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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袁水拍的诗歌

1984-07-15 05:54:48 读书 1984年11期

徐 迟

人已经去世了,愿他的灵魂平安。十年动乱后期他曾当过文化部的副部长,未见光彩,这是袁水拍的悲剧。但也是喜剧,他的诗歌活下来了,还会长久地活下去,并且写入文学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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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一些老同志的委托,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袁水拍的诗歌集。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勉力承担了。他工作过的单位送来了一大包他的书籍,其中有他的诗集十本,山歌集两本,还有译诗集六本,诗论集两本,共二十本之多。可也没有收集到他的全部著作,还遗漏两本,我找来了旧藏两本给以补上。另有剪报和手稿一叠,还有他已编好而并未出版的一本诗集,名叫《云水集》:合起来的数量也就很惊人了。

关于这个编辑工作,原先想把他的自由诗、山歌和译诗合起来编选一大本的。但数量过多,只得把译诗分出去,也许将来可以另编一本译诗集。他解放前出的诗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腾的岁月》和颇有影响的《马凡陀山歌》、《解放山歌》等共出了七本。其中还另有的一本《诗四十首》,则是他解放前那些诗歌的自选集,正好成了我这个选本的一个蓝本。那本自选集选得太苛了些,许多好诗并未选入,因此我将它扩大了。共选进了一百三十首,说起来也还是相当苛刻的。开国以后,他的诗歌集有六本之多。它们是《春莺集》、《华沙·北京·维也纳》、《歌颂和诅咒》和《马凡陀的山歌》的自选本(它也是我选山歌时的一本蓝本),还有《政治讽刺诗》、《煤烟和鸟》,加上未出版的《云水集》,也共七本。从质量来讲,他的诗歌不如以前,我就选得更严一些。《政治讽刺诗》、《煤烟和鸟》就没有选上一首。而《春莺颂》也成了我选他的开国后的诗歌的一个蓝本。这七本我共选了五十首。这样,解放前和开国后,共选一百八十首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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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水拍一生在五个城市中度过:苏州、香港、重庆、上海和北京。

苏州。他本是苏州人,名叫袁光楣,一九一九年生。度过了童年少年期后,他进了设在名园沧浪亭内的苏州艺术专科学校学美术。星期天他总要到观前街的新书店和护龙街的旧书店走走,还要到北局那边的吴苑茶馆店去,喝喝茶,温温功课,听听评弹。这个文化古城有园林百余座。即使是方寸之地,半亩之园,都有崖岸溪壑,种植了名贵花木,养上了珍禽异兽。藏书之富,甲于江南,高度的文化生活就熏陶了他。事后追思,评弹艺术对他后来的山歌创作是具有相当重要性的。

香港。后来他考进了中国银行,当上一名练习生。抗战开始,他被调到香港分行的信托部里,升作一名低级职员。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信托部是在汇丰银行大楼的五层楼上办公的。已经不绘画了,天天要上班,只是有时他心里还会有两三张画的题材,其中一张只能是木刻之类的思想。他写起小文章来了,在《力报》的由茅盾主编的副刊《言林》上以及其他报纸的报屁股上发表了许多,那时署名望诸。他知识面很广,文字清新俊逸,颇为幽默有趣,读者看了欢喜。我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他的。他身高一米八二,长方形的脸型,中间略凹,夹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起话来,犹带吴音。年轻时神态潇洒,热情洋溢。未说话自己先笑,说出口来,听者也大乐。他很有风趣,且不庸俗,有雅谑与机智之妙才的,但在美学上,他显示出崇高的素质。初时尚未成婚,不久回苏州成亲,却又单身返港,害得后来夫人朱云珍万里寻夫而来。

一九三九年春,戴望舒和当时在湖南的艾青合编诗刊《顶点》。望舒要我向这个苏州人约稿。大约他早先就写过诗的,欣然应命,三天后就交稿了。当时那首诗题为《我是一个田夸老》,现在改名《不能归他们》,若不是他的第一首诗,至少也是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署名袁水拍。诗很好,发表后受到好评,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他找到了适合于他的那新诗的形式,不断发表新作,很快成为有影响的诗人。我曾问他为何起这个笔名。他答道:有一句描绘江南水乡的诗,“□□□□水拍天”(前四个字记不起来了),他的笔名就由此而来。后来毛泽东《长征》诗中也把“浪拍”改为“水拍”了,可见这名字还是饶有诗味的。

在殖民地的香港,抗日战争的不利以及社会现实生活的黑暗使他很快有了明确的倾向性。他曾居住过那种“后街”的人民的沉沦,迫使他唱出了慷慨的悲歌。他参加了进步的文化活动,参加了学习《新哲学大纲》、《法兰西内战》和《资本论》的学习小组。虽然每周六天在银行里工作,每天的傍晚都要去咖啡座和文艺界、新闻界人士聚集交谈,喝杯柠檬茶再回家。那些年香港成了从上海、广州和南洋来的文化人的集中点。他们开始在银行联谊会里开展进步活动,并举办青年读书班。一九四○年一月十一日上午我和他谈了一些话后,他回家去,一顿饭的工夫就拿来了一首诗送我,就是《悲歌赠徐迟》。那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人民》,由郁风作的封面。十月,中国银行调他到重庆的总行去工作,次年五月又调回香港。国民党统治下的雾重庆和大后方的痛苦的现实生活更加加深了他的认识。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写了当时的名篇《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只这么两年时间,一个革命诗人迅速地成长并进入了成熟期。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他通过东江纵队的帮助,过了一个短期的游击区的生活,唱着他根据一首流行歌曲填词的《阳台山之春》,安全到达桂林,转道回重庆。

重庆。仍在中国银行的总管理处信托部供职,职位又稍有点上升,头两年他还写抒情诗,也翻译了一些外国诗:霍斯曼、彭斯和拜仑等等。重庆当时号称陪都,敌机时常要来轰炸。升上了一个警报灯笼就要往防空洞跑,挂上两个灯笼得赶紧进防空洞。通货逐渐膨胀,物价越涨越高。特务多如牛毛,人民怨声载道。忽然讽刺为大为流行,从一九四四年起,他用马凡陀的笔名,写出了许多讽刺的山歌。初时山歌调子还不太流畅,次年就比较流利,渐多佳作。到一九四六年,他越写越妙,简直达到了最好的民歌手的出神入化之境。这些山歌无情地解剖、暴露和猛击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凶恶暴行和无耻谰言。一九四六年春,他又由银行调回上海。

上海。他在外滩的中国银行大厦里办公了,同时担任了《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编辑。那时天天去上班,那种生活是气得死人的。但白天办公憋足了气,到晚上他就有气可出,有山歌可唱了。偶尔他又写点抒情诗。大多数唱的是火辣辣的马凡陀山歌。当时山歌的声誉已有好评,山歌的形式他运用自如。上海滩上的素材可多了,随手取来,俯拾皆是,加上对时局的分析,好象每天的气象预报一样,山歌起到了政治气候的预报作用。这样,他在银行里渐渐受人注意,不大安全了,乃于一九四八年转移到香港,进《华商报》工作。其时国内局势已经大定,人民解放战争的胜负已十分分明。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他随军进入上海。他写的名作《在一个黎明》,描绘了上海的解放景象的这首诗,结束了他的前半生创作生涯。七月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九月来京定居。

北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日子里,他乘坐着人民的空军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前的检阅台,接受人民领袖的检阅,并写了诗。他的工作,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任文艺部主任。于是社会活动多起来了。那时他神采飞扬,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到过莫斯科,华沙,维也纳,并出访印度等地。所写国际题材的诗歌和政治讽刺诗非常动人,非常强烈。但在反右时期,他写的反右的诗,大跃进时期,写的大跃进山歌却并不突出,看来它们只在当时有配合的作用,过后却只好报废了。不仅他的诗才渐渐地消蚀了,枯竭了,人也渐渐变得沉默,拘谨,口才也不灵活了。偶然他依然能爆发出机智的光彩,然而我们熟悉他前半生生涯的人都感到他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与朋辈往来也少,见面时也不能很好地交流了。到六十年代他离开了人民日报社,当上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他更加严肃、谨慎起来。他不能如鱼得水,反而远离了沸腾的生活,并疏离了故人。这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不再是一个唱谐谑调的山歌歌手,更谈不上作一个热情奔放的抒情诗人。他只能写一点淡而无味的政治讽刺诗,说教式的论说文,曾编过一部《文艺札记》。等到他当上副部长之后,写诗只是为了执行任务。他失却了灵气,诗味少了,诗风不灵光了。往下就没法说了。一九八二年,当庆祝《诗刊》创刊二十五年纪念会上再次出现时,我看到他已是一个疾病缠身、异常衰颓的老人。此后也发表了一些作品,却不能选入本集,因为他早期的诗歌是那样生气勃勃的。一九七九年夏天,夫人先逝。八二年春天,他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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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水拍的诗歌,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抒情诗、山歌和政治讽刺诗这样的三大类型。他没有写过叙事长诗。从我个人的爱好来说,他写得最好的还是抒情诗。那应当是他最擅长的诗歌形式,自有他特具的优势、卓越的禀赋。《向日葵》这个集子里,有首《铃鼓》,《沸腾的岁月》里有首《哀悼》,这两首抒情诗曾由育才学校的一位表演艺术家朗诵过。那一次是我一生所听到的最美的诗的最感人的朗诵了。然而,《岁月》里的第一首《火车》,更是回肠荡气、最令人感动的抒情名篇。我们能感受那种在火车上摇晃前进以及冷静的月台上的那种期待的情怀。诗人给我们揭示了大家都熟悉而又往往忽略了的有关火车的多种细节。一个坐在火车里,有约会要奔赴的,被等候着的人;一个在小火车站月台上,围在围巾里,脸冻得通红的,已经约好了的等候的人,决不是只很少的人有过这种等人和被等的经验的。甚至每一个读者都有过共感,似乎都能理会这种同样的经验的!能说出这种共感的抒情诗诚然是最好的抒情诗,诗不正是要做到这共感的一点的吗?如果袁水拍能将他的才能集中于写这种抒情诗,他将会得到何等的丰盛收获。我相信他完全可以写得和彭斯一样好,和拜仑一样好,甚至是可以、完全可以写得和所有那些大诗人的抒情诗一样好的。但他没有集中全力于写作抒情诗。社会现实和理论的号召使他把主要精力平分到山歌和政治讽刺诗里去了。我早年曾写过一篇短文叫《抒情的放逐》,预言了放逐抒情诗人的灾难。这年头可不是抒情的年头,这世纪也再不是抒情的世纪了。袁水拍本能写出很多很好的抒情诗,然而终究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抒情诗,是无可奈何的。

后来他是这样热情地投身于《山歌》的创作了。一九四四到四九年,这么六个年头里,他是冷讽热嘲,嬉笑怒骂,他身不由己地勇猛地以山歌作武器而战斗了过来。他取得了在战场上不可能取得的另一种形式的精神世界里的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他极精彩地展出了用革命辩证法则来展出的旧中国、旧社会里的人间悲喜剧。《发票贴在印花上》、《四不象》、《海外奇谈》、《关金票》、《人咬狗》等等,都是绝妙好歌,我前面说过的所谓出神入化之作。但也要指出,幽默不等于油滑,而讽刺文字一出现油腔滑调,便是败笔。《马凡陀山歌》也还有一些“随口溜”的东西,有些地方也还是败坏了马凡陀的好名声的。那例子我就不举了,那样的山歌我也就不选了。在他写山歌之初,我是不赞成他这样写的,但后来却佩服他了,作为一个笑的艺术家,他是卓越的。山歌成为他的成功之作了,他的声誉主要来之于山歌。有一次我和他一同去看望陈毅元帅,元帅送了他一柄折扇,上面元帅写下了赞美《马凡陀山歌》的墨迹。不知现在这柄珍贵的折扇还在否?

还有他的政治讽刺诗,有的用了山歌体,有的用了自由诗,篇页也不在少数。早在《人民》这第一个诗集中,就有《一个“政治家”的祈祷》这样的讽刺诗了。《冬天、冬天》中又有了《未爆发的夜》和《凡尔赛的枪弹》等国际题材的作品。他是受了当时一位著名的国际述评家(后来是我国著名的外交特使)的影响和教导的。在《沸腾的岁月》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他写有好几首诗,还有写解放法兰西、解放柏林和会师柏林的诗,以及庆祝苏联红军节和一九四五年十月革命节等等的诗。在这些诗中,诗人走向国际题材,以诗作为国际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武器。他在和平运动中,出国访问时,也写了很多好诗,他是一个能在国际外交讲台及反战的和平运动中纵横冲杀和舌战群魔那样的一个不可多得的诗人。可惜的是他后来的《煤烟与鸟》、《政治讽刺诗》没有写好。观乎这样一位诗人的一生作品,我们将发现,一旦失去了诗人的鲜明个性之后,写起那种十分正确、十分保险、人云亦云、重复了又重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诗歌,实在是苍白无力。应知文学艺术须臾也不能离开“自我”,只是“自我”应与“世界”即主观应与客观实际,自我应与社会现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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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选集就要摆在读者面前。说得再多再好也是赘言。西谚云“天下王子成千上万,贝多芬只有一个。”是的,诗人也是不多的,乌纱帽却不少。

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于武昌

(《袁水拍诗歌集》,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