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中译本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在上海出版的。当时，胡愈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采取群众自己组织出版、发行的办法，用“复社”名义出版了这一著作。出版以后，流传极广，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丰功伟绩，起了重要的作用。最近胡愈之同志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向三联书店同志作了介绍。这里发表的是由三联书店同志整理的谈话记录，曾经胡愈之同志审阅。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前后，上海成为前线。上海人民抗日情绪很热烈，很多外国记者来到上海采访抗日消息。国民党反动政府当时被迫抗日，在上海搞了个文化界救亡协会，由潘公展主持。为了装点门面，也请我们的同志参加。在这以前，抗日救亡是被禁止的。现在国民党不得不抗日了，要想欺骗群众，就成立救亡协会。救亡协会与救国会名称差不多，一般群众不易识别。而实际上救国会的沈老等人当时还在狱中。这个救亡协会成立不到二个月，十月间，国民党军队从淞沪撤退，也就无形解散了。但是由中共和救国会人士所组成的地下抗日团体依然存在。

救亡协会成立后，我们决定参加进去。他们不让我们搞国内宣传，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救亡协会下面成立一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对外国记者发布消息，由我们掌握。我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每天下午三时，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召开茶话会，招待外国记者。上海的中国报纸的总编辑也参加。会上我们请国民党部队的代表来报告战讯，公布消息。当然，他们都是吹牛，没有什么真实的报道，外国记者也不感兴趣。那么我们怎么做工作呢？我们把从当时秘密的中共临时办事处(即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那里得到及听到的军事消息，编成文稿，立即译为英文，印成单张。等到国民党部队的代表一讲完，就把这材料分送给记者，他们非常欢迎。通过这办法，我认识了很多外国记者。

我同斯诺也就是这么认识的。当时斯诺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由于北京沦陷，他来上海当记者，替英美报刊写稿。我知道他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就常去看他。他对我说去过陕北，还给我看过许多照片。有一天他说，刚得到英国航空寄来他的一本著作的样本。外国出版社有规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样书送给作者审查，所以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就向他借阅。他答应了，但说我也只有一本，看完还我。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英文原本。

我回家读了这本书，发现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但我不知道斯诺这个人的底细，说的是否可靠，就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刘少文同志了解。刘少文同志是从陕北来的。他说，有这回事，斯诺确实到了陕北，毛主席亲自接待他，谈了很长时间。毛主席有个把月时间每天找斯诺谈，谈完后，斯诺把英文记录整理出来，再由人译成中文送毛主席改定。刘说，斯诺这人可以相信，对我们确是朋友态度，这本书也是可以译的。于是我决心组织力量把它翻译出版。

当时上海租界号称“中立”，各种具有革命或抗日倾向的书都不能出。大出版社都已迁往内地，抗日团体已转入地下。因此，出书很困难。当时，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了一个“星二座谈会”，每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讨论研究抗日宣传问题。我在这个会上提出了出这本书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就由参加座谈的同志分别承译。我们当时都认识到，翻译这本书很重要，因为自从我们党长征以后，一般群众已不大知道党的情况，国民党又拚命造谣。通过斯诺的著作把真实情况报道出去，作用是极大的。

翻译问题解决了，怎么出版呢？决心发动群众自己来搞。大体算了一下，估计出版后定价一元。就征求预订，先交订款一元。一下子就征得了一千本订金，用这款买纸。排印问题是这么解决的：当时商务印书馆内迁了，印刷厂还有的没搬走，工人失业了，他们中间有人同我熟，找我要事做。我就请他们印这本书，工人很高兴。我们没钱，工资只好等出书以后付。工人同志真是热情，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开始翻译，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出书，前后也不过一个月时间。这说明译者和排印工人都是了解出版这本书的意义的。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遇到难处理的地方，常常去问斯诺，得到他的帮助。他还给中译本写了序，提供了照片，有些是英文本原来所没有的。书中还有一些译名，是请刘少文同志帮助解决的。

这本书是通过群众直接出版的，但对外总也得要一个出版名义。我临时想了一个“复社”的名义。在书上没印“复社”的地址，实际上它就在我家里。书的发行，也是群众自己办理：先发售购书券，然后凭券取书。这本书初版出后很快销掉，接着再版、二版、三版……，受到意外的欢迎。但它们都没在书店里出售，而是群众自己组织印发的。我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本书中译本前言中说过：“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这种由读者自己组织出版的事业，是一种冒险的却是成功的试验。”

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西行漫记》书名的来历。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天空上的红星》，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为什么要叫《西行漫记》？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以后，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只有一本书：范长江同志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同志当时是《大公报》记者，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西北，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后来集印为这本书，限于当时条件，不能写得很明显，但是已经很受欢迎了。从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西行漫记》这书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连想到我们党。

《西行漫记》出版后不久，一九三八年五月我离开上海去汉口，主要是为了筹集经费准备出版鲁迅全集。但是由于郭老要我参加第三厅的工作一直没回去。我在外面看到《西行漫记》影响很大。香港的出版商翻印了许多，远销南洋，对于华侨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可以说，它的中译本在旧中国起了比英文本更大的作用。

斯诺原来是个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同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帮助分不开。毛主席对斯诺做了大量工作，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改变过来，他才能写出这本书。要不然，就是写了也不能写得这么动人。