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苏联小说
1983-07-15程文
程 文
七十年代，苏联老一辈小说家中，有些已经相继去世(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费定、爱伦堡等)，有的已基本停止了写作(如肖洛霍夫、列·列昂诺夫等)。一批曾经名噪一时的青年作家，不少已销声匿迹。活跃在七十年代苏联文坛上的小说家，一部分是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如：格·马尔科夫、恰科夫斯基、科热夫尼科夫、巴巴耶夫斯基等。他们都在积极从事写作，不时有新作问世，有许多已经成为苏联文学界的领导人。另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初露头角的中年作家，如邦达列夫、田德里亚科夫、格拉宁、阿斯塔菲耶夫、利帕托夫(已死)等。他们既有较丰富的生活经历，思想、艺术上也日渐成熟，是当前小说创作的主要力量。还有一批则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新涌现出来的新人，如拉斯普京、康德拉季耶夫等。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年代以来，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如艾特玛托夫、顿巴泽、贝科夫、冈察尔等，在苏联文坛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七十年代苏联小说发展中，除了战争、历史、生产、青少年教育等一些传统题材外，从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到社会道德、家庭婚姻、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都有了新的作品，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题材领域。这里试举其中几个侧面。
苏联卫国战争虽已过去了近四十年之久，但在文学创作中，卫国战争题材却至今不衰。五、六十年代战争题材小说中的“非英雄化”和过多描写战争的残酷和恐怖的倾向，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有所改变。七十年代，苏联战争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在体裁和表现手法上都有了新的变化。作品在描写战争时，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和道德探索，追求人情味和艺术感染力。在苏联最高的文学奖——列宁文艺奖金和苏联国家文艺奖金①(以下简称列宁奖和全苏国家奖)中，战争小说获奖比例占首位。
全景小说和纪实小说是七十年代两种最为兴盛的体裁。战争题材全景小说的特点是从战争全局的角度，通过众多的人物、波澜壮阔的画面，以某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为背景，反映战争的本质。因此，它往往具有宏大规模。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恰科夫斯基的五卷集长篇小说《围困》(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五，获一九七八年列宁奖)、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一九五四至一九七一，获一九七四年列宁奖)和斯塔德纽克的《战争》(一九七○至一九七四)等。
纪实小说把现实与虚构揉在一起，以求作品既有报告文学的真实感，又有小说的艺术感染力。鲍戈莫洛夫的《四四年八月》②(一九七四)、格拉宁的《克拉芙季娅·维洛尔》(一九七六，获一九七八年全苏国家奖)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描写的是一九四四年八月苏军侦察员在白俄罗斯森林中捕获德国派遣特务的故事，作者把艺术虚构与真实的文献揉在一起。后者是根据女主人公在战争中的真实经历写成的。
战壕小说在七十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六十年代已成名的贝科夫、巴克拉诺夫等以外，还有三年前新崛起的战争小说家康德拉季耶夫。贝科夫七十年代以来又陆续发表了《方尖碑》(一九七三)和《活到黎明》(一九七三，两部小说同获一九七四年全苏国家奖)等六部中篇。苏联评论家认为，这些作品无论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哲理思考和道德探索的深度和炽烈的人道主义感情方面，都与过去不同。巴克拉诺夫是著名小说《一寸土》(一九五九，被看成是以描写战争残酷为特点的“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的作者。他的新作《永远十九岁》，获得了一九八二年全苏国家奖。
康德拉季耶夫是一九七九年脱颖而出的战争小说作家(本刊一九八一年第十期已有介绍)。他的第一部中篇《萨什卡》(一九七九)引起了西蒙诺夫、巴克拉诺夫和贝科夫等人的高度重视。随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又接连发表了八部中、短篇小说。他提出了“写自己的战争”的新概念，全部作品都是以在卫国战争史上并不著名的尔热夫战役为背景，通过普通战士、母亲、护士这些小人物，力求发掘苏联人民在严酷战争环境中的英雄主义和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力量，展现了战地生活细节和人物的内心世界。
康德拉季耶夫的创作集中体现了七十年代苏联战争文学的一个新的变化：即从写战争事件转向写人，强调人在战争中的道德力量是战争胜利的源泉，把人性美、人道美提到衡量英雄行为的标志的高度。这种变化被称为苏联战争文学继四、五十年代的英雄主义高潮和五、六十年代的非英雄化倾向之后的“第三浪潮”，而贝科夫、康德拉季耶夫则是这一浪潮的代表。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在全国推行“新经济体制”，强调科学管理企业，加强西伯利亚的开发等，在生产题材方面出现了一批篇幅较大的作品。格·马尔科夫的长篇小说《西伯利亚》(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获一九七六年列宁奖)以罗蒙诺索夫“俄罗斯的强盛将有赖于西伯利亚”这一预言为小说主人公李哈乔夫的座右铭，展现了开发西伯利亚的主题。阿列克谢耶夫的长篇小说《不屈的小柳树》(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获一九七六年全苏国家奖)用近百万字的篇幅，以一个外号叫小柳树的姑娘菲尼娅的成长过程为线索，按照历史进程的顺序，对半个多世纪的苏联社会生活进行了广阔的描写，被评论界认为是苏联社会的“一部独特的编年史”。柯列斯尼科夫的系列长篇《培养部长的学校》(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七)则是通过主人公阿尔图宁十年中由一个锻工成长为部长的过程，反映了十年间苏联机器制造业在管理体制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开发东西西伯利亚、加强经济区域性规划等重大问题，在全苏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曾被列为“反映科技革命成就”(格·马尔科夫语)的首要代表作。
七十年代苏联反映生产题材的小说与以前的同类作品相比，已经有了显著变化。它主要不再是描写工人的忘我劳动、工人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先进与保守的矛盾，主人公也不仅是老红军出身的厂长、干部、有高度阶级觉悟的老工人和埋头苦干的拖拉机手、挤奶女工，而是转向反映生产中外行与内行的冲突，英雄人物多是能够掌握现代经济规律、善于科学管理企业、能够扭转企业落后面貌的专业化、知识化的管理人员、工程师或年富力强、精明能干的领导人和实干家。
道德探索题材是七十年代苏联文学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题材，其作品之多，涉及社会生活面之广为其它各类题材所不及。它不仅包括诸如社会小说、命运小说、家庭婚姻小说，以及七十年代新兴的所谓问题小说、心理小说和日常生活小说等，同时也广泛渗入在一切题材的作品之中。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科技的进步和社会消费倾向的增长，以及生产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威胁，正在使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力量面临严重考验。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受到冲击，离婚率急剧增高，家庭关系日趋松散等等现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地向作家们提出了人的精神改造的问题。其次，也与五、六十年代以来苏联文学中人道主义思潮的高涨密切相关。
道德题材在俄苏文学中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但七十年代的道德伦理小说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从各个不同角度深刻反映了人情世态，反映了人民在现实中发现的问题和感到的苦闷。现代消费者、新型市侩、社会新贵、野心家、享有特权的纨
关于七十年代苏联小说的发展，苏联和其他各国评论家认为大体上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小说容量的扩大。苏联经过了卫国战争和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动荡之后，一批中、老年作家都有了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入思考、安心创作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的发展，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知识积累的增多，人们之间空间与时间距离已日益缩短，作家的视野不断扩大，他们对生活的反映打破了一时一地的局限，力求在一部作品中同时展示出过去现在、国内国外、天上人间的纷繁复杂的现象和五光十色的画面。这是七十年代以来以全景性、史诗性和综合性为特点的长篇小说比较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是体裁的多样化。原有的体裁相互交融，新的体裁层出不穷。如前面提到的纪实小说，夹叙夹议、形式自由的论说小说(рοмαн－
三是小说家在人物选择上的新看法。从五十年代中期以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为转折点，苏联作家更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并开始注意从日常生活中探索人物性格深化的途径。
四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较以前多样。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在苏联文学理论上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的新概念，为艺术手法的探索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七十年代，苏联小说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手法，如倒叙、自由联想、内心独白、幻觉梦境，以及象征、拟人，甚至包括意识流(苏联又称感情流)、“蒙太奇”等。
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当局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和提高稿酬、增设奖金等经济措施，以鼓励作家积极写作，致使一些不很成熟的中青年作家也都热衷于长篇，动辄就是两部曲、三部曲，追求史诗性规模和全景性的气势，结果是铺展有余、凝炼不足。
在当代苏联小说创作上，哲理性正在被看成是作品艺术高度和作家造诣深浅的标志。不少作品或因一味追求“哲理深度”而变成了抽象说教，或注重心理描写而让人物大篇地空发议论，结果削弱了故事情节，甚至把主人公当成作者的代言人，因而使他失去了鲜明的性格特征。
苏联小说数量很多，变化很快。八十年代伊始，随着艾特玛托夫的《一天胜于百年》(一九八○)、邦达列夫的《选择》(一九八○)、冈察尔的《你的霞光》(一九八○)、格拉宁的《一幅画》(一九八○)和格·马尔科夫的《献给未来的世纪》(第一部，一九八一，第二部，一九八二)等一批重要作品的问世，许多现象有待于我们继续了解和研究。
①列宁文艺奖金每两年颁发一次，五个名额，各一万卢布，每人一生最多只得一次。国家文艺奖金(即原来的斯大林文艺奖金)每年颁发一次，现为二十个名额，各五千卢布。
②安徽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时改名为《涅曼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