”之类的说法。而把布封的名言“天才即耐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在写作《包法利夫人》时，为了寻求最佳的表现形式，常常“弄得头昏脑胀，心灰意懒，我坐了四个钟头，却没有写出一个句子来。今天整天就没有写成一行，却抹掉了一百行。”在写作《圣安东的诱惑》时，为了使作品精益求精，福楼拜把这本小说的题材一再提炼，反复重写。1839年他写的《斯玛尔》可看作是它最初的一稿，其后，又分别在1846、1849、1850、1870年不断重写、修改，直到1872年才定稿，1874年以《圣安东的诱惑》为书名出版。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布法与白居谢》从1843年22岁开始构思，1872年开始写作，直到1880年作家去世前，前集的最后一章还未完成。这本小说写两个退职回乡的职员搞科学试验失败的题材，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举凡农业、园艺、果木、化学、医学、地质学、考古学、史学、文学、政治、哲学、教育……为写好这部小说，他对这些方面的科学知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学习。据后来他向他的学生莫泊桑透露，他总共阅读了一千五百册的书，笔记卷宗有八寸之高。这个惊人的数字足以说明为写作这部小说，福楼拜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劳动代价，他对创作又是抱着多么严肃认真的态度。作家的最后一滴血，就耗尽在文学创作中。1880年5月8日他正执笔写作之时，突患脑溢血，颓然倒下，死在他的写字台的脚柱边。正如莫泊桑所说:“文学扼杀了他，正如强烈的热情扼杀了一个热情磅礴的人一样。”

这就是一个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伟大作家的一生。

司汤达生前的知音

司汤达是个生前不为人所看重的作家。他虽然写出了象《红与黑》、《巴马修道院》这样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但人们并不赏识它，也不把司汤达列入当时法兰西的作家群中。一些权威的批评家甚至认为《红与黑》不值一提，有人就这样评论过他的作品:“他的人物都是死的，这些人物都是巧妙构造的机器人。”有的批评家甚至说:“司汤达并不是一个傻子，虽然他写了几部傻书。”他去世的时候，讣告栏上甚至把他的名字都写错了。与此相反，一些平庸的作家和低劣的作品却大受捧场。这不能不是当时法国文坛一种奇异的现象。但司汤达对自己的作品却很自信，对于世人的冷淡态度，虽不无愤慨，却并不把它放在眼里，处之泰然，他很乐观地说:“大概1880年左右，就有人会欣赏我了。”

他在文坛上的知音，当时只有比他年轻16岁、并且享有赫赫名声的独具慧眼的大作家巴尔扎克。在司汤达早期的作品里，巴尔扎克就看到了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的艺术天才，并且用一切机会给这位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作家以帮助。1839年3月，当《巴马道修院》在《宪政报》上刊登它的一些片断时，巴尔扎克就读到了它，一眼就看出这是一部杰作，他一方面在《巴黎评论》里撰文予以高度评价，同时还在3月底给这部小说的作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了由衷的称颂:

我已经在《宪政报》里读到“修道院”的节录，这使我犯了一次罪，因为我居然生出了妒忌之心。是的，当我读到那一段关于战争的正确而超卓的描写时，实在是受到了一种妒忌心的攻击。这正是我曾经梦想在我的“军旅生活之场景”里写出的，而且这是我所遇到的最难的一笔。我沉醉，我困恼，我迷惑，甚至于被这一段描写引到绝望的路上来……您可以相信我是诚恳地告诉您我对它的想法。这一段文章已经引起了我自己的期待，它也使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更加严紧……

巴尔扎克当然不是出于妒忌心，而是出于对它的真诚的赞美才写这封信的。他曾经用十年工夫构思了一部《战争》的小说，由于写不好那战争的场面，一直没有动笔。现在司汤达用完美的形式将它表达出来了，他的高兴自是不待言说的。他用不着妒忌，需要他去完成的《人间喜剧》的题材，他远未完成，他决无题材撞车之虞。这封信表达的是一位伟大作家的博大胸怀。在写了上封信还不到一个星期，巴尔扎克读完了《巴马修道院》全书，当即又给司汤达写了一封信，信的一开头就写道:“对于使我们愉快的人，我们也要尽快让他高兴。‘修道院是一部优秀的巨著。我对您讲这些话既不是吹捧，也不是妒嫉，因为写这样的作品我是无能为力的，这不是我的专长，因此可以坦率地称赞它。我画一幅壁画，而您创作了意大利的雕像。我们感谢您所作的一切成就。……这本小说是别具匠心的，完全崭新的!我的赞美是绝对的、诚恳的。”处于寂寞生活和勤奋写作中的司汤达，看到巴尔扎克这些评论文字，真是大喜过望，受到极大鼓舞，他的作品从来只是遇到卑劣的评论，而现在却由一个他素来敬重的大作家给予如此高度的赞扬，不能不令他感动。他在给巴尔扎克的谢函中写道:

先生，昨天晚上我大为惊讶。我想任何人都没有让他的作品这样被人在杂志里讨论过，而且是由这个问题的最高权威来加以讨论的。您怜悯了一个被人遗弃在街头的孤儿。

同时，他也表示了对于世俗偏见的不平与愤慨:

我们死了之后，就可以和这些人交换地位了。我们活着的时候，他们有绝对的力量来统制我们的身躯，但是过了这个之后，他们就永远被人忘却了。

司汤达的话，是为其后的历史所证实了的。

(一丁摘自《文艺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