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雄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兴趣极为广泛，成就卓著。他最先制定双工式和四工式电报系统、发明自动电报帮电机，以后又发明了留声机，并改进了白炽灯和电话等。他在照明系统上贡献最大，制成了当时容量最大的发电机，建成了第一座大型发电厂。另外，他在铁道电气化试验、热电子发射现象，以及电影、矿业、建筑、化工等方面，也有不少著名的发明。

爱迪生是如何走上自学成才、创造发明道路的呢?美国哲学丛书社出版了一部《爱迪生日记随感承》，收集了他的大量日记和随笔。这里节选出随笔四则，可以从不同侧面看出爱迪生所走过的富有创造性的道路，以及他那充满奇趣的爱情生活。

一、尝试

尝试完成一件事，我有时觉得就象登上一座百呎高的花冈岩墙头一样。尝试尝试再尝试，还是做不到，我就去做另外的一件什么事。于是，有一天，也许是过了几个月，也许是过了几年，我自己或别人发现了某件事，或世界上某个地方发生了某件事，我知道那可以帮助我至少登上那墙的一部分。

在任何情势下我从不让自己丧失勇气。我记得我们曾为一项计划作过几千次试验，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我的助手中有一个人，在我们作了多次试验依然失败之后，对我们的“一无所获”表示了失望与厌恶。我很高兴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学得一些东西了。因为我们已经确知这件事用那个方法是做不成的，必须尝试别的方法。我们往往从失败中学到很多东西，只要我们不断努力、积极思考和工作。

(1922年1月)

二、聋

我的耳朵聋了，是我十二岁时发生的事。当时我在大干线铁路上刚得到一个报童的职务，我被人拎着耳朵从地上摔到行李车里。先是耳痛，以后有些聋，越来越严重，最后发展到在戏院里只能偶而听到几个字的程度。耳痛消失以后，我就成了真正的聋子。

聋对于我并不是一种障碍，反而是一种帮助。从一开始，在耳痛消除后，“聋”就驱使我去看书。

我的隐遁所是底特律的公立图书馆。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从书架的最下一层的第一本书开始，一本一本，看遍了全架，我不是读几本书，而是读一个图书馆。当时我得了一套书，名为《便士图书馆百科全书》。都柏林出版，我也从头到尾看完。

我看柏尔顿的《哀愁之解剖》。这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是一本很吃重的读物。《解剖》读过，就看牛顿的《原理》。

但我仍然致力于数学，直到有些厌倦了才作罢。我在数学上所受的教育不外乎看书。我并不是数学家，但我在这门学术的高级应用上可以作到不出现百分之十的错误。我记得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曾奉命到苏格兰一家大厂去见一位专家，商讨关于大洋电报的若干试验。我和那位专家谈到一项统计问题。他做了四个小时，我只做了一个半小时，而且只错了百分之十。

我在大干线当报童时，早就知道金钱是一件宝贵的东西了。那时正当内战时期，希洛战役正在进行，我就想，如果能把我在底特律知道的大战消息透露到外站去，那么我到了那里以后，生意就会比平时好。

于是，我跑到底特律自由报社，问管事的赛茨先生，可否放心给我一千份报纸。他简直以为我大概是发了疯，但叫我去找司妥瑞先生。司妥瑞先生仔细观察我。我穿得很不象样。他有些迟疑，但他终于告诉赛茨先生可以给我报纸。

我拚着力气把报纸拿到行李车上。沿线各站的站员(也就是电报员)，都是我的朋友，待我不错，我常送糖果和别的东西给他们。底特律的站员也是我的朋友，我得了他的特许，预先打电报给各站，请他们贴出广告，说火车一到就有报纸来，上面载有大战的详情。

到了沿线的第一个站，我就发现这个主意的成功超出了我的期望。月台上挤满了急着要买报的男女。一看那群人，我就把报价从五分增加到一角，结果还是人人都来买。到了第二站，我把报价从一角加到一角五分。广告的效用在其他各站也都很好。火车到了休仑阜，我已把价钱加到三角五分，而人人都买了一份。

这个主意使我赚了钱，也使我能有机会去学电报。这件事在我是渴望已久，因为我早已发现我的耳朵并不妨碍我听电报机的答声，却听不见别的扰乱心神的声音。我收发报的速度出了名，尤其是收电更快。

可以说我被断绝了一种社会交际，就是闲谈天。我为此也很高兴。免掉这种谈话，使我有机会去考虑各种问题。假如我能够听到常人所听的那许多无知的谈话和别的许多无意义的声音，我深信我的神经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强健和良好。我从奥伦治到了纽约，对我来说那里实在是一个静悄的去处。连那样一个大都会也不使我神经紧张。我想，我们现代生活中的神经紧张，多半是由听觉而来的。

纽约第九街的高架铁道，初设时很多人抱怨它的噪音太大。有些人简直要拔出刀来相闹了。我受雇去那里作一个调查报告。我的听觉不灵使我能够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我只听得见最刺耳的声音，这就帮助我断定毛病是在铁轨交叉点。别的专家因为听多了一般的噪音，所以无法确断。

我认为许多年来我的耳朵比常人更适于在现代城市生活。但在乡间或安静的郊外，情况就相反了。在那里，听觉正常的人大大优胜于我。例如，我从十二岁以来就没听见过鸟的歌唱，不过我可以听见留声机上的任何声音。

我知道有些人为耳聋烦恼，虽然他们聋的程度不及我一半。研究研究这些人，就知道他们的享受没有一点价值。他们在饭桌上热心于倾听无谓的闲谈，抱憾漏听了废话。如果耳聋能够驱使他们去看有益的书，他们一定会发现世界是一个快乐的所在。

若干年前有一位专科医生来看我，说是可以改进我的听觉。我相信他可以做到，但我不愿叫他来试一试。

耳聋曾给世界做了许多好事。以我为例，这聋促成了留声机的改善，同时还使电话进步到实用的阶段。倍尔最先把电话的设想变成现实，我去试验，声音太弱，我听不见。于是我就去改良它，直到我能听到它的声音为止。我把这架改良的炭素送话机卖给西联公司，他们又卖给了倍尔，结果成功了。如果不是一个聋子电气工程师把电话做成可以实用的东西，也许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电话要晚不少时候才会有。

假如我不是耳聋，留声机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成绩。为了制成一张完善的钢琴乐曲唱片，我费了二十年的时间。

聋对于我的营业也有好处，而且不止一件。那原因在于，我不以口头的同意和报告为凭。我常有听不完全的时候，所以我把每件事都用白纸黑字记下来。我的耳聋连一次也没有妨碍我赚钱的机会，反而帮助了我许多次。耳聋在我往往是一项资产。

甚至在恋爱上，我的耳聋也是一种帮助。首先是它使我有理由更靠近一点。假如不是由于听她说话非得贴近不可，我是不敢这样做的，因为我天生怕羞。而等到事情确已进行得不错的时候，我就知道听觉是不必要了。

我的爱情后来是用电报进行的。我把摩式电码教给了我心头的那位女士，她学会了收和发之后，我们就互相在手上轻敲我们的谈话，这使我们感到比口语更为亲密。不久，我用摩式电码问她，肯不肯和我结婚，Yes这个字用电码来传达是很方便的，她用电码回答了我。假如改用口说，她会觉得难些。我们乘马车在白山中作长途旅行，别的人一点也不知道我们正在亲切交谈。虽然马车里还有另外三个人，但我们却可以使用非常亲密的称呼而丝毫不感到拘束。我们去看话剧，她把手放在我的膝上，将演员说的话发了过来，虽然我一点也听不见对话，但我却能了解整个剧情。

最后，可以这样说:最好的思考总是在寂静中产生的，而最坏的总是在骚扰中产生的。

(1925年4月)

三、阅读

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我看两份早报、三份晚报，看所有的重要杂志(只有小说部分除外)，还看大多数科学出版物。有时闲散，我就沉浸在一本侦探小说里。

我确实认为一个青年人应当经常读一份报纸。他如果到纽约去加入商界，就应当多看一份《纽约商业评论》。他如果是电气工程师，就应当看一份工程刊物，以此类推。我们生活、成长，都靠着新知识。

我通常只推荐那些真正是力求明白、简单，用人们所知道的事物作比拟的人所写的书。我觉得很难过，一般的科学书籍几乎都是由不会解释事物的人写的。当然，说到底，任何领域的杰作本来也是极难得的。

进步使大多数书籍成了废物。我的书差不多全是科学团体的报告，永远不会重印的。由于它们早已出版，而又稀少难得，所以它们的价值也就不断增加。人们往往说那些团体出版得太多了，而我不这样想——只要那是真实的报告。

这些书使我免掉了时间和金钱的浪费，因为我可以不再做别人已经完成或已试过的事——除非你要把那试验重做一遍，好象你愿意重听一段乐曲一样。

试看法拉第的著作是怎样充满了试验与发明的简单报告。他的记录，简直就象碑文一样。看看最近用五六种文字、包括用拉丁原文重印出来的厄斯替德(Oersted)的电磁大论断，短小得惊人，而真正可以说是每一行都有一个试验和一件事实。真理永远是这样的。

(1921年2月13日)

四、老年

有人问过我，一个人过了七十岁如何才能有事可做。问题是，一个人如果闲得没事可做，多数由于在他思想活跃的年轻时代，并没有对许多事有过兴趣。如果曾对许多事有过兴趣，他一定会觉得要用很多时间去看书，观察，留心人物。他可以为自己的很多爱好工作，直忙到死。

我现在七十四岁，但我不想退休。等到医生把氧气筒拿来，我才知道那是我放下手的时候。

(1921年2月11日)

(王毅摘自《祝您成才》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