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硕

一九七九年以来，我国理论界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重点是马恩早期著作)的热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寻根”运动。借助“寻根”和“还原”来突破研究现状，以求发展和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就是研究马恩早期思想的意义所在。孙伯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就是这个研究热潮中一部较有影响的论著。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研究中，不难看到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它以某种理论模式为标本，把动态的历史纳入既定的理论框架，从而把全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归结为这种理论模式的生成。这种方法的着眼点是“体系”，它从体系的更加完备上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根本区别于旧哲学之处。针对这种情况，《探索》的作者极其深刻地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区别于旧哲学的，与其说是“体系”，不如说是“方法”。书中写道：“毫无疑问，唯物辩证法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但就连这个‘灵魂也是在研究新的历史条件和重大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日趋完善的。对于全部马克思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现实问题的正确出发点和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因此，最核心的问题是‘方法。”(第6页)抓住了这点，理论的自满自足和自我封闭才成为不可能，通向活生生现实的大门才算敞开。这样，马克思主义在其对象化的过程中，就不再是一个单向运动，而是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相互作用：它在实现自身的同时不断地改变了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一切“体系哲学”根本对立的。该书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宣告了一切“把哲学当作人类理性的完备表现而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体系哲学的观点”的破产。在作者看来，重要的是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下述文字可谓点睛之笔：“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哲学始终都是观察和批判现实问题的方法和武器，他们对哲学的态度唯一地是以哲学对现实的关系来决定的。当他们决定接受或者抛弃某种哲学立场的时候，并不是以任何个人方面的因素为标准，而是以哲学本身在批判地理解现实和寻求有效的革命途径方面所发生的认识功能为标准。”(第381页)

众所周知，任何哲学既要履行一定的意识形态职能，也要履行批判认识功能，这两种功能相统一的维系纽带是无情的革命批判的精神。资产阶级哲学在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前，其批判锋芒不可谓不尖锐：它不仅深刻批判现实，而且敢于反省自身。但是，它一旦意识形态化，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仅需要神化自身，也需要粉饰现实；不仅拒绝反省自身，甚至不许批判现实。这样，科学认识功能在它那里便丧失殆尽。无产阶级需要的是人类解放而不是本阶级的特殊利益，社会主义需要的是发展而不是维持现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理由因其意识形态化而丧失批判认识功能。《探索》以确凿的事实说明，这种彻底的革命批判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宝贵的品格。不错，马恩哲学思想是在对黑格尔、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等哲学的批判中形成的，然而这每一个批判，却无不包含着他们对自己过去信仰的清算。如果说，批判自身的反省意识，使得青年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冲决一个又一个的思想罗网，从而钻到了人类理论思维的最前列，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后，这种批判自身的反省意识，则是使之同人类实践保持最紧密联系、从而永葆生命活力的基本前提。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正从“源”向“流”、从“根”向“枝干”转移，这是必然的。尽管“寻根”可以有益于开创未来，然而创新毕竟不可能通过“寻根”来完成。对现实的探索才是更为直接、更为强大的动力。就这方面而言，通过“寻根”探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难免具有局限性。我们通过《探索》一书可以看到，尽管作者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全书也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希冀从中直接获得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却是徒劳的。有人以为增加点有关现代论战的内容便可以克服这种局限，我却不以为然。形成史的研究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具有直接现实性，它的局限性恰恰也是它的特点和优点。和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反思，恰恰提供了更多清醒的反省现实的尺度。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研究对于我们永远具有魅力的原因。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孙伯著，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版，2.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