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玉滋

一九○○年十一月九日，任光诞生在浙江嵊县一个石匠家庭。嵊县是有名的江南地方戏曲——越剧的发源地。任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由于家乡民间音乐的熏陶，使他的音乐才能开始萌芽。中学时期，就会拉胡琴、唱绍剧、吹铜号，有小音乐家之称。

一九一七年夏，他在嵊县中学毕业后，赴沪考入震旦大学学习。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后，前去法国里昂勤工俭学，一面在钢琴厂当学徒，一面学习音乐，生活十分艰苦。后来由于他掌握了较高的调音技术，人又干练，因此，一九二四年钢琴厂的资本家派他去越南河内亚佛琴行当了三年工程师兼经理。

一九二八年任光返回祖国。不久，进了上海法商百代唱片公司当音乐部主任，负责音乐节目录制等工作。

三十年代初，由于他结识了田汉等左翼文化人士，受到进步的影响，因而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最早的革命音乐组织:左翼剧联音乐小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歌曲研究会等。他与聂耳、张曙、吕骥等一起，探索着中国新兴音乐的创作道路，积极从事革命音乐的创作和传播。当时革命的音乐队伍力量薄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处境十分困难。在党及“左联”领导的帮助下，他和聂耳一起，争取和开拓了左翼电影音乐这一阵地。一九三三年初，他们同时为影片《母性之光》谱曲，聂耳写了插曲《开矿歌》，任光写了主题歌《母性之光》及插曲《南洋歌》等。

一九三四年，任光创作了《渔光曲》、《大地行军曲》、《燕燕歌》等一系列电影歌曲，其中《渔光曲》“哄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它为左翼电影歌曲的传播打开了局面。正象是“中国新音乐运动的一粒酵素。”任光的这些优秀作品和聂耳的《大路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一起开创了我国三十年代左翼革命音乐的先声，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响亮地发出了中国人民坚决要求反帝反封建的号角。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任光再度去法国。在巴黎，他同抗日爱国人士有过密切联系。他曾到中国共产党在巴黎的机构《救国时报》教唱《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等，鼓舞同志们的战斗精神。他还公开出面组织领导了巴黎华侨歌唱团，并正式公演为祖国难民募捐。

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任光同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起从法国回归祖国汉口，立即热情地投入了抗日的宣传活动。他以兴奋的心情创作了《高粱红了》(又名《青纱帐起》)，以生动、活泼的曲调反映了游击队员的战斗生活，表达了他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

一九三九年春，他转移到重庆。为了推动国统区的群众歌咏运动，他曾热情地向社会上介绍过法国巴黎民众歌咏活动，呼吁报纸经常刊登歌曲，为抗日战争服务。同年五月，他去新加坡，停留将近十个月。在那里，他很关心新加坡一带华侨青年的歌咏团体，如曾辅导过著名的“铜锣合唱团”，举办过“民众歌咏训练班”，培养了不少人才，使新加坡、马尼拉一带的华侨中响起了嘹亮的抗日救亡歌声，激起了无数侨胞的爱国热忱。

一九四○年春，任光从新加坡经昆明返回重庆。他为抗战影片《东亚之光》作了主题歌《游击队之女》(沈起予词)，又为田汉作词的《不害怕进行曲》谱曲，表达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由于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他就到重庆乡下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工作，组织了教师合唱团，排练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他自己写的歌剧《洪波曲》，也曾在那里排练了选段。

不久，任光又与一些文化人士随同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主任袁国屏等前往皖南地区。他们一行于七月底到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任光在钱俊瑞同志负责的战地文化处工作，这是为了开展对外宣传而新成立的机构。任光有时还到军部俱乐部教歌。在一次联欢会上，他曾演唱过自己创作的电影歌曲《王老五》，唱得十分真切、动人。因此战士们都喜欢叫他“王老五”。

一九四一年一月初，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数以千计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中华儿女，就这样牺牲在民族败类的屠刀之下。任光当时随部队坚持奋战了几昼夜，最后在冒着枪林弹雨突围时，不幸中弹，倒在叶挺将军身旁阵亡。就在他牺牲前夕，当新四军部队向敌人奋力还击的紧张时刻，叶挺军长向全军做战地动员报告后，任光还亲自教战士们高唱《新四军东进曲》(即《别了皖南》)，用歌声来鼓舞斗志。这首歌是任光的最后一个作品，它体现了作者革命到底的乐观主义精神。

(摘自1981年第1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插图: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