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叙彝

一八八九年圣诞节前，英国伦敦的费边社出版了一本《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收入由七位作者分别执笔的八篇论文(中译本于一九五八年出版，根据的是一九三一年版本，译名为《费边论丛》，因此本文沿用此名)。这本文集阐述了一个重要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流派——费边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一九○○年成立的英国工党提供了指导思想，它的某些内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英国近代历史及政治的研究者来说，《费边论丛》可以说是一本必读书，而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伟大作家肖伯纳同这本书的关系。

肖伯纳是《论丛》的编辑。他写了其中的两篇论文，并且为一九○八年和一九一三年的两次重版本写了长篇序言。一九四八年出六十周年纪念版时，九十二岁高龄的肖又写了一篇题为《费边主义六十年》的后记。通过《费边论丛》和肖在这前后为费边社所做的文字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肖的思想和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与社会主义思想有关的方面，也可以由此探索这一方面同他的文学创作的关系。这就是本文打算谈的问题。

一次值得纪念的会议

在一八八四年五月十六日费边社例会的会议记录上，肖伯纳用铅笔写了一个旁注：“肖伯纳第一次出席，因此这次会议是值得纪念的。”这句话固然带点肖所特有的那种幽默的狂妄劲，却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

肖伯纳在一八七六年二十岁时从爱尔兰来到伦敦，想当作家，写了几部小说都不成功，只好给几家报刊写点文艺评论勉强维持生活。这时他对社会主义思想发生兴趣，积极参加一些俱乐部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和演讲。他曾一度信奉美国人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化理论，后来受社会民主同盟领导人亨利·海德门的影响，到大英博物馆去钻研《资本论》第一卷(那时还只有法文译本)。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使他大开眼界，从此他成了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并没有加入当时英国唯一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即社会民主联盟，却入了费边社。据他自己说，这是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费边社能吸收和他“具有同样偏见和思想习惯的人”。不久后肖就宣布拒绝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革命理论，成了一个典型的费边主义者。

费边社成立于一八八四年一月。它是一个主要由所谓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作家、记者、教师、公务员组成的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团体。起初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和由此产生的罪恶不满，模糊地想加以改造。他们认为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探讨，找出最好的途径，因此采用古罗马大将“拖延者费边”的名字为社名。创立者之一的弗兰克·波德莫尔还为此杜撰了一句格言：

“你们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正如费边在与汉尼拔作战时极其耐心地等待那样，尽管许多人曾谴责他拖延；然而时机一到，你们必须象费边那样狠狠地打击，否则你们的等待将是徒劳无益的。”

由此可见，他们用费边的名字为社名，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表明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有渐进主义的思想。实际上费边社员的早期言论也确实并没有完全排除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例如肖伯纳起草的第二号费边短论《宣言》就是这样结尾的：“我们宁可面临一场内战，也不愿意再经历一个象目前这样的苦难的世纪。”有趣的是，一个著名的费边社员、作家威尔斯后来曾指出，历史上的费边从来没有“狠狠地”打击过。同样，费边社在经过几年的探索后也毕竟形成了一种渐进的、和平的、宪政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在《费边论丛》中作了相当完整的表述。对此肖伯纳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肖是在一八八四年九月正式加入费边社的。第二年一月，他当选为执委并连选连任到一九一一年。五月他介绍悉尼·韦伯入社。韦伯也在一八八六年当选为执委并一直任职到一九三五年。政府文官出身的韦伯以冷静著称，善于凭统计数字和事实来争辩，肖则热情洋溢，是个天才的鼓动家。二人相辅相成(后来又加上韦伯夫人)，成了费边社的灵魂。肖是许多费边社小册子和早期历史性文件的执笔者，是演讲会的组织者和主要演说家，他还参加教区委员会和自由党的地区协会，竭力用费边精神“渗透”这些组织。韦伯所写的宣传小册子和理论著作更是不计其数。两人还负责《费边短评》的文字加工。如果说韦伯是费边社会主义的主要奠基者，那么肖作为介绍他入社的人当然也要分享历史功绩，何况他本人的贡献也只是仅次于韦伯呢！从这一点来说，肖的那句著名的旁注丝毫没有夸大他的作用。

渐进社会主义者

《费边论丛》的作者除肖和韦伯外还有威廉·克拉克，悉尼·奥利维尔，格拉罕·瓦拉斯，安妮·贝赞特夫人和赫伯特·布朗德。这七个人组成当时的执委会，《论丛》是根据他们在一八八八年秋冬两季发表的一系列演讲编成的。按照长期任费边社书记、又是《费边社史》作者的爱德华·皮斯的说法，这不仅是一本论文汇编，而是一本完整的书。因为作者们有共同的观点，共同制定了政策，演讲前作了总的安排，各篇都是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而互相配合的。

《论丛》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基础》共四篇文章，分别从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伦理原则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组织》共两篇文章，表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设想。第三部分《向社会民主主义过渡》也是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论述。

肖伯纳的两篇论文是：第一部分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三部分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它们和韦伯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都是文集中最重要的文章。不仅如此，肖作为全书的编辑付出了辛勤和严肃的劳动。皮斯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此书“在付印之前，每一句话都经过编者的考虑，每一个字都经过他的斟酌”。

肖伯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文的开头就强调，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把私有财产从它贪婪的根源到它的混乱的终结的每一个步骤弄清楚”。接着他生动地揭示了地租和利息的来源，抨击了私有制的罪恶，最后作出结论说，政治经济学证明：“私有财产并不是永恒的。只要我们决心奋起消灭它，它甚至是不能永存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结论，也是肖毕生坚守的信念。甚至可以说，在这里看得到马克思主义在他思想上留下的痕迹。但是肖的经济观点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只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和杰文斯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通俗阐述。这也基本上反映了费边社的经济理论。

肖的第二篇论文更是典型的费边主义。他明确宣布，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用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必须“逐渐过渡”，也就是逐渐扩大参政权并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把地租和利息转交给政府。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指出象英国这样没有官僚军事机器的国家是有可能实行和平过渡的，但这仅仅是说的一定条件下的可能性，而肖伯纳却把这当作唯一现实的途径来具体论述，提出了一整套“市政社会主义”的办法，而且实际上认为它是普遍适用的了。因此，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肖是同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的。当然，他在文章的结尾也说：“对于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来说，工人阶级的武装组织和普遍起义仍不失为一个唯一的、最后可能采取的另一个办法。”但是，这同整篇文章的调子和详细论证比起来，显得是一种虚声恫吓，非常缺乏力量。

恩格斯说过，费边社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拼凑起来的集团。他们懂得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又害怕阶级斗争和工人革命，于是尽一切力量维护“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防止革命。另一方面，恩格斯也肯定他们写过一些好的宣传小册子，并且在伦敦郡议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所有这些评价对于肖伯纳基本上都是适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肖伯纳“作为文学家，他是很有才能和敏锐的，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微不足道，尽管他很正直，也不追逐名利。”

我在这里仅仅涉及肖在大致一九○○年以前的情况。肖对于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坚信不疑的。他和费边社终于同自由党决裂，开始关心工人运动和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建立，并且把费边主义带进了英国工党(费边社迄今都是工党的集体成员)。肖本人以后主要从事剧本创作，但对社会主义运动仍旧十分关心。在一些世界性重大政治事件上，他有过光辉的表现，也有过令人遗憾的失误，然而瑕不掩瑜。肖当然始终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但他追求社会主义真理的热忱是值得钦佩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将永远有他的一席地位。

“不折不扣的肖”

作为一个文学家，肖在语言方面的天才和风格也在《费边论丛》和由他执笔的其他费边文件中处处表现出来。

肖善于用格言式的警句进行抨击和表述政治主张，言简意赅，风味隽永。

前面提到的《宣言》是一篇只有两页的纲领性文章，文字相当优美简洁，特别是倒数第二句：

“现存的政府没有任何权利自称为国家，正如伦敦的烟没有权利自称为天气一样。”

皮斯说这份宣言表现了肖的本色：“不折不扣的肖”。我认为这句评语用在肖的其他费边作品和活动上也是十分合适的。

费边社向一八九六年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提出的政策报告也出自肖的手笔。皮斯说它“以简明生动的方式阐述了费边主义”。它一共四千字，分成十四个小题目，其中“费边社的妥协”、“费边社的宽容”、“费边社的个人主义”、“费边社的自然哲学”这些题目就很吸引人，在这类向例很枯燥的文件中是别开生面的，文字也写得坦率干脆，毫不拖泥带水和转弯抹角，没有文牍味和学究气。

肖的另一个特点是用生动的例子讲解艰深的理论。他在《论丛》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是这样解释地租和价值理论的，说得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其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一位天性文雅敏感的纽约太太，为她死了的爱犬订购了一个漂亮的镶有粉红色缎子的花梨木和银子的棺材。这个棺材做成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刻，一个活着的小孩却赤着脚在外面那个冰天雪地的贫民窟中徘徊并饿得发晕。那个棺材的交换价值被计算为国家财富中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能以食物和衣服供给自己的儿童的国家，不能因为它对一只死狗供给了一个漂亮的棺材就被认为是一个富有的国家。”

这是多么深刻的揭露和控诉！又是多么杰出的形象思维的例子！稍加改动，不是可以放进肖的某个剧本的主角的口中吗？

《费边社早期历史》是另一种类型的生动范例。它是一篇较长的报告，也是一篇好散文。人们从中可以学习历史，也可以学习怎样写历史。

肖的脍炙人口的幽默和机智在费边社的活动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上述《早期历史》中说，费边社社员有“自由地彼此嘲笑”的习惯，并且“宁可嘲弄我们的反对者，而不愿宣称他们是人类的敌人”。不用说，在运用这种本领方面肖是无可匹敌的。

一八八五年一月，他代表费边社参加一个“工业报酬会议”，讨论工业的发展是给资本家还是给工人带来好处的问题。肖别出心裁地用赞扬盗贼的方式来抨击地主资本家。他表示佩服盗贼的“高明技巧”和“事业心”，说他们冒的风险越过投机性最大的资本家，因为这涉及他们的自由和性命，他们还为一大批人如刑事检察官、警察、看守、监狱建筑工人、也许还有刽子手提供就业的机会。然后他作出结论说，盗贼、地主和股票持有人“所有这三种人对于社会的危害实际上是属于完全同一性质的”。这些话同他的剧本中的愤世嫉俗人物的口吻又多么相似！

肖的冷嘲热讽和似非而是的怪论常常使人啼笑皆非，甚至暴跳如雷。一八八八年他在英国学术协会经济组就“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发表演讲时，对一些资产阶级观点的评价过分尖刻，竟气得一位剑桥的教授大叫“这人是个罪犯！”并忿然退席。肖对此当然是毫不在乎的。有人认为肖的过分丰富的机智是他的不幸，会破坏宣传的效果。不过他成功的时候显然更多。《论丛》的作者之一安妮·贝赞特第一次听他演讲时非常厌恶，感到他象个恶棍、骗子和流浪汉，下决心一有机会就揭发他。一年后她怀着这样的意图去听肖讲社会主义，却被他说服了，加入了费边社，并且从此几乎把他看成一个“圣徒”。

肖信奉这样的哲学：只有在你反驳别人时，别人才会注意你和反驳你，通过互相驳斥，真理就清楚了。因此肖是好斗的，人们甚至称他为“魔鬼的律师”(这里是故意照字面直译，意思是“吹毛求疵的批评者”)。但是赞成和反对他的人都承认，他的俏皮话后面有着严肃的思想。肖不是玩世不恭的人，他是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和信念的。

肖很自信，甚至很自负，甚至显得很狂妄。他曾经这样活龙活现地描绘他“渗透”进一个自由派和激进派组织的经过：“我冷静地走进会场，要求被吸收为会员，并被选入执委会，在场的十人左右的协会成员大吃一惊，立即照办了。”说明他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比自由派庸人高出一头的！然而肖决不是一个盲目自大的人。据皮斯说，他的自负其实是故意装出的一种姿态。他作为费边社的文字专家对别人的意见总是十分耐心认真地考虑的。他起草了长达两万字的著名的文件《费边社和帝国》，把校样分寄给每一个社员提意见。在收回来的一百多份校样中几乎对每一行都或多或少有争议，他却恰如其分地考虑了每一条意见。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和多么严肃的态度！

正因如此，他在费边社中能和意见常常不一致的许多朋友和睦相处。他们尽管认为他太放肆，却缺少不了他。他一不在场，会议就黯然失色。他的片面的真理比别人的枯燥无味的事实更能使人激动。但他是有足够的谦虚的，特别是对于韦伯。他说韦伯夫妇“给了我一切，至于他们从我得到了什么，我不知道。”他在自述中讲他所做过的最聪明的事情就是和韦伯交了朋友：“从那时候起我就不仅是一个没出息的肖，而是一个韦伯和肖的委员会了。……肖有了韦伯的头脑、知识和公务经验，同单单肖一个人相比差别是很大的。但是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戏子和走江湖的，而韦伯却是最朴实的天才，因此我总是站在舞台的中心，而他却呆在提词人的小房间里，人家看不见他。”对于费边社的领导集体他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费边社里有一架对我的思想进行批评的无可比拟的脱粒机。……我的同事们把许多荒唐念头、无知和庸俗的土气从我身上打掉了。”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在《论丛》和费边社中见到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肖”。

灵感的泉源

《肖的社会主义》(一本肖的论文选集，一九二六年纽约英文版)的编者詹·福克斯在导言中说：肖的小说和剧本不过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露头”，是他的费边主义的“最富有想象力的”艺术表现；社会主义“不仅是这个人的本质，而且是他的全部文学作品的来源和持久的灵感”。我相信凡是读过肖的作品的人都可以同意这一分析。但是肖的社会主义灵感当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来自通过刻苦的学习和社会实践而获得的理论认识和生活经验，本文最后想简单谈谈这一点。

肖在叙述费边社如何进行“社会生活的训练”时说：“我们必须在凡是可以学习的地方，用尽一切办法去学习”。拿他自己来说，他交替地每隔两周参加一次研究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历史小组和一次研究经济理论的小组；他经常参加各种辩论会和在公开集会上演讲；他在费边社的模拟议会中担任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他每个星期天要就他想学习的某个题目发表演说。他说：

“只有在我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即能够不带笔记就地租、利息、利润、工资、托利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合作制、民主、社会之划分为阶级、人类本性之适于接受公平分配制度等等单个问题发表演说的时候，我才能恰如其分地论述社会民主主义，然后向各种各样的人按照适合他们的具体角度进行宣讲。”

“一个人要想成为真正够格的宣传家，他对社会主义的求知欲就必须强烈到使他真正宁愿每周花两三个晚上去谈话和辩论，或者收集哪怕是鸡零狗碎的社会新闻，而不是去看戏，或者跳舞和喝酒，或者哪怕是谈恋爱。”

他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他受到男女老少的喜爱，各个俱乐部都争着请这个短头发、大胡子、声音洪亮的瘦高个去演讲，为自己的会议增添光彩。

他还参加应有尽有的各种活动：游行示威，代表团，码头工人集会，在街头贴标语和出售小册子，脖子上挂着广告牌去推销社会主义报刊，在暗淡的烛光下抄写，有时还要唱支歌，弹一曲钢琴给人们助兴。以致他诉苦说，他的生命一小时一小时、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地被“社会主义的胃”吞掉了。

够了！我想这已经足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肖的剧本涉及的社会问题如此广泛，现实感如此强烈，语言如此丰富深刻了。这是许多作家望尘莫及的，也是许多作家和非作家应当学习的。

(《费边论丛》，袁积藩译，三联书店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一版，2.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