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铃

王伯祥(锺麟)先生逝去已经七年了，每一想到老人温良恭俭的处世情操，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便不禁时兴“问教无从”的追悔之叹。近日翻阅《清代北京竹枝词》一书时，想到老人的未刊稿本《庋偶识》卷二里曾经著文论及，于是检出我的摘记籀读一过，觉得很有露布的必要，未及乞得老人哲嗣华兄的颔可，便径自抄出，如下：

首则写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三日，文曰：

饭后无聊，漫步东安市场中国书店旧书部。真正旧书投我好者无多。偶得此册子摊头，却系新印之书；虽出版未及两月，新华书店已难买到，旧书摊乃有之。咫尺相距，荣瘁判然，不亦怪哉！竹枝词本最适于纪风土、达人情，编者必欲说上一片大道理，转觉词费；转之间，便沦落至此，有以也夫！

次则作于首则后十日，即当年九月二十三日：

得此后，随手翻阅，各书原句颇有破句。及谛审各书，亦讹字不鲜，甚有韵脚亦与上一字倒转者。编者只图稿费，印者亦徒震时流之名，不加检核，是诚两失，不能偏贵手民之疏矣。此风不戢，贻患匪细，笔志之，不禁浩叹！

把这两则“偶识”的用意综集起来看，值得我们三思，其中有许多切中时弊的诤言。他认为出版者不单要审慎选题(这里，老人对《清代北京竹枝词》的选题还是肯定的)，而且对所作、所编、所校、所注，也不允许“不加检核”。即以这本书一九六二年版来说，的确颇有“破句”和“讹字”。如：《燕台口号一百首》的《引》说刘侗的《帝京景物略》等书“其于燕京故实，详哉其言之矣。”便不能把逗号放到“详哉”之后。又如：《都门杂咏》著者杨静亭在序文里自谦其诗作不一定能起到“有关于世道人心，以寓感发惩创之意”的作用时，是绝不会这样说：“此则予之所逊谢，不遑者矣！”仅举两个例子，便可见“破句”一斑。至于“讹字”正亦不鲜，也姑举两个例子。杨米人《都门竹枝词》第七十四首末句咏北京风味小吃“炒肝”说“小碗烧肠叫免肝”，意思是有的顾客只能吃肠，所以提出不要盛肝的要求，正如“回锅肉”之免辣子，但是书中却把“免”字定为“兔”字。又如：第八十三首作者瞒怨北京的水产价格太贵，不禁兴“莼鲈之思”说“家住江南烟水浔，鱼虾蚶蟹湖阴”，这里的“蚶”字怎能读做“蛆”字，“湖”字怎能校成“胡”字呢？(这几处在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中已大多改正。)

近读辽宁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明末清初小说选刊》的《平山冷燕》，校点者不谙骈体，把“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运，《上林》与《长杨》高阁”断成“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运上林与长杨高阁”，这还可以谅宥。至于把“汝二人避嫌绝私，情实可嘉”的“情”字属上；把“不骄不吝，梦想所难者尚已。降而建安八斗，便矫一时，天宝百篇，遂空四海。”的“降”字不属下，则真是过于为难读者了。

除了要求出版者在选题和约稿严肃认真之外，老人也同样要求作者、编者和校注者不要“只图稿费”，孟浪从事。我看，“只图稿费”的人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总居少数。还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第一要谛。加什么勉呢？不外度德量力，集思广益而已。老人在首则里对于编者撰写“前言”、“后记”似乎也有些自己的看法，他说：“竹枝词本最适于纪风土、达人情，编者必欲说上一片大道理，转觉词费。”我看，老人寄意所在，并非反对序跋，恰恰相反，他是重视序跋的，只不过提省序跋的作者应该实事求是，既不要厚诬前贤，也不要强为涂脂抹粉。昔人有云：“古人未必作如是想，我辈何妨作如是观。”“大道理”并非不可以讲，甚至于容许“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所谓“借题发挥”是。然而，无论如何，首先要考虑到前人的时代局限、阶层属性、个人特征和文章法则，求实始能见真。即以清代的竹枝词之类的撰作而论，“取瑟而歌”的有所为而发的当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是终究以“纪风土、达人情”者为多，单就这点来说，便有其存在的价值，可以由读者去见仁见智，任凭取舍。的确，有时咱们说过了头，“转觉词费”。

还应该提出来的是，老人再三慨叹于《清代北京竹枝词》“出版未及两月，新华书店已难买到，旧书摊乃有之。咫尺相距，荣瘁判然，不亦怪哉！”我看，这也不足为怪。倒是现在的第二手书店并不太多，值得司发售之业者予以注意。琉璃厂即将恢复其文化街之旧，春节厂甸又何妨允许书摊栉比，任人沙里淘金呢？还有，书籍的滞销，原因是很多的，“荣瘁判然”，与读者不无关系，如：兴趣、时尚、泛读、专诣，各走一门；但是，出版者和发售者也应多做些宣扬、介绍和更重要的引导工作，万不可等主候客，任其自流。这里，就不能不提出“书刊评介”之重要了，而现在实嫌太少，太差。

总之，从撰著，到出版、发售，请都要以读者为依归，否则，又何必灾梨祸枣！

王伯祥先生的《庋偶识》未必见得有印行的契机，但是这位严谨的老学者、勤奋的老编辑、出色当行的老出版家所针对一时的畸形状况而发出的“此风不戢，贻患匪细”的诫，我们不可河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