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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的“守道”与“叛道”

1980-07-15张晓虎

读书 1980年12期
关键词:伦理道德孔子

张晓虎

最近翻阅清代学者汪中的代表作《述学》一书,虽然他也是个毕生致力于考证和治经的学者,但他的文章与思想的格调和那些株守考订的汉学家们迥然相异,尖锐透彻,令人钦仰。

汪中,字容甫(1744—1794年)。清乾隆时人。以文章秀美和解释经籍名噪儒林。一生“著书五本,数穷覆”,不求仕进,时人称他“才奇穷更奇”。旧时的学者只慕其文名,却不知在当时顶着“名教罪人”帽子的汪中,很有些惊人的议论,尤其是对历代封建帝王崇奉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孔孟之道,其批判的锋芒更加锐利。譬如,他对孔子关于“孝道”的说教有这样一段议论:“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为其为道也。若其非道,虽朝没而夕改可也。”一语破的,指出“父道”并不是凛然不可冒犯的圣物。改不改父之道,主要取决于父亲为道不为道。他还认为,如果父亲遵道行事,那么儿辈无改父道何必仅止三年,而是“终其身可也”。父亲无道呢,对不起,“朝没而夕改可也”。不宁惟是,就是双亲健在,也要“谕父母于道”,否则,不妨父在就反其道而行之,不必等待二老下世后再去决定“守道”还是“叛道”。对此,他证以雄辩的事实:大禹如果“无改父道”,不但水患难治,连脑袋也要象鲧一样搬家;蔡仲的父亲蔡叔度追随暴君商纣王恣意作恶,而蔡仲不但父在就叛道,并且参加了周武王翦除包括其父在内的一群凶顽的战斗,大义灭亲,受到赞扬;舜帝的父母和弟弟都是有名的刁悍傲慢之人,照孔子的说法,舜难道也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去做个孝子吗?这些掷地铿锵有声的议论,多么有力地戳穿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画皮,何道当守,何道该叛,昭然若揭。此外,汪中对宋朝的程朱之流为四书五经所作的传注也多有批判,指出他们是“意者不托之孔子则其道不尊”,不过是借孔子以营私。并且认为这些错误的“道”,直接反映了朝廷的弊政。这样一来,他要叛的道就不仅限于孔、孟等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是更深的触到了封建专制制度。另一方面,汪中在所读过的史书扉页上题过“极深研几,守死善道”的字样,那么他要追求的“道”是什么呢?他认为是要“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就是要摒弃无用之学,而从古人的经典中汲取于现时有用的东西。具体地说,是战国时的荀子、汉朝的贾谊、清初的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的“道”。简言之,汪中要叛的是孔、孟、程、朱逆历史而动的道(两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所阐扬的孔、孟之道无疑是要批判的,而孔丘其人及思想的评价则应具体分析),要守的是封建社会里进步思想家们的经世致用之道。这是何等大胆的否定和批判精神,在当时,简直是一种石破天惊的议论。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无论国柄操于谁手,屠刀和孔、孟之道总是形影不离、相得益彰的两件珍宝。屠刀以镇压“山中贼”,孔、孟之道以安抚“心中贼”,依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需要而交替突出使用。清代封建统治者也毫不例外地把孔、孟捧到无以复加的高度,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汪中所处的时代,正是考据之风弥漫文坛的时候。继清初因私修明史而罹难的“南浔史狱”之后,大案屡兴。因此一般知识分子慑于文字之祸而沉溺于经传之中,考证一字,繁称旁证,累数千言不能休。他们大多不敢过问政事,尤其害怕语及明末的事,更谈不上去议论定为至尊的孔、孟之道的短长了。而汪中的矛头所向,直捣封建伦理道德之祖,其议论洋洋洒洒,切中弊端,读后使人耳目一新。这种不迷信圣人之言、祖宗之法,坚持以事实衡量是非,敢于离经叛道,不惧枭首凌迟的大无畏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前辈的思想文化遗产,仍能给以有益的启示。

我想无论是真理、歪理或贴上真理标签的歪理,都不妨置诸实践的炉火中烧它一番,玉和石自然会分清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每做一件事,不能只去想在经典著作中能否说得通,更重要的是要看在实践中能否行得通。行不通者,经典有条款也不妨去之,绝不能因其是经典便非要坚持。行得通者,经典无记载也应该去做。这就是汪中给予我们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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