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南　沈绍镛

大家都知道，《可爱的中国》一书是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的，可是这本书的文稿是怎样从狱中送出来的呢?

那是1935年的事。方志敏同志被“押解”到南昌不久，监狱里新来了一位年轻的职员，此人姓高，杭州人，曾在绸缎店当学徒，因为商店倒闭而失业，经人介绍来南昌监狱充当下士文书。他初到南昌，由于听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宣传，如说方志敏这个“政治犯”是如何的凶相等等，他就怀着好奇心特意去牢房看望这个所谓“政治犯”。当他看到被关在木笼子里的方志敏根本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倒是一位非常慈爱、可亲的人，以后，他就常常到方志敏的牢房去看看。这个青年的出现，引起了方志敏同志的注意，有一次，方志敏同志写了一张纸条给这个青年，说，能不能借我一张旧报纸看看，青年答应了。之后，方志敏同志又叫他买稿纸，或打听点什么消息，他也一一照办。这样接触了几次以后，方志敏同志对这个青年慢慢有所了解，见他对“政治犯”有一定的同情心，就开始对他进行政治教育，从此，这个青年对方志敏同志也就更加尊敬了。到了这年夏天，方志敏同志利用敌人要他写自白书的笔墨和时间，已陆续写完了《清贫》、《可爱的中国》、《遗信》等文稿，当他得知自己的爱人和儿子也已被捕的消息，知道敌人对他下毒手的日子已经不远，他置生死于度外，想到的只是这些文稿如何能送出监狱去。他心想只要能把密信和文稿送到鲁迅那里，也就一定有送到党中央的希望。可是在岗哨林立的南昌监狱里，又怎么能送往上海呢?一天晚上，方志敏同志毅然决定和姓高的青年商量，提出要把文稿和密信送往上海的事。这位青年说有个未婚妻在杭州，是否叫她来探亲，托她把文稿送去。方志敏同志听了很高兴，又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他的意见。

这个青年的未婚妻姓程，当时才十九岁，在杭州一所私立小学教书，突然接到姓高青年的来信和路费，要她速去南昌，她不知道这是什么事，便背着父母，匆匆准备行装出发，根据信里所说的地址，找到南昌迎宾旅馆，然后叫茶房到刑营去找姓高的青年。姓高的青年来了，女的就问他:“你叫我来做什么?我们今后你是怎样打算的?”姓高的说:“我叫你来，就是为了今后要打开一条出路，现在我认识一个人，我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很同情我，愿意帮助我找出路。”女的问:“这个人是谁?”姓高的回答:“这个人叫方志敏，共产党的领导人，有才能，对我非常热情，如果他能出狱，跟他走，我和你就有办法了。现在他要办一件事，就是有几封信和一包东西要托你送到上海去，事情是秘密的，你看怎样?”女的虽然觉得这事很危险，但想到自己婚姻不自由，做人也没乐趣，不如孤注一掷，也就同意了。第二天姓高的青年便将一包文稿和密信交给她，告诉她如何去上海，如何注意保密，还对她说:“这是给宋庆龄、鲁迅、公朴的信，你按信上的地址去送就是。为安全起见，方志敏把你改名‘李贞，这二十元钱是他给你作路费的，要注意节约，事情紧迫，明天就离开南昌。”过了这一晚，这位化名“李贞”的姑娘便乘车去九江，后又转乘长江轮船，把这些文稿和密信带到了上海。她为了遮人耳目，先到当时德租界的宝隆医院，在一位当护士的朋友那里安排了住处，然后把几封密信分别送到目的地，又带着一包文稿和一封信来到一个书店找鲁迅。书店里一位三十来岁穿长衫的店员告诉她“鲁迅不在”，她问:“鲁迅到哪里去了?”店员回答“鲁迅你是找不到的。”“李贞”正在考虑怎么办，书店的人又问:“你找鲁迅有什么事?”她见这位店员态度诚恳，人也老实，就把信和纸包交给他，并告诉他这信和纸包是从南昌专程送来的，非常重要，一定要交给鲁迅，说完就走了。当她完成任务回到杭州不久，就从报纸上看到方志敏同志被敌人杀害了。事后证明，鲁迅确是收到了这些文稿和信件的，并且冒着生命的危险珍藏着它，直到1936年4月交给了当时由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往上海的冯雪峰同志。(摘自1980年第4期《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