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军

黎明，从睡梦中醒来，听着大都市清晨的喧嚣，我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依然在做梦。回首自己踏过的一个个既清晰又模糊的脚窝，大滴的眼泪就会从眼角慢慢地滴落。

一、苦涩的回忆

父亲死了

我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

1959年7月，我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个旧军人的家里。父亲1947年被国民党拉壮丁从甘肃来到新疆，1949年随全军起义，参加了解放军。以后，又转业到了生产建设兵团。母亲也是甘肃人，是支边到新疆来的。他们都没什么文化，只能写写简单的信。

1964年，父亲被调到劳改队做警卫，我们又搬家了。记得，坐的是四个木轮的马拉槽子车，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世界。天和地远远地连接在一起。旷野上不时奔过几只黄羊，它们跑一会，停一会，抬着头定定地看着我们。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体验到大自然的神秘、壮阔。

新家的生活是快乐的。那里到处是芨芨草、琶琶秧和芦苇，是我们玩的好地方。西瓜很多，还有小小的很香的黄蛋子甜瓜。就在这时，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太阳还是那样暖，雪花还是那样白，但是生活中的一切却都改变了。

那个冬天很冷。爸爸从三十公里以外的奎屯团部医院回来，告诉妈妈他要转院治疗去了。第二天早晨舅舅就用自行车把爸爸推走了。没过几天，舅舅一个人回来了，要带我和母亲去团部。当天晚上，母亲做了个恶梦，梦见爸爸哭着说:“我走了，你一个人看好孩子吧。”

第二天一早，有一辆卡车去奎屯。因为驾驶室里只能坐两个人，母亲和舅舅上去了。我哭叫着想和妈妈一起去，但是不行。我眼看着汽车黑色的轮子把洁白的雪压出两道深深的辙印，开走了。下午，我终于到了奎屯。妈妈见到我，放声痛哭起来:“孩子，你爸爸不在了，你爸爸不在了!”我们母子相抱着哭在一起……

我懂事了

父亲死后，晚上我们谁也不敢一个人进门。总是一起进屋，把灯点亮，把门顶好。白天，我总看到有一柱柱的旋风从远处卷来、又卷走，孩子们常喊:“旋风、旋风，你是鬼，三把镰刀砍你的腿。”大家都说旋风里有人。我想:“那风不会卷我，因为那是爸爸从东方的奎屯远远地走来看我们来了。爸爸是不会吓我们的。”

母亲因为精神受到刺激，也进了团部医院。我那时八岁，成了一家之主。除了上学，还要管好家。我学会了作饭，做了好吃的东西，就交给拉面粉的牛车夫带给妈妈。

有一次，我想去看看妈妈，就和弟弟偷偷地爬上一辆运粮车，可是弟弟被赶下去了，他在汽车后面哭着跑着，车后的尘土把他遮没了。我也哭了。

妈妈的病还没全好，就不肯再住下去了，因为，我们兄妹四人要靠她一个人养活。

一个秋天的下午，母亲去拾棉花，我把饭煮上，背着妹妹玩去了。突然，传来了人们的呼喊声，我一看，啊，是我们家的房子失火了!家里的东西都烧光了，妈妈从地里回来，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生活多么艰难呵!

有一天，妈妈对我们说:“你们长大还早着呢，小小年纪干重活会累坏的。妈给你们找一个父亲吧，让他帮咱们挑水。”就这样，在离团部较近的地方，我们有了一个新家。

我变成了一个自卑的孩子我上学时，一直是班里的文艺委员，领着同学们唱歌。四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徐老师让我去连里排节目，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着。

那时候，中国只有样板戏。我们排的是《智取威虎山》，我演老猎户。有一天，我一进礼堂，就唱了一句杨子荣的唱腔，帮我们排练的新安老师立即追出来问:“刚才是谁唱的?”从那以后，就让我演杨子荣了。

1971年，我十二岁了。我们家又搬到了十二连，这是我难忘的地方。在这里，我演了杨子荣，又演了郭建光。演沙奶奶的是一个大一点的女同学，按剧情，在唱完“再来看望你这革命的老妈妈”后，我应该握住她的手。但是，我从不敢去握。正式演出到了，我只好求拉幕的老师，我们一握手，立刻就拉幕。这样，当我唱完时，猛地一下抓住她的手，也没看清幕拉上了没有，就跑下了台。

这大概是我少年时代最得意的时期了。别人见了我，总喊我“杨子荣”、“郭建光”，让我唱一段。

“演戏”才给我带来欢乐，我的新家庭却又给我的心蒙上了阴影。

继父和母亲结婚后关系一直不太好。不是说我和弟弟吃得多了，就是说油、粮食分得不对了。一家人，常常为了一口红糖、一把米、一碗面而打架。

在家庭因穷困而发生的吵闹里，在一些人轻视的眼光下，我渐渐地发现自己与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我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在别的孩子面前抬不起头来。强烈的自尊心使我常常自卑、苦恼。而恰恰是这种自卑使我萌生了要改变现状的愿望。

吹进心灵的风1973年8月，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到我们这里演出话剧《扬帆万里》。演了三场，我连看了三场。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话剧，看到那么多的灯光，那么真实的布景和道具。知道了世界上还有演员这种职业。也第一次知道了电影也是演员们演出来的。我以前一直认为电影都是真人真事的记录呢!

在农场的业余演出中，我渐渐地对那些奇妙的乐器产生了兴趣。当时，我最喜欢的是二胡。我们家是不可能给我买二胡的，我决心自己做一个。我在柴禾堆里找到一块圆木，用烧红的铁条在上面钻了眼，用牛皮纸糊在筒上，充当二胡的“蛇皮”，又到马棚弄了一撮马尾，整整忙了一个多星期，“二胡”终于做好了。

这天傍晚，夕阳下山了，月亮升起来，我坐在柴禾堆上，拉起了我心爱的“二胡”。啊，它真的响了。我拉着，听着，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为了不影响人们休息，我来到麦地水渠边。即将成熟的麦子“沙沙”地摇动着，散发着麦香，凉爽的夜风吹进了我的心田。我把两脚放在渠里，小渠里晃动着圆圆的月亮。刚才还嗡嗡飞舞的蚊子也睡去了。这一片天地是我一个人的。我不知疲倦地拉着，拉着。有时，渠边树上的小鸟会“喳喳”地叫起来，不知是我的“二胡”声吵醒了它们，还是它们为我的“二胡”伴歌?

二、银色的梦

春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高中还没有毕业，我就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开始象我的父亲一样，在连队里当上了一个普通的农工。十七岁的我，已经什么都能干了。

在连队时间不长，我被调进了团宣传队。正式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活。

在宣传队里，我仍然被人轻视。我的家庭出身、我的贫困都足以让人看不起。我是那样喜欢乐器，尤其喜欢手风琴。中午，别人休息了，我就背上它，到外面去拉。不久，手风琴被一个干部的孩子占用了，从此，我再也不能拉手风琴了，为此，我不知哭过多少次。我知道，自己太弱小了，是无法和别人争的。这件事，我至今都牢牢地记着。并不是记恨某一个人，而是记住一个青年的自尊心是怎样地被压抑、被损害的。

这期间，我投考过不少新疆的艺术团体，有好几个都同意接收我。但是，我们团部和宣传队却不肯放我走。几次调动没成，我很伤心。但我决不灰心丧气。每过一年，我都订下新的奋斗计划。

新的一年到了。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就开始跑步。街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我一直跑到大礼堂，对着礼堂大门上的玻璃练声。天刮着风，下着雪，我只穿一件毛衣，站在礼堂门口练。一天两次，天天如此，一直到春天来临。

当挂满了冰柱的屋檐开始落下第一滴化冻的雪水，树木的枝条慢慢由黑变青，春天真的来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全身心都在春的骚动中激动着，深深地感受着春的活力。我轻声地自言自语:春天，春天啊，又一个春天到来了。我将报名去考试!去拜师!去乌鲁木齐看演出!我，沉醉在想象的欢乐里。春天，真是幻想的季节，也是奋斗的季节。

去上海

1980年5月，我搭车去乌鲁木齐看话剧。几个好朋友告诉我，上海戏剧学院正在招生，我应该去试一试。我的心立刻热了起来。这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他们带着我去马骥老师家查了《文汇报》，这才知道，其他考区都已报考完毕，只剩下上海考区了，马上去还赶得上。

第二天，我立刻返回离乌市三百多公里的家。到家时，天已快黑了，母亲劳动了一天才回来。我想对妈妈说去上海的事，又担心妈妈不同意。从1976年参加工作以来，我自己没有存下一点钱，钱都用在看戏、学习、考试上了。身上穿得很破旧，吃的也很差。我们家里也很困难，哪里有钱给我作路费呢?但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咬牙，说出了我的愿望。妈妈问我:“有把握吗?”我说:“想去闯闯。”妈妈听了，饭也没顾上吃，就出去了。夜色降临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小连队被黑暗吞没了。我站在门口发愣:妈妈没有什么文化，但她却是那样的理解和支持我。妈妈终于回来了。她借了五六家才凑够八十元钱，勉强够去上海的路费。看到这些钱，我说不上话来，真不想去了，不想再给为我们兄弟姐妹操碎了心的母亲增加更大负担。而妈妈用鼓励的目光看着我，把钱轻轻放在了我手上。

第二天早上，妈妈给我换了件新上衣，打了几个鸡蛋让我吃，又把热乎乎的烙饼包好，就送我上了路。

天阴阴的，有几块云在飘动。公路两旁的红柳也不象往日那样精神，静静地有些忧郁。我和妈妈来到了车站，汽车已快开了。妈妈把小包袱交给我，说:“考上考不上不要紧。回来钱不够，我再给你寄。”汽车发动了，妈妈直愣愣地站在那里。我再一次仔细地看着妈妈:她那憔悴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布满银丝的头发有些零乱，额前还沾着烙饼时蹭上的面粉。这时，我一阵心酸，觉得对不起妈妈。我哽咽着说:“妈妈，我去了。”我刚上车，就噼噼啪啪地下起雨来，我忙说:“妈妈，你先到树下避避雨吧!”妈妈没动，泪水顺着她布满皱纹的脸滚下来。雨大了，妈妈站在雨中久久地望着我……

汽车到了石河子就不走了，而石河子离乌市还有一百多公里，我只好搭货车，直到晚上七点，才到了乌鲁木齐。我直奔火车站，买了去上海的车票。八点钟，火车开动了，乌鲁木齐还是日落西山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告别:“再见了，我的家乡，我走了，走了……”

五月的北方之夜，车上是很冷的，我只穿了一件衣服，早晨就感冒了，头也痛起来。坐在列车上，望着窗外的黄土高原，突然看到一只鹰在天空盘旋。我想起了母亲，想到了这些年奔波的生活，难过得流下了泪。我想下车，回去，不参加考试了，从这里下车还来得及。但是，我终于坚持住了，我不能下去，我要闯一闯。对面的小桌上，发出喷香的烧鸡味，几个人正在大口大口地啃着鸡。我也饿了，很想买一盒饭，犹豫几次还是把钱又装进了衣兜。感冒并没有让我低头，在座位上，我小声地朗诵着《海燕》，又到洗脸间，对着镜子练习寓言《陶罐和铁罐》。

四天后，我下了火车。我带着一封给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马林同学的信。这是石河子的周彬老师写的。马林带我去了招生办，补报了名。接着又认识了江文述老师和招生办的江舟老师，他们对我很好，为了节约开支，同意我住在马林的宿舍里，在学院吃饭。

考试

1980年6月2日下午，我带着初试通知单来到了考场，心里又紧张又害怕。

初试开始了。不知为什么，我在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时，还没朗诵完，主考老师就叫我停下来了，我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大概完了!”这时，老师说:“你用两分钟想一个小品《熬药》。”我觉得自己的脑袋直发懵，但我还是马上努力思考准备起来。小品表演完后，老师告诉我:“一个星期后听消息吧。”我连忙说:“老师，我刚才的朗诵还没有完呢，我……”老师说:“你回去听消息吧。”出了门，我很茫然。以后的几天，我一直是在等待和恐惧中度过的。我认识的几位老师们看出我的情绪，都告诉我，不要老是想考得好坏，应该全力准备下面的考试。

6月6日，一榜公布，我榜上有名。此时原来报名的一千五百多名考生，只剩下一百多名了。6月9日，又通过了第一次复试。6月11日，我正在食堂吃饭，三年级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复试榜已经出来了，只剩了十几个人了，你去看看吧。好象没有你。”我的心一下子猛跳起来，嘴里的馒头象一团干棉花堵在嗓子眼里，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转。身边的马林说:“你别急，咱们一起去看看。”一路上，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会没有我，不会没有我……”我好容易鼓足勇气走进了看榜的人群，啊!有我!我的名字在上面。只有十七个人了。多么幸运啊!然而，一口气还没松，又传来了更可怕的消息:十七个人里面，还要再刷掉十个!

6月12日，最后的考试来临了。这次和以前的气氛完全不同，考场上架起了灯光，钢琴盖早已高高地撑起，超过考生人数几倍的领导、老师庄重地坐在那里。

说也奇怪，这次我反倒一点也不心慌了，我朗诵了寓言《陶罐和铁罐》，唱了台湾民歌《我爱我的台湾岛》，做了小品《细心的班长》。最后一个题目，是让我们每个人用最大的声音喊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前面的几个同学都喊过了，我也大喊一声，然后“扑通”一下倒在地上。主考的老师吓了一跳:“你怎么了?”我站起来，镇静地说:“我被枪毙了。”我时刻记着魏启明老师给我的指教，要与众不同。就在喊声里加进了剧情，在场的老师都笑了。

专业考试还顺利，文化考试我却考糟了。英语，只写了一些字母，算是交了白卷，语文和政治也都考得不好。我难受得哭了，找到江文述老师，还了复习用书，想回新疆了。江老师说:“文化课没考好，是不利。不过学院还要最后平衡全国的情况，对边疆的考生也会更慎重的，还是先在图书馆好好看看书，等一下消息吧。”

我心里充满了感激。这次到上海考试，不知多少同学、老师关心我，帮助我，给我饭票，帮我准备考试，鼓励我，还教给我做人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没考上，也不虚此行。

1980年7月2日，上海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手里。我流着眼泪，握着老师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老师们。”梦终于变成现实了。我一下子往新疆发了三十多封信，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魏启明老师请我吃了饭，他告诉我:“上海这个地方是个染缸，你进校后，生活上要保持现状，少考虑穿戴，要爱事业，不要追求名利。”

三、新的生活

大学

1980年9月1日，我开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活。大学一二年级的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每天早晨六点就要起床练功，八点钟开始上课，上午四节，下午三节，晚上观摩或自修，第一学期就开了十几门课。

入学后，我享受国家的甲级助学金，逢年过节还另给我一些补助。冬天到了，妈妈托人带给我的棉衣根本穿不进去。上课时，老师看我挺大个子，穿着破烂衣服，就给我买了布，让学院服装组的老师做了件外衣。辅导员金永林老师带我到商店买了件驼毛棉衣，还把他的蚊帐、枕头、凉席都送给我了我，还经常给我笔记本。表演老师宋廷锡送给我一顶帽子。学院里有很多老师关心我帮助我，就连我到上海的第一个生日也是在江文述老师家过的。

现在我离开了学院，离开了上海，但只要想起这些往事，就感动不已。不论我做什么，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们，他们待我真是太好了。

我的文学修养很差，同学们讨论起托尔斯泰、雪莱，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人。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写一篇题为“怀念”的作文。我因为写不出来，躲在宿舍里哭了起来。同学们看到后，就帮助我，我一遍遍的写，请他们提意见，结果，我的作文得了高分。老师叫我念给大家听，读着，读着，我难过地流下了眼泪。有些同学也哭了。最后，老师说:“这篇作文，让我们都知道了，有多少个象小王的母亲这样的父母，在节衣缩食地供养你们上学，因此你们要珍惜时间，发奋、刻苦地学习。”

认识关牧村

1983年5月，金永林老师对我说，上影来选一个演员，他推荐了我。第二天，见到上影厂的史风和老师，他说让我在《海上生明月》这部电影里和关牧村配戏，是关牧村扮演的李燕的男朋友。史风和老师把我带到上影厂第四创作组。在那里我见到了《女篮五号》的男主角刘琼导演。他握着我的手，端详了一下，一拍我的肩膀对旁边的女导演沙洁说:“行，我看就是他了。”刘导演又转过脸对我说:“小王，不过你的头发要剃成秃头，可以吗?”我说:“行!”接着，史老师把我介绍给关牧村，关牧村穿了件袖子上带白道的天蓝色运动衫，蓝条绒裤子，手里拿着大茶缸。参加音乐故事片《海上生明月》的拍摄，是我第一次拍电影，也是我生活中的另一个转折点。

初到上影时，我一方面为自己能参加电影拍摄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的顾虑。在我的表演笔记本上写过这样一段话:“关牧村同志是大家熟悉的名歌唱演员，与她一起演戏，总怕抹不开，这可能要影响表演的交流与配合，现在就要有思想准备，只要一参加摄制组的案头工作，马上把局面打开，不能因为怯懦而影响创作。”

第一次案头工作，在刘琼导演的主持下，大家一起谈戏，谈本子。之后我们演渔村伙伴的四个演员由沙导演陪着，开始熟悉角色。

我们四人开始练“海风轻轻吹”一段，这次排练真是糟极了:演小灵通的季平是细高音带颤抖，并自信地找感觉，演李翔的钮心荣是低音部分乱拐弯，我是唱得不准，逗得沙洁导演笑弯了腰，最后开玩笑说:“以后，大家吃过饭后，你们就唱一下，让大家都开开胃口。”我们乱跑调，竟把领唱的关牧村也给引跑了调。我们都笑了。关牧村也笑了。

一次分析剧本时，刘琼和沙洁导演对李燕在沙滩练唱后，看到从剧院来渔村的叶老师时，该不该跑过去，意见不一样。我同意跑上去。在刘导演给大家说这段戏时，我流泪了。看看关牧村，她竟是一样激动。我感到意外，就说了我自己对老师的感情和我想上学的心情，还说了我的母亲。在回去等车的路上，关牧村开玩笑地说我感情丰富，多愁善感，并且说今后去新疆演出一定去看看我妈妈，要我排完戏把地址留给她。我想那不过是说说而已。

在外景地

6月15日我们从青岛乘车，到外景地石岛去。

《海上生明月》是我国第一部音乐故事片，我在里面要演一个过去不熟悉的角色——渔民欧阳福。他要会拉手风琴，会唱，会弹吉它，会开车，会变魔术，又是一个结巴。对我来说难度是很大的。多亏有刘琼导演的指点，我才渐渐入了门。

刘导演在艺术上很有造诣，却非常尊重演员的意见，他总爱到我们三伙伴的房间来，听我们“争吵”，让我们充分发挥。摄制组是一个快乐的团结的集体。我们出去排戏回来，关牧村加上我们三个小伙子抄起沙球、吉他、手风琴就练，充满了艺术创作的氛围。7月13日是我的生日，不知是谁告诉了导演，他就请我和大家一起去吃饺子。还和凌之浩老师一起送我一幅郑板桥的诗画。

为了演好渔民，我们跟着渔民一起出海打鱼。海上美丽的景色，使我们情不自禁唱起了《送行》，关牧村也给渔民们唱了渔歌，他们高兴得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我们吃刚捞上来就煮的鱼虾真是鲜极了。渐渐地，我们这些旱鸭子，从怕海到爱海了。

有一次我们拍戏回来，季平告诉我:“关牧村把你的衣服拿去洗了。”我马上追出去，哟，她正在洗呢!我说:“不脏。”演李翔的钮心荣说:“不脏?‘李燕已经给你打了三次肥皂还没起沫呢。”我说:“是吗?”关牧村揉着衣服说:“以后要注意卫生。”从参加工作起，这还是头一次别人替我洗衣服。不过，这时候我可没敢往别处想。因为我一直是很尊敬这位“李燕”的。

四、从相爱到结婚

相爱外景地的戏拍摄很顺利，我们又回到上海拍内景了。

有一天，我妹妹来信说，因为家里经济情况不好，妈妈不让她上高中。妹妹想要我向母亲讲情。我想到，为了供自己考学、上学，让家里为难，心里很难过。关牧村见我愁眉不展，就再三追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告诉她，在我上学期间，两个妹妹都差点给了别人。一年前，又有人要让我十四岁的妹妹订娃娃亲。这样的事，我是绝不能同意的。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母亲，对不起两个可怜的妹妹。说着，说着，我伤心地流出了眼泪。关牧村听了，立即拿出四十元钱，让我先寄回家去救急，让我写一封信给母亲，一定让妹妹上高中。她还给了我信封、信纸和邮票。我说:“算我借你的，以后还。”我把钱寄走了，却悄悄地留起了信封邮票。我把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了关牧村，她含着眼泪对我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这一句话，说得我热泪横流。她也给我讲了她的家庭和过去，我们的心渐渐靠近了。

有一天，她带我到她的一位朋友家去吃饭，她对那个朋友说:“我真心疼他，我对他有一种同命相怜的感情。”这话一点不假，她对我的确是很关心、很体贴的。在上海芭蕾舞团排戏时，她总是多买一些肉给我吃。她知道，我爱吃肉，却常常买最便宜的菜，躲到别处去吃。有肉的菜太贵了，我买不起。

拍摄进入最后阶段了。这时，我们彼此都很喜欢对方，已经开始体验到“爱”这种神圣的、美妙的感情了。一天，一位剪辑师傅对我说:“小关很喜欢你。”我听了没说话。化妆师张荣妹对我和关牧村都很好，她让王苏娅给我说:“你今后要注意一点，不要太脏，干净点。你‘姐姐很喜欢你，对‘姐姐多关心点，给她点温暖。这事不要给任何人知道，不然就是爆炸性的新闻。”听了这话，我的心跳了起来。偏偏这个时候我衣服的钮扣掉了，关牧村要给我缝，我连忙说:“我会，我会。”坚持没让她缝。

那些天，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起夏天的石岛海滨是多么迷人，想起我们紧张而愉快的拍摄生活，想起远在新疆农场的母亲，想起那些自幼就开始尝到的人世间的痛苦，也更多地想着关牧村所经过的那苦难的、不堪回首的过去:十岁丧母，父亲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留下她和幼小的弟弟相依为命地生活。姐弟俩象秋后的小野草，忍受着大自然无情地摧残。现在弟弟已成家，父亲落实政策回来也有了老伴，可她自己却为了事业，独自一人在漫长而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走着。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值得我敬重、值得我爱的人，我应该和她一起并肩去奋斗。

一位散文家曾说过:“经常是这样的景况——人们的互相理解，只有在命运相通时，才能真正得以实践”。相同的苦难和经历，在我们心中引起了共鸣:经受过艰苦的人，才珍惜甜，才懂得感情的价值。这话真是对极了。

枫叶红了，摄制组完成了拍摄任务，即将回到各自的岗位。我又在上影厂中叔皇导演的《月亮湾的风波》中担任贵根一角，马上要去福建、安徽外景地。就要和她分开了，我心里怅然若失。是说，还是不说?说吧，需要极大的勇气，不说吧，今后可能再没机会了。思考了几夜，我终于有生以来第一次当着一个姑娘的面，吞吞吐吐表达了爱情。话还没说完，已是一头的汗。看得出，关牧村也很激动，可矜持的性格提醒她慎重，她说:“我要考虑一下，征求一下父亲的意见。”

我到了安徽外景地不久，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她父亲相信女儿的选择。

一束鲜花

我们工作很忙，难得见面。越是难得见面，也就越珍贵，越难忘。1983年10月，我从安徽外景地回到上海整休，准备再去福建。我刚下车，制片主任就悄悄告诉我:“关牧村明天中午到上海给《华佗与曹操》录插曲，住在申江饭店508。我简直不敢相信。当我确认他没有骗我时，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你，好主任。”突如其来的喜讯让我高兴得直想哭。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到上海最大的第一百货商店，想给她买一束鲜花。在买花的柜台前，售货员都偷偷地笑我，也许是看我总是拿不定主意而发愣的样子好笑?也许是看我一个大汉子买花，而且特别认真?花的品种很多，但我只买了一束开小花的紫罗兰和一枝不知名的小白粉花。我觉得这样的花给她最合适，因为它们虽不华丽富贵，却质朴纯净，散发着幽香，与我心目中的她十分吻合。这就是我第一次送给她的礼物。另外还有一个笔筒，是我在外景地专门定做的。笔筒上刻着我们在《海上生明月》中月下弹琴的画面，还有歌词:“大海问我想什么，别忘今夜迷人的星光。”鲜花象征着我对她的感情，笔筒寄托着我的心愿。

下午工作结束后，我到了三号录音棚。关牧村正在录曹操的《短歌行》。我听到关牧村浑厚、圆润地唱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去日苦多”，近百人都注视着她，然后合唱进去，“去日苦多……”我的眼泪涌出来悄悄地流在脸上，泪水中满溢说不清的感情。

世俗的偏见

正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时，社会各方面的舆论和压力扑面而来。有人说我胆子也太大了，敢找一个大名人。双方名誉、地位上的差距，怎么可能真的相爱?我在《海上生明月》组工作时，大家对我的工作和为人都是肯定的，这时也有人说，“看着他老实，还会干这样的事。”我真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甚至有人写信或当面对她说，我是为了分配，是想利用她往上爬等等。

我痛苦，受不了人们倒来的脏水，我不想让学院里的老师和远在边疆的母亲失望，更不忍心让牧村跟着我受人指责，受到连累，我不知多少次想过斩断我们的爱情，却又难下狠心。

1984年春节前夕，因为经济拮据，我不能回新疆。牧村惦记着我，在合家欢乐的时刻，“独在异乡为异客”，她不愿让我独自过年，不顾别人的议论，毅然邀请我去天津欢度春节。得到她父亲的同意后，给我汇来了路费。

我深深地爱着关牧村，这难以割舍的爱，却又连累了她。我处于极端的矛盾苦恼之中，最后，我咬着牙给关牧村写了一封信，请她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我惟恐自己的爱不能给她带来幸福，我请求她别将就，不要考虑我的感情会怎样，将就的爱情是痛苦的。同时，告诉她，我决定不去天津过春节了，因为我不想给她造成不好的影响。

关牧村看了我的信，痛哭了一场。她和施光南老师马上给我发了电报:“冬去春将至，北上有佳音”。

关牧村又发了一封航空信，信中诚挚地对我说:“爱情是纯洁、高尚、无价的，不能等价交换。我和你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青年，我们的感情一定会融洽，我们的结合一定会幸福。”江文述老师知道了这件事，骂我不懂得珍惜感情，不该对关牧村这样，让我立即去天津。声乐老师晏章汉又在南京路、淮海路上跑了一天给我买了一件大号的滑雪衫，让我穿着新衣服去天津，以自己的行动，回击一些流言，以自己的行动去追求幸福，走自己的路……

共同的追求

1984年7月我毕业后被分回了新疆。临别时，关牧村送我到飞机场，交给我一百元钱带给母亲:“你家中困难，我就此尽点力。”她说得那么平静，但我的心中却如巨浪排空。这一百元钱，对于那些万元户来说，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她的工资刚刚提到八十多元，还有家庭负担，这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她平日是很俭省的，拍戏时，吃剩拇指大点的咸菜也要用纸包上留下顿吃。我得到的不是一百元钱，那里面有一颗深情厚爱的心。

我的母亲体谅我们结婚要用钱，不但不肯接受这一百元，还多给了我一些钱带了回来。但是，关牧村说:“咱们应该自立，不能依靠父母。结婚可以从俭，精神必须富有。”她说得很对，这是我们共同的想法。

为了提高艺术水平，牧村虽然三十已过，仍报考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班。她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们俩的爱情，是建立在对事业的共同追求上，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不会结合。如果学校简章上规定，在校三年期间不能结婚，那我等着你……”有人说，结婚以后是白开水，是爱情的坟墓，我说，恋爱是爱情的前奏，结婚才是爱情的开始。

不久，我得到组织上的照顾，调到天津电视台电视剧部。

牧村也收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8月中旬，我们都被借调到北京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排练演出，我担任朗诵，她担任独唱，我们又第二次同台合作了。

10月1日，我和关牧村在总政招待所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一切都是招待所的东西。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和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风做了我们的证婚人。大歌舞舞美队长李自强和导演王曼力为我们主婚，来自东西南北的导演和演员们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婚后，我们生活得很紧张，也很愉快。牧村白天去音乐学院上课，晚上还要参加大歌舞的演出；我除了参加大歌舞的演出外，也经常见缝插针地参加一些电视剧的拍摄。至今，我们仍然住在招待所里，也经常离别。但是，我们很幸福。说真的，我为自己的妻子感到骄傲，我深深地爱着她。

新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新的追求在我的心中汹涌。特别是我，生活给予我的已经很多很多了，我敬爱的老师们和辛劳一生的母亲哺育我成人，这些都是我一生也难以报答的，我只有不顾一切地努力攀登艺术高峰，尽自己的能力，兢兢业业地工作好，扎扎实实地演好戏，否则我不会饶恕自己。

(大龙推荐，原载《报告文学》1985年第6期，题为《我从戈壁滩走来》，本刊作了删节，并改了小标题)

本栏责任编辑秦秀珍石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